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孝文帝在位时期，认为既有的法律不完善导致奸吏任意出入人靠、于是“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书官等修改旧文，随例增减”，他本人更是直接参与了法律的制定。太和五年（公元481年），孝文帝下诏：“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北魏特有的门房之诛被废除。孝文帝认为：“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孝文帝时期建立了中华法系很有特色的制度：存留养亲制度，即犯有死罪的人、在其尊亲属尚在又无人供养时，允许该人奉养至其尊亲属死亡，然后再执行刑罚。太和八年（公元484年），孝文帝也仿照汉族实行俸禄制度，“给百官绢粟有差”。随后将法律最初规定的“枉法十匹，义驻二百匹大辟”改为了“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北魏的法制建设为中华法系的正式形成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
——摘编自魏志静《北魏孝文帝法律改革述评》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法律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孝文帝的法律改革。
材料一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帕米尔高原的帝国，伴随着帝国建立，伊斯兰教也传往世界各地。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在地中海、印度洋甚至远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辽阔区域，阿拉伯商人都一度是最活跃的群体。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采用文化宽容政策，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经典得以保存。这使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公元771年，一位印度学者将一篇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其中包括从0到9等十个数字，阿拉伯人发现印度数字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各国。公元712年，阿拉伯人在占领撒马尔罕时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公元794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造纸作坊，当他们占领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以后，造纸技术也传进了欧洲。
——摘编自张帅《阿拉伯文明的起落》
材料二 我国的科技翻译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教会人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当时中国的学者与他们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还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利玛窦开创了“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也成了翻译传统。虽然徐光启他们未能留下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的看法却很有创造性，如徐光启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提出“借我华言，翻出西义”；杨庭筠指出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唯物思想和上进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译语中心的翻译传统。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个文化中心主义的国家生存并备受敬重，都是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他们对《圣经》进行了归化处理，甚至用儒家的词汇如“天”“仁”“仁慈”来翻译《圣经》中的“Deus” “mercy” “benevolence”。
——摘编自韩敏《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传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阿拉伯帝国出现大翻译时代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翻译活动的特点。
(3)根据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阿拉伯帝国时期和明清时期翻译活动的差异。
材料一 二战后，美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合作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以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先进技术。1952年巴黎统筹委员会建立了中国委员会，对中国实行更加严厉的贸易特别禁运清单，禁止与中国贸易的种类达到295种，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还多。这种状况一致持续到60年代末。1969年美国宣布允许与中国进行非战略性货物贸易，宣告美国对华“禁运”政策的解冻。1972年美国政策宣布，废除“中国差别”，使中国与西方市场的联系重新开启。1979年中美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1983年又签署关于美国向中国转让技术的有关文件，将中国提升为“友好的非盟国”待遇。
——据余万里《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及其限制》
材料二 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发展“三资”企业，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起步参与国际循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更广泛参与到国际产业分工，到2009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和第二大进口国，2010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十八大以来，中国全方位参与国际大循环，并融入国际产业链。中国积极推进经济全球化，倡导和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议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建设，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让各方分享中国发展机遇，全面深度融入世界经济。
——据郑有贵《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历史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政策的特点，并简析其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参与国际大循环的发展历程，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一 战国实行的授田制“可以把所受之田作为世业传之子孙后代”，授田皆来自国家，这是战国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在统一全国前后，秦的土地私有现象越来越多。汉承秦制，汉初的民田制度有大量土地继承、买卖和赠送的规定，一直到东汉末年“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曹魏让其军队和招募贫民、流民开始大规模屯田，蜀汉和东吴政权也都纷纷仿效。西晋对军屯仍非常重视，东晋亦同样如此。西晋八王之乱后，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北魏孝文帝实行了均田制，每户的受田划分为国有土地（露田）和私有土地（桑田），桑田数量相对较少，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可以说是战国授田制的改版。以后，无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还是隋朝和唐朝，都相继推行了均田制，唐中期后便逐渐让位于更有效率的土地私有制。
——摘编自晋文《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嬗变》
材料二 15、16世纪开始的英国圈地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市场指向的土地确权运动，把具有庄园共同体性质的混合土地所有制界定为私人土地产权，颠覆了中世纪的基础。大农（富农）-乡绅阶层是圈地运动的发起人和不懈的推动者，货币赎买、产权交换和协商等大农主导下的协议圈地大规模地更新了耕作方式。领主利用土地契约的时效性圈占土地，一旦租约期满，可以与佃户商议续约，也可随时收回土地。契约圈地外，领主还凭据法庭的认定圈地即法庭圈地。总的看这都是经济行为，通常在合法范围内，是圈地的主流，18世纪发展为“议会圈地”则属水到渠成。强制性非法圈地凭借强权和暴力，无视和践踏佃农的土地权利的情况所占比例较小。圈地运动断断续续的经过几个个世纪使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推动了土地市场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摘编自侯建新《英国史上的农业变革: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战国至隋朝土地所有制及表现形式的演变过程。(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概括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变化相比，英国圈地运动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英土地变革的启示。
材料一 1860年，美国开始农业现代化。1862年，美国通过了三个有决定意义的农业和农业教育立法；政府用稳定资金和健全制度推动农业建设，30年间建设了数十项大型水利工程。20世纪初，美国实现了农业半机械化。20世纪前期，美国两次农业危机，政府投入重点转向控制农业生产、维持农民收入、保护生态环境，促进了农业恢复发展。1940年，美国基本实现了农业机械化。1950年后，美国鼓励农用新技术，极力扩大农产品外销，农业水利化、良种化、化学化达到很高水平，在世界上最早实现农业现代化。
——摘编自《美国农业现代化历程》
材料二 1926年，斯大林指出没有工业发展苏联农业就无法发展，试图以美国模式改造苏联农业。1929年，苏联农业集体化。1933年，苏联拖拉机站和农场政治部门到村庄，在长期系统引入机械和技术上体现了明显的集体化管理效果。赫鲁晓夫时期，拖拉机站与集体农庄合并，大量垦荒、种植玉米、提高收购价格，为农场人员提供养老金。60年代，苏联农场高度机械化，其既是生产单位，又是福利机构。勃列日涅夫末期，苏联创造了一个工业投入、工人生 产、科学家规划，广泛参与的庞大复杂的现代化农业系统。
——摘编自《苏联农业的现代化》
材料三 1949—2010年，我国农业经历了集体所有制，产品统购统销，农民户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农业主体；农民离土出村的三个农业现代化阶段。2010年前后，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开始发展，机械化大幅度投入，农业生产率快速提升，同时农村劳动力跨区域转移，导致农业劳动力不断减少，农业用工成本上升，我国农业现代化进入转折和发展新阶段，农业发展模式从满足温饱和提高土地生产率为主，转向显化乡村价值、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为主，城乡融合体制创新是这一阶段激发乡村活力的关键。
——摘编自《中国农业转型与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美国在世界最早实现农业现代化的条件。(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联农业现代化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与苏联比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不同，简析当前中国农业转型的原因。
材料 新中国成立之初，有学者认为不改革文字，文字上只能由“已经取得特殊权利的人来领导文盲大众”，并且一些东欧友人也迫切希望改革汉字以便于语言翻译工作。在新文化运动以来文字改革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改革文字的紧迫性，于是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等文字学术研究团体应运而生。1950年6月，在认真研习朝鲜、越南等国的文字改革工作后，毛泽东提出了汉字简化“不能脱离现实，隔断历史”的指示。1951年下半年，经过征询各方意见后，毛泽东认可了文字改革者共同提出的汉字拼音化主张，提出“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形式应该是民族的，字母和方案要根据现有汉字来制定”，“鉴于汉字书写困难”，“必须加以整理简化”。
——摘编自崔明海《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启动文字改革的动因及决策过程》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特点，并指出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字改革的意义。
材料 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来，即意识到司法体制变革的基础与改革农奴制的基础类似，不仅有合理的根源和“历史必要性”，而且合乎人道主义。在其推动下1857年到1861年开始了司法改革的准备工作。1862年，司法官谢·扎鲁德尼领导许多有知识和才能的法律学家参照欧洲的法律体系制定出法律制度和诉讼程序的改革方案，并向司法机关、大学及国外法学家征求意见。1864年11月由亚历山大二世批准并颁布了《司法条例》《法院侦查员条例》《民事诉讼条例》等法律，并逐步开始根据这些法律文件对俄国司法体制进行改革。改革使司法和行政相对分离，法院独立于行政机构，公民获得了“参政权、自由权和协政权”。当然，这些权利是有限的，司法改革不能允许政治权利和其他“参与到权力中”，但这是潜在承认未来政治权利的决定性一步，不过“自由权和协政权”可以通过新法院来具体充分地保障。
——摘编自王海军《西方法治在近代俄国的境遇—以1864年司法改革的法治目标为考查对象》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俄国司法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俄国司法改革。
材料 戴梓出身官宦家庭，“少有机悟，自制火器，能击百步外”。 康熙十三年，三藩作乱，戴梓随军出征，为清军制造了大量火器。 康熙二十六年，戴梓研究出一种连珠火铳，这种火铳可以连发二十八弹，中间不需要填充弹药。 “计二十八发，火药铅丸乃尽，始需重贮。”但清朝统治者并没有重视此项发明，而是将其束之高阁。 康熙二十五年，荷兰使者献上“蟠肠鸟枪”，戴梓奉命仿造了10枝，被认为质量超过了原枪。 不久，他又奉命仿造“佛郎机”（西班牙、葡萄牙所造的炮），结果更精准、威力更大。 西方有一种“子母炮”，传教士南怀仁造了一年也没造出来，而戴梓只用8天就仿造了出来。 由于戴梓“与南怀仁及诸西洋人论不合，咸忌之”，被构陷为“私通东洋”。 戴梓最终被流放东北。
——据《清史稿·列传·卷二百九十二》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戴梓制造火器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戴梓遭遇所带来的启示。
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海权观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海权观的特点。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代，中国和希腊之间散居的游牧部落就建立了最古老的东西方贸易联系。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汉朝张骞凿空，从东西两头不自觉的合力。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条件。古代中国出口产品绝大多数是丝织品，此外还有植桑育蚕缫丝技术、四大发明等，依稀还有传统文化；进口的则是玻璃、珊瑚等，欧洲的传统风俗、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天文、数学等也逐渐为中国所了解。直到新航路开辟前，中欧陆海贸易主要以中间商的间接方式进行。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和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亚欧关系是稀疏的。古代亚欧文明的社会经济水平并无太大差距，双方关系是比较平等的。
——摘编自余建华《古代丝绸之路与亚欧文明交流》
材料二 1949----1969年，多数西欧国家都将自己定位在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里，为拓展外交空间，提升国际地位，中国对中欧关系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明确表示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在新中国前二十年，中法建交，中国与7个西欧国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解冻后，西欧国家普遍希望借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1970---1973年，有12个西欧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中国把西欧定位在“第二世界”，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975年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交，双方高层互访日益频繁，经贸关系发展很快。
——摘编自田德文《解析中欧关系中的观念因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欧交往的特点，并分析推动古代中欧交往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前三十年中欧外交成果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前中欧关系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