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清末‘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摘编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有关科举制度被废除的观点。（要求：可对观点进行评析，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材料 苏联的瓦解、东欧国家的剧变、南欧的政治发展，表明“普遍史”存在。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所有的社会渐渐趋向一致。人类社会渐渐趋向“均质化”,所有追求经济现代化的国家均越来越相似，如建立中央政府、追求国家统一、推动都市化、建立合理的经济制度、推广公民教育、形成大众消费文化等。西方式民主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西方式民主体制可能形成“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和“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这就是“历史的终结”,因为不再会有更新的形态出现。
——摘编自[美]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结合所学世界近现代史的有关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材料一 中国粮食储备制度最早出现在2000多年前。古代时期的粮食储备分为官办储备和民办储备两种奖型，政府对粮食储备实行专管，由中央财政直接控制。具体来讲，历代政府对不同类型的仓储采取不同的管理形式，实行分仓储备、分仓管理、分仓核算方法。封建政府还制定了比较严密的管理条规和制度，如西汉的粮食会计簿册和秦代的仓律等。另外，还建立了仓储保管者贵任制度，设立了审计机制和账实核查机制，并且不断加大监管力度，使所有环节都能按制度进行。
——摘编自姚荣《中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及启示》
材料二 1933年10月，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南昌举行粮食会议，制定兴办仓储计划，对原有“仓储管理规则”进行了修改与补充。在仓储种类上，将仓储分为国立储备仓、省立储备仓、县仓、区仓。国立储备仓由中央设立，省立储备仓由省设立，省以下各仓，乡仓、镇仓必须普遍设立，县仓、市仓根据地方情形分别设立。至此，已基本确立了现代粮食三级储备的雏形。1935年5月，实业部制定《农仓业法》及其施行细则，鼓励金融机关经营农业仓库，规定农民银行必须在各县设立农业仓库。之后，这一新式仓储制度的推广得到了各省及各银行的响应，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新华银行、金城银行等均在各地分别设立了农业仓库。
——摘编自任新平《近代中国粮食储备制度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粮食储备制度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指出南京国民党政府粮食储备制度建设的主要举措，并进行简要评析。
北方水城
材料 （开封）有惠民、金水、五丈、汴水等四渠，派引脉分，咸会天邑，舳舻相接，赡给公私。所以无匮乏，唯汴水横亘中国，首承大河，漕引江、湖，利尽南海，半天下之财赋，并山泽之百货，悉由此路而进。……国家漕运，以河渠为主。……今仰食于官廪者，不惟三军，至于京师士庶以亿万计，太半待饱于军稍之余，故国家于漕事至急至重。……靖康而后，汴河上流为盗所决者数处，决口有至百步者，塞久不合，干涸月余，纲运不通，南京（今河南商丘）及京师皆乏粮。责都水使者措置，凡二十余日而水复旧，纲运沓来，两京粮始足。
——《宋史》
结合所学知识，多角度评析宋代以开封为中心的水道交通。材料一 在古人心目中、“礼”是“准则法”，是法律规范的根本原则或灵魂，法律应该符合道德。法律与道德在运用过程中的相互关系问题，主要是指当法律和道德发生冲突时的取舍问题：是严守法律而违逆道德，还是严依道德而修正法律？自汉唐始便以法律的让步来解决，屈法律而全道德，使体现宗法伦理关系的“礼”基本上法律化了。法律规范同时要执行道德的职能，法律公然规定了“亲亲得相首匿”的制度，公然破坏了自己的尊严而开方便之门。
——摘编自许世英等《中国古代法制中的法律与道德》
材料二 西方国家的开庭富有浓厚的宗教仪式的色彩。法官高居法庭正中，身着黑色法官袍，头戴披肩的假发，宛如教堂壁画里传教布道的上帝。法庭的布置、严格的出场顺序、尊敬的辞令、手按《圣经》念出发自肺腑的誓言，这些像宗教仪式一样被戏剧化了的法律的各种仪式会唤起人们对法律的忠诚本质。在西方法律制度中，正如在西方宗教制度中一样，衍续的历史意识相对较强，以致剧变也被有意识地解释成为保存和贯彻传自过去的观念、原则所必须的。法律评判是非曲直的标准是已经被权威者载入成文法的各项条款，或是前任法官在类似的情况下所作的判决，以及其他的权威渊源。《摩西十诚》中的要尊敬父母，禁止杀人、通奸、偷窈、作伪证和欺诈等戒条成为建立各个法律部门的基础。这是法律的宗教性的重要体现。
——摘编自张冉《试论宗教对西方法律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法制的特点，并简要评析这种法制理论和实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宗教伦理对西方法律的影响，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在每一个历史时段．世界上总有某些地区因其有更多的人口、更具影响力、更具塑造世界的力量而比其他地区更为突出。在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中，中国相对占据了更多的优势，这并不是出于认同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中国在过去很长时间里影响全球的创举的确极其丰富。
西方人总是从中国学到许多，而不是中国人从西方学到许多。直到18世纪，西方的劣势才开始逆转。
——摘编自[美]菲利普·费尔南德兹—阿迈斯托《世界：一部历史》
从材料（整体或局部）中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对该观点进行评析。（要求：明确写出所提取的观点，评析须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 早在二战期间，苏联和美国就制订了严厉的战后对德索赔计划。为了改善德国的国际形象和重返西方世界，阿登纳总理决心将战争赔偿上升为一种外交手段，变被动赔偿为主动赔偿，通过赔偿实现“赎罪外交”。1952年，联邦德国和以色列签订《卢森堡条约》,开创了一种“战败国自愿赔偿战争受害者”的全新战争赔偿模式。
两德统一后，德国社民党和绿党不断在联邦议院发起议案，敦促政府对工业界施加影响，赔偿“被遗忘的受害者”——二战期间强制劳工等非犹太受害者。2001—2007年，德国政企共建的“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向166.5万名二战强制劳工及其遗属支付了44亿欧元赔偿。
《雅尔塔协定》规定，德国必须以实物偿付它在战争中给盟国造成的损失，随后确定了战争赔偿的实物种类。自20世纪50年代《联邦赔偿法》发布之后，赔偿转入了更加便捷高效的“货币赔偿”轨道。截至2020年12月31日，德国政府已向二战战争受害者支付赔偿金共计790亿欧元。
——摘编自孙文沛《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概括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的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演变的影响。
材料 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条约中的巨额赔款即庚子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908年美国率先决定退还部分本国获得的庚子赔款，并指定将其用于中国的教育事业。此举一出，列强纷纷效仿。
1909年美国开始退还中国部分庚子赔款，受到国内外舆论界的广泛关注。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明我不索不义之财于中国也，彼凉血忍心之国，固欲以重偿牵倒，久为我国民所反对，此举与我国光明正大的宗旨符合也。”其他各类美国报刊多是类似的评价，还有人说，“美国自动减收赔款，态度之伟大，非言语所能形容，此种态度，代表一股亲密的友谊，并非出于突然……由爱与真理的滋润生长而成”。
《泰晤士报》报道：“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在亚东协会演说，略谓中国政府对于美国仁惠之举动极感谢，即全国人民亦罔不感动者。”汪康年说：“近来美国以退还赔款，大得感情于我国。……我朝廷感之，我社会感之。我学界、商界中人且舍近年工约之意见而感之，一似美之此举，义声直震天地矣。”曹锟曾致电美国总统，对美国第二次退还庚款表示感谢。
美国在退还庚款的谈判中企图用先虚报损失再按比例消减赔款的方法来控制赔款总额，德国公使讥讽美国这一做法是伪君子的作风。
此时，国内民间部分人士认为：“庚款者，列强对于清季拳祸之过量惩罚也，一域肇事，而全国受罚，清室既亡，而赔款依旧，揆诸正义，岂可谓平。况非赔款主义乃最近国际法上之重要原则。我国于一九一七年参战，为协约国所邀请实大有助于最后之胜利，所谓庚款，在法理上事实上均应根本取消。”全国教育联合会发表宣言希望各国将不公正不合理的庚款退还中国。
——摘编自仪修斌《民初“退还庚款”事件国内舆论研究》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清末民初“退还庚款”事件引发的舆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刘祚昌先生）对高校世界近代史教材的内容和编写方法做了实质性的改进，使以往干巴巴的世界史变成了生动活泼、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活生生的历史。其概要如下：
教材编写方法 | 教材的内容 |
| 采取了整体史学的宏观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站在全人类的大视角，对世界历史进行纵横交错的宏观把握。 | 改变了以往世界史只注重政治、经济史的做法，增加了社会史的内容。 |
| 加强了对近代西方政治、经济、思想和社会思潮的研究力度。 | |
| 重视对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的研究。 | |
| 重视历史人物的研究等。 |
——摘编自陈海宏、吴倩《刘祚昌先生的世界史研究》
请对刘祚昌先生关于世界近代史教材编写的观点进行评析。（说明：可以在“教材编写方法”或“教材的内容”中任选角度，也可以从材料的整体角度出发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海权观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海权观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