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从我国历史发展看，早在二千多年前，孔孟就主张增殖人口、重视人口品质。《周礼•秋官》记载：“司命掌登万民之数，自生齿以后，皆书于版……献其数于王。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提倡早婚。商鞅提出了“制工分民之律”的思想，注意人口管理。西汉时期的著名思想家晁错主张，要使百姓乐迁，必须在经济上、政治上给以优厚待遇。东汉末年的徐干提出了“民数周为国之本”，指出搞好人口调查是国家制订政治、经济政策的基础。唐代杜佑的《通典》之“户口人口论”认为，人口多少与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到了宋朝，南方户口日益繁盛，苏轼主张将人口从稠密地区移向稀疏地区。

——摘编自崔乃琪，陶器《浅论中国古代人口思想之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法国人口增长表

法国在历史上一直是欧洲的人口大国，16世纪人口已是欧洲第一位，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一直名列前茅，法国人口过剩在16世纪就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法国还是农业为主的国家，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强制规定，所有子女必须平分上一代的遗产，使得法国农民开始限制生育，因为他们不愿自己的土地被分得过于破碎。……19世纪法国城市小资产阶级将精力、金钱主要用于自己与子女的教育上，他们渴望更高层次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愿养育更多的子女。法国也不曾出现过可与其他国家相比的农业革命，也未出现过工业的急剧增长，工农业均呈现缓慢、渐进发展的趋势。

——摘编自宋严萍《十九世纪法国人口的缓慢增长及原因》

材料三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因此，深入探讨人口负增长背景下的中国未来人口发展战略，并在落实生育支持、应对人口老龄化、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等方面综合发力，切实将人口规模巨大转化为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强劲动力，已经成为党和政府以及学术界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

——摘编自王军《人口负增长背景下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及其人口发展战略》

材料一   中医诞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时期中医理论已基本形成。中医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结合“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及辨证论治，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扁鹊确立“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黄帝内经》形成了中医药理论体系框架。东汉末年，华佗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形成《千金方》，被人尊为“药王”。唐朝成为东亚医药的中心。宋朝有记载的名医多达数十位，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著作，民族医学奋起为中国传统医学注入了新活力。明朝时中国早于西方发明了预防天花的种痘技术，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在世界上首次对药用植物进行了科学分类。清朝时中医已形成了一个系统的辨证体系。日本医学、韩国韩医学、朝鲜高丽医学、越南东医学等都是以中医为基础发展起来的。

——摘编自李经纬《中国医学通史》等

材料二   在近代西方医学的冲击之下，开始出现对中医理论体系的质疑。1929年，国民政府一度通过了“废止中医案”。近年来，“中医热”不断掀起风潮，屠呦呦借助中医古籍，发明“青蒿素”，拯救了全球数百万人的性命，摘得诺贝尔奖。2018年，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医纳入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医学纲要。目前，中医药已经传播到183个国家和地区，有力地推动中医学的国际传播。

——摘编自韩霁《中医药独特价值得到世界认可》等

材料一   康熙十年（1671年），川湖总督蔡毓荣提出将原定的招民700名升官改为300名即升，又将起科年限由三年延长到五年，并宣布各省贫民携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大规模的移民入川由此而展开，后又准许移民入籍子弟参加科举。湖广移民捷足先登，首先占据距离长江最近的地点进行垦殖，后来的其他省移民遂逐渐向长江腹地进发。雍正五年，川陕总督以湖广、江西等省逃荒者携家入川者多，奏请安插，却受到申斥。朝廷认为这些流民“良奸莫辨”，规定“四川州县将入川人户逐一稽查姓名、籍贯”。乾隆中期以后，大批汉族流民进入四川的边缘山区。嘉庆二十五年，四川人口达到了2000万，已是明代末年人口峰值的4倍，很多州县已“无荒可垦”。至道光初年，迁入陕南的四川移民及其后裔已经达到了60万人之多，同时迁入云南、贵州的川人也不在少数。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移民史》

材料二   根据长江水利委员会1991年底全面调查统计，水库淹没涉及湖北省、重庆市共20个县（市、区），116个集镇、人口113万、工矿企业1599家、1000余处文物古迹。据有关部门提供的资料，库区实际可供移民使用的可垦荒地仅有七万亩。安置移民必须从库区实际情况出发，宜农则农，宜工则工，宜商则商，在二、三产业中寻求移民安置的出路。对淹没的企业进行搬迁补偿并考虑技术改造和结构调整的要求，同时国家批准三峡库区为“三峡经济开放区”，享受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某些特殊政策。移民安置中，应充分考虑为移民生产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提供必要保障，并且明确地将致富奔小康作为移民安置的目标。城镇迁建的难度大、周期长，因而城镇搬迁先行，特别是基础设施先搞，有助于及早发挥新城的经济功能。

——摘编自《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三峡工程四川库区移民安置与经济社会发展意见的通知》等

材料一：中国自夏朝以来,就有了庠、序、校和学等教育机关。“学在官府”，只有奴隶主子弟能入学校学习，而劳动人民子弟只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跟长辈学习一些为人之道和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但到了孔子的时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在下移，这就为私人办学提供了机会。孔子在创办私学的职业生涯中，其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

——据《中国古代教育史》

材料二：古代儿童启蒙读本有这样的内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据《中国古代教育研究》

材料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是我国古代教育的真实写照。这一情况在19世纪60年代因新式学堂的出现有所改观，当时的学校开设有外语翻译、轮船驾驶、天文、测算、行军布阵等课程，特别是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奏定学堂章程》更是规定了学校教育中几何代数、植物动物、理化、法制理财、体操等课程的课时，在中学堂180个课时中，读经讲经以45课时居于榜首。

——据《中国近代教育史》

材料四：恢复高考以来高校招生统计图表

材料一   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快速成长，开始形成较为完整的区域体系。广泛兴起的各种集市将市场活动扩散到农村各个角落，将农民零散的交易活动纳入到一定地域范围的商品流通网络之中，由此发挥出初级市场的作用。镇市则属于更为成熟的市场形式，不仅商品流通规模大，辐射范围广，而且与城市市场和跨地区市场联系密切，因而具有中心市场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江南农村多层次的商品流通日趋活跃，跨地区的市场联系不断加强，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商品生产的地域分工格局。小农经济也发生相应变化，农村家庭的消费和生产活动逐渐呈现出由传统的自给自足模式向市场供给和商品化生产转变的趋向。但此时期江南农村市场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总体上仍相当有限，且明显受人口增长压力和朝廷赋税货币化政策的影响，某些方面甚至可以说是畸形的繁荣。

——摘编自陈国灿、吴锡标《南宋时期江南农村市场与商品经济》

材料二   棉业牵一发而动全身，是具有前后联进效应的产业，价廉机纱的进口和民族棉纺业的发展使土布业手纺纱的使用被机纱所取代，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的瓶颈得以解决，织布区出现了商人放纱收布的雇佣劳动组织形式，并推动了手工织布工场的发展。民族棉纺织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植棉业的科学种植，政府和社会努力改良棉种，改善棉质，增加产量，至20世纪20年代末外棉进口减少明显，纱厂用棉的自给率提高，也增加了农家经济收入，繁荣农村经济。棉业的前后联进不仅关乎棉业经济本身，与农业、工商业、机械、金融、交通运输等业皆密切相关。近代海外贸易中乡镇棉业民营经济的演进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中国经济虽历经劫难，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但是在竞争压力下通过技术改进和结构重组，仍在不断向前发展和进步。

——摘编自于新娟《海外贸易与近代江南乡镇民营经济的发展——以棉业为例》

材料三   当前中国农村已经进入加快转型和全面转型的新阶段，也就是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城乡发展一体化的过程，面临八大严峻挑战。首当其冲的就是高成本严重损害农业竞争力。高生产成本推高了粮食价格、降低了农业经营收益，损害了农业竞争力。此外，农业机械化亟待转型升级、农民增收的压力不断增加、农村资源资产浪费严重、农村生态环境亟待改善、乡村治理模式仍需创新等问题也给农村全面转型发展提出了多重挑战。

——摘编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中国农村发展报告》（2017）

材料一   公元13世纪初，中国的火药技术首先传入阿拉伯，到13世纪末14世纪初，又由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并在欧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1380年，欧洲铸造了火铳，接着出现了各种重型加农炮，并在15世纪末，首先由德国发明了近代步枪。从16世纪到19世纪，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近代科学的兴起，火器技术逐渐成为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装备。

—摘编自姚娟娟《西方火器技术的冲击与晚清中国科技的发展》

材料二   近代中国科技与社会转型关系图

—摘编自冯震宇《西方火器技术冲击下的明清科技与社会转型》

材料三   新中国诞生前夕，人民解放军全军装备的枪炮共有100 多个品种，80多种口径，产自十几个国家，曾有“万国牌”之称。当时，国民经济还面临着严重的困难，无法支援军事工业的建设。求助于苏联是当时中国争取外部支持的唯一来源。而此时中国是无法拿出大量外汇购买先进武器的，只能以贷款形式先从苏联获得军事技术，等经济恢复了慢慢偿还。这是中苏盟友关系下，苏联对中国经济的直接支持。

——摘编自刘一呜《国家利益视域下苏联对华军事技术转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