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的“中国”一词的最早的文献记载:
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
——《尚书》
(译文:皇天将中国(天子所在的都城及附近地区)的土地与人民交给周武王治理。)
已知的“中国”一词的最早的文献记载:
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兹乂民。
——“何尊”底铸铭文
(译文:周武王攻克了大国商的王都以后,就举行了一个庄严的仪式报告上天;“我已经据有中国,自己统治了这些百姓。”)
封建自周公始,封建制度最大之功用有二:一日同化,一日分化。所谓分化者,概将同一的精神及组织,分布于各地,使各因其环境以尽量的自由发展。所谓同化者,概将许多异质的低度文化,醇化于一高度文化总体之中,以形成大民族意识。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
(1)《尚书》与“何尊”分别属于几手史料,并说明其史料价值。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封建制度”是什么制度,并简析此制度的作用。
材料一 下图是《姑苏万年桥图》,是由神户市立博物馆收藏。这幅画上方有一首颂诗,占据了很大的面积,落款为“庚申冬十一月”,庚申年为乾隆五年。这幅图最大的亮点是写实,画面从胥门内逾越城墙向万年桥对岸,到对岸即止。近景看似为胥门里临内城河岸的街市、人家,实则主画面指向一架通东西的万年桥。崭新的桥面上有园林式的铺地,桥上有官员视察,而且不是一位官员,前呼后拥,有随从打着伞,有随从擎着芭蕉叶的大扇。官员有的在桥面,有的在台阶上,有的在桥下,有的则正在作迎接状,侍从者或带刀,或拉棍,或拎着鞭子。整个画面由近及远向外推展,能够清晰地看到四个层次,从墙上的文字也可以看出它们的分布区域。在临河建筑的对面,则是一排品种丰富的店面,店号名称一览无余。自北向南,依次有酒店、卦摊、杂货店、中药铺、烟店、布店、酒馆等,一直延续到胥门。在此有必要提及,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到了康乾时代,也就是被认为的全盛时期,一定是受到了西方美术的影响,大量出现运用远近透视、光影明暗等技法绘刻的作品,它们以装饰用途为主,开张较大,题材新颖。苏州版画受到西方绘画特点影响后,能全面表现出物体的立体感,更加写实逼真,栩栩如生,让初见的国人感到新奇、惊异,甚至震撼。由此这类新品成为潮流,一些画店直接在画作上注明“仿泰西笔法”。
——整编自杜洋《姑苏版画古风东游记略》
(1)从材料一中提取三条历史信息,分别说明其对于研究清代历史发展状况有哪些史料价值。
材料二 大抵一社会之进化,必与他社会相接触,吸收其文明而与己之固有文明相调和,于是新文明乃出焉。
——梁启超《初归国演说辞》
(2)根据材料二,概括梁启超关于文明发展的观点。并结合所学中外历史知识证明该观点。(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中外历史各举一例)
A.远离政治核心区,史料价值有限 | B.大多为抄录,主观删减色彩浓厚 |
C.为二手史料,可多角度研究秦朝 | D.可弥补原有秦令研究材料的不足 |
材料一
北魏的王室、北周的贵族都对莫高窟的建造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更不必说隋代、初唐、盛唐时,敦煌一带的官府和民众,一起把明丽的时尚融入莫高窟的欢快景象了。连安史之乱以后占领敦煌的吐蕃势力,以及驱逐吐蕃势力的张仪潮军队,本是势不两立的敌人,却也都参与修护莫高窟。五代十国时期的曹氏政权对莫高窟贡献很大,到宋代,先后占领这一带的西夏政权和蒙古政权,也没有对莫高窟造成破坏,这实在是奇迹了。莫高窟到元代开始衰落,主要是由于蒙古军队打通了欧亚商贸路线,丝绸之路的作用减弱,敦煌变得冷清了。
——余秋雨《山河之书·莫高窟》
材料二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段文杰、欧阳琳、孙儒侧、史苇湘等一批前辈专家,满怀对敦煌艺术的向往来到莫高窟。伴着大漠戈壁,土屋油灯,在这里扎下根来,开创了敦煌石窟保护、临摹和研究的基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李其琼、李贞伯、万庚育、李云鹤、关友惠、刘玉权、贺世哲、施萍婷、李永宁、孙修身、樊锦诗等一批专家学者响应祖国号召,从四面八方来到莫高窟。与常书鸿、段文杰等先生一样,他们来到莫高窟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漫漫黄沙,掩不住他们探索敦煌石窟的热情;大泉苦水,冲不走他们保护敦煌石窟的决心。他们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忍受着和家人分居两地,子女无法接受正常教育的痛苦,默默无闻地守护着祖国的文化宝库。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受到极不公正的微博待遇,仍无怨无悔、不离不弃。他们被称为“打不走的莫高窟人”。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为敦煌研究院带来全新气象。进入21世纪,社会发展,经济繁荣,仍有莘莘学子,投身敦煌,淡泊明志,弦歌不辗,将前辈开创的事业发扬光大。长期以来,无论在敦煌研究院内部,还是社会各界都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在以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为代表的几代莫高窟人身上积淀和凝结了一种代代相传的可贵的精神。2014年,敦煌研究院樊锦诗院长在"敦煌研究院成立70周年座谈会"上将这种精神明确命名为“莫高精神”。
——敦煌研究院
材料三 我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讲过:“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敦煌作为中国通向西域的重要门户,古代中国文明同来自古印度、古希腊、古波斯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思想、宗教、艺术、文化在这里汇聚交融。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粹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新华网《习近平: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两类材料的史料类型。简要分析它们在敦煌学研究中的史学价值。
(2)根据材料二,概括“莫高精神”的时代内涵。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敦煌文化保护研究工作的意义。
A.北魏墓志出现攀附华夏祖先现象 | B.北魏宗室家族皆兴起于河南洛阳 |
C.北魏丧葬制度保持少数民族特色 | D.墓志铭的内容空虚毫无史料价值 |
A.考古发现决定了历史研究水平 | B.借助考古发现可以不断探知历史真相 |
C.文献的史料价值低于出土文物 | D.简牍文物是研究秦汉史的唯一突破口 |
A.疆土辽阔、人口众多 | B.律法严苛、文化统一 |
C.政治清明、经济繁荣 | D.国家一统、皇帝集权 |
①“贞观之治”是虚假的 ②《旧唐书》和《新唐书》并不可靠
③君主专制的强化 ④史料辨别考证尤为重要
A.②④ | B.③④ | C.②③④ | D.①②③④ |
《宋书·周朗列传》 | “今天子以炎、轩之德,冢辅以姬、吕之贤……”。 |
《南齐书·百官志》 | “建官设职,兴自炎、昊,方乎隆周之册,表乎盛汉之书。” |
《北史·魏本纪》 | “魏之先出自黄帝轩辕氏。” |
《周书·文帝纪》 | “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子孙遁居朔野。” |
A.炎黄血统决定了君位的合法性 | B.炎黄的始祖地位得以确立 |
C.奠定隋唐统一的文化心理基础 | D.民族凝聚力源自祖先崇拜 |
材料一 中世纪中期以来,在商业化影响和黑死病冲击下,英国以教俗贵族和劳动者为代表的传统等级发生显著分化,以乡绅和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新兴阶层异军突起,社会结构处于新旧交替之中。传统贵族铺张浪费和新兴阶层模仿攀比更高阶层,形成了过度消费问题。过度消费造成有限资源大量消耗,物价上涨,消费者负担加重,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再生产的正常进行。奢靡之风盛行,等级界限模糊不清,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鉴于此,英国议会颁布了11部禁奢法令,以强制规范城乡居民的饮食和服饰等生活消费标准,全社会初步养成了理性消费的风气。
——摘编自徐浩《14—16世纪英国社会的过度消费问题与禁奢法令的实施》
材料二 宗教改革从精神层面潜移默化地影响了瑞士人的思想观念,使瑞士较早地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乃至孕育了瑞士人执着的工匠精神,为钟表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因素。新教的出现推动了“合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加尔文的神学明确了人间的国和天上的国的区别,从而为追逐利润的商人和放债者的冒险活动正了名。加尔文赋予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以宗教价值,新教徒一方面聚敛财富,一方面又推崇禁欲主义,为资本主义初期的原始积累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迎合了当时瑞士新兴资产阶级追逐财富的要求,为瑞士新教同封建王权的斗争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和瑞士两国民众思想观念转变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和瑞士两国民众思想观念转变的不同原因,简析其共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