材料一   印度独立后追求民族自主性，成为一个市场封闭的国家，片面强调重工业的战略引发粮食危机、财政赤字居高不下以及经济结构失衡等问题。他们认为，其经济困难和危机的症结就在于国家干预过多，国有成分太高。因此，1980年以后逐渐实行经济自由化，对原有的混合经济体制进行大幅度改革，具体包括：扩充私营企业的经营领域，放松对垄断财团的控制；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实行部分国营企业的私有化；减少财政开支，精简政府机构，改革税收体制，降低财政赤字；改善投资环境，大力吸引外资；降低关税税率，对出口加工区和出口企业给予特殊优惠等。这些改革推动了印度经济发展，但印度缺乏有力、稳定的中央政府，政治领袖们一直没能克服党派利益的局限性，政治的不稳定影响了经济改革进程。

——摘编自孙培钧、华碧云《印度的经济改革：成就、问题与展望》

材料二   表1   1980—1999年中国与印度GDP年均增长率比较

表2   1999年中国与印度主要经济指标对比

——摘编自小岛真《印度经济改革的成果与课题——与中国之比较》

材料一   在古代，人们都叫埃及人“吃面包的人”。面包不仅仅是埃及人的主食，还是观念层面的衡量标准和计量单位。“面包个数”象征着财富，全国遍布的烤炉实质上等同于铸币厂。烤炉里烘烤的面包，最终变成了现实世界中的货币。埃及人还在墓室的墙壁上绘制了许多不同形状的面包，有的像墨西哥农民的草编帽，有的像小金字塔，甚至还能看到神牛、哈托尔女神、丰饶女神的形象。

——摘编自（德）H.E.雅各布《了不起的面包》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前，面包生产一直由中世纪的手工技术主导，费时费力。商家在制作面包时或混入明矶作为增白剂，或为了增加面包重量在原料中混入土豆，或干脆缺斤少两。为了应对以上问题，发明家约翰•道格利希在19世纪50年代发明了全自动轻盈面包机，创办了轻盈面包公司，生产成品纯净、大小一致、无需发酵的轻盈面包，成为近代英国面包工业化生产的关键尝试，也是科学家探索无酵母胀发手段的重要成果。

——摘编自朱联璧《19世纪中后期英国面包生产的工业化尝试》

材料三   1937年，麦当劳兄弟在加利福尼亚经营了一家汽车餐厅。1943年，他们转向主要销售用两片面包做成的汉堡包，并对经营方式进行了重大改革，采用自助式用餐，使用纸质餐具，并提供快速服务。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大获成功。接着，麦当劳兄弟又开始建立连锁店，并亲自设计了金拱门的招牌。到20世纪80年代初，麦当劳已在全球33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6000多家分店。仅1985年一年就发展海外分店597家，平均每15小时就开一家分店。

——摘编自马若寒《克罗克和他的麦当劳餐饮帝国》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是作为“上帝的使者”兼“文化大使”的耶稣会士，直接在中西双方架设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就来华的耶稣会士而言，当他们面对地域广阔，物产丰富，国家统一，经济与军事实力相对较强大的东方大国，而明智地认识到，唯有遵循“恪守中国的法度”礼俗，方能有在华立足安身的机遇。大量西书的传入，使得明末清初出现译书热潮，这些译著是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吸纳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源泉。与此同时，耶稣会士也把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输入欧洲，儒家思想在欧洲广为流传，对当时法国启蒙运动影响极为深刻。入清以后，清帝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组织者和参与者，为维护“华夏中心”的传统观念和“天朝上国”的地位，清廷竭力推崇明末以来逐渐形成的“西学中源”观念。1837年后，为清廷效力的传教士遂告绝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遂归于漫长的沉寂。

—摘编自马骏骐《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特质》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曾经派遣使团来到中国，以期达到通商的目的，而乾隆皇帝却拒绝了这一使团有关开商埠减课税的要求，理由是天朝物产丰盛，没有与他国通商的需要。回顾两者的社会背景，英国此时是完成了工业革命的资本主义社会，而中国仍然留在封建社会不发达的经济形态中。英国屡次派遣使团来华的过程中，都在觐见皇帝之时发生冲突，即三跪九叩之礼。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清廷中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觉醒，开始了解、接受西方文化，更全面地关注到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地理历史、科学技术、经济贸易等。这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的冲击力，并使中国传统文化开始转型。

—摘编自赵君尧《鸦片战争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

材料一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尚俭去奢”观念进行了猛烈批判，积极构建“崇奢黜俭”消费观。梁启超认为“尚俭”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谭嗣同指出：奢伦本非天生地就，而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伦理教条。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对亚当·斯密的“财无滞者，尽家之财皆有息利，尽已之有皆以养工……一国之获利亦阅（大）矣”表示了认同。他认为，“尚俭”容易造成人们只重“节流”、不重“开源”的思维定势，“崇奢”才能促使财富流动，或是通过交换进入市场，或是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避免财产壅积和因财富不均引起的混乱。他主张将资金投放于新式企业的创办，实现财富增殖，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黄娟《“崇奢黜俭”思想与近代消费观的重构》

材料二   随着17世纪末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过去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进入中等阶层的消费清单，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现象，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取代了“贫穷效用”理论，逐步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生活舒适和便利同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能够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促进。曼德维尔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直截了当地挑战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限，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

这场大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奢侈品的认识，大家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而是从商业经济角度出发，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也使进口商和制造商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材料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旧社会伦理道德的心理惯性依然存在，思想上和心理上的弊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阻碍因素。但是，受五四运动前后急剧动荡社会现实的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发生了重大变化，主流社会心理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助推因素。

——改编自《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社会心理分析及其启示》

材料二   纵观整个抗战时期，国人对战争前途走向的认知，既非从始至终都存有必胜信念，也非一直悲观失望，而是随战争形势起落，几经变化。1938年10月后受战争形势影响，悲观情绪不断滋长，抗战必胜的信心与此前相比明显下降。……1943年2月5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令）我们愉快的是百年的锁链已开始解除，我们更能挺起胸，昂起头，以更充沛的精神抗战到底。”

——改编自《抗日战争转机与社会心理变化》

材料一   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后的两汉时期。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与畅通，不仅对促进古代中国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作为中国同中亚、西亚以及欧、非地区各国商业联系和友好往来的交通要津，载誉于世界文明史册。

——摘编自郭洪纪孙立霞《再说“重开丝绸之路”》

材料二   安史之乱以后，西北边防空虚，吐蕃、回鹘等少数民族趁机侵占西域土地，丝绸之路沿线混战连连，唐朝因国力衰退，更无力夺回对西域的控制权，路上丝绸之路严重受阻。而日本等国不断派遣唐使，开辟海上新线路，中国商人往来于东海航路，在此背景之下，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发达。

——摘编自周得京《中国丝绸之路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