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刑即是法，法字从“水”象征法的公平。以农业立国、统一多民族的固有国情决定和制约着法律的形成、发展以及它的传统。据史书记载，西周时已有田律，农业立法和维护政权秩序的法律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凡涉及民事纠纷、经济权益，国家均视为“细故”，尽量用调解而非法律解决。最具代表性的法典《唐律疏议》开宗明义在“名例”篇的序言中宣布：“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
材料二 1902年沈家本被清廷任命为修订法律大臣，他力主“变法图强”，近可以收回治外法权，远可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他确定了以“参考古今，博稽中外"为修律指导思想，起草新式法律《刑事民事诉讼法》《大清商律草案》《国籍条例》等，基本建立了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由他制定的《破产律》完全抄自日本破产法，但与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运行机制产生严重抵捂而流于具文。他还亲自编译教材，创设法律学堂，造就司法人才。晚清政治改良的最终失败，使修律与司法改革未能达到预期结果，但却推动了近代法律的转型发展。
——摘编自张晋藩《中国法律的传统与近代法律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法律传统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晚清修律为例，指出近代法律转型与传统法律相比有何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3)综合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法律转型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经过30年的战争，欧洲各国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奠定了近代国际法的基础。19世纪建立起来的维也纳体系将国际法的应用范围逐步从欧洲扩大到美洲、亚洲等其他地方。一战后，战胜国建立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成立了国际联盟，但因排除美苏而缺乏普遍性和权威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法西斯国家侵略活动使国际法遭到极大破坏。战后，50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联合国宪章》，确定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制裁侵略的机制，并赋予安理会制裁的力量。国际法院也在荷兰海牙成立。同时，各类国际组织数量激增，裁军、防止核武器及生化武器扩散、国际人权、国际环境、海洋、外层空间等国际法性质的公约或宣言纷纷问世。
——据杨泽伟著《国际法史论》
材料二 新中国自成立到1977年底，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总共不过31个。从1978年到2004年底，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多边条约已多达236个，仅1978年到1988年就签署、生效了122个。1978年以后中国参加的多边条约，超出了外交、人道主义法、海事、航运、少数联合国专门机构的章程等狭小范围。据统计，中国至今参加的多边条约既涉及联合国及其所有专门机构、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等一般国际法，还涉及国际刑法、反对恐怖主义行为、毒品管制，以及某些建立国际组织的章程等。这标志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法律秩序。
——据饶戈平著《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近代以来国际法发展的突出特点，并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法对世界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前后中国参与国际事务的程度有何差异，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以来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背景和演进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与近代西人书写中国史相比，中国人书写“世界史”有何不同之处，并分析近代中国“世界史”书写活动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历史书写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战国实行的授田制“可以把所受之田作为世业传之子孙后代”，授田皆来自国家，这是战国时期的基本土地制度。在统一全国前后，秦的土地私有现象越来越多。汉承秦制，汉初的民田制度有大量土地继承、买卖和赠送的规定，一直到东汉末年“大乱之后，民人分散，土业无主，皆为公田”，曹魏让其军队和招募贫民、流民开始大规模屯田，蜀汉和东吴政权也都纷纷仿效。西晋对军屯仍非常重视，东晋亦同样如此。西晋八王之乱后，在国家掌握大量土地的情况下，北魏孝文帝实行了均田制，每户的受田划分为国有土地（露田）和私有土地（桑田），桑田数量相对较少，这种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可以说是战国授田制的改版。以后，无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还是隋朝和唐朝，都相继推行了均田制，唐中期后便逐渐让位于更有效率的土地私有制。
——摘编自晋文《秦汉魏晋南北朝土地制度的嬗变》
材料二 15、16世纪开始的英国圈地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具有市场指向的土地确权运动，把具有庄园共同体性质的混合土地所有制界定为私人土地产权，颠覆了中世纪的基础。大农（富农）-乡绅阶层是圈地运动的发起人和不懈的推动者，货币赎买、产权交换和协商等大农主导下的协议圈地大规模地更新了耕作方式。领主利用土地契约的时效性圈占土地，一旦租约期满，可以与佃户商议续约，也可随时收回土地。契约圈地外，领主还凭据法庭的认定圈地即法庭圈地。总的看这都是经济行为，通常在合法范围内，是圈地的主流，18世纪发展为“议会圈地”则属水到渠成。强制性非法圈地凭借强权和暴力，无视和践踏佃农的土地权利的情况所占比例较小。圈地运动断断续续的经过几个个世纪使社会发生深刻变化，推动了土地市场化和农民的社会化。
——摘编自侯建新《英国史上的农业变革:圈地运动与土地确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战国至隋朝土地所有制及表现形式的演变过程。(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概括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土地变化相比，英国圈地运动的特点。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英土地变革的启示。
材料一 秦汉时期，地方官员政绩被制成计薄，上报中央。御史参与审核计薄，考核结果是官员赏罚的依据。隋唐时期，尚书省吏部主管考课，以“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将道德考课与具体事务的考课有机结合起来。宋代由审官员和考课院负责，沿袭唐朝的考课标准，还制定了专门的《元丰考课令》《考课法》等考课法规。明代考课由吏部会同都察院主持，依据《大明律》《考察通例》等进行。清代以“四格八法”为标准，分为对京官的京察和对外官的外察两种，考满法为一年一考，三年为满，以考核结果决定官员的升迁或降、调。
——据朱伟华、徐璋著《中国古代职官考课制度特点初探》
材料二 1938年，毛泽东要求“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1941年9月16日，中央军委作出指示：“今后提拔干部，必须以德（对革命忠实）才（工作能力）资（资望与斗争历史）兼顾，不以斗争历史为唯一的或第一的标准。”党的七大将这些标准加以系统概括。
——据孙秀民《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政策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官员考课制度的特点，并简析其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简要评价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干部政策。
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荀子和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兴起的背景。并分析荀子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汉代的中央监察机构由三个系统组成：一为御史台系统；二为丞相司直系统；三为司隶校尉系统。它们在体制上各自独立，互不统属，使得汉代中央的监察制度明显地具有多元性特征。监察官员一般品秩不高，但地位崇高，职权重大。御史大夫位秩比丞相和太尉低得多，但“丞相有缺，则御史大夫以次序升”。地方的监察制度更具有以轻御重的特点。在监察方式上，除实行专职与非专职相结合、分值与临时派遣相结合、常驻与巡行相结合的方式外，还通过考课、上计、暗探等方式，加强对官吏的监督控制。汉代选拔监察官员的具体条件一般有以下几条：选忠直节者为之；“掌选明法者为之”；选拔政绩显著者为之。
——摘编自朱莲华、邱永明《汉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材料二 汉代的监察制度尚处在初步形成时期，还因历史的局限性而具有许多明显的缺陷，如监察机构没有完全独立、监察官职权混杂、监察法规不完整等，但“得”多于“失”，很多监察制度及政策方式也被后世封建统治者所继承。
——摘编自朱莲华、邱永明《汉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材料三 党领导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推动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和地方各级监察委员会，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格局，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
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坚决斗争，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引领和政治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消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
——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监察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中国古代监察制度。
(3)根据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监察制度的认识。
材料一17世纪初，英国出现了新一轮鼠疫和饥荒。当局采取了严格的措施，一些病人被送到城外的房子或棚屋隔离起来，主要的还是封户进行隔离。受“预定论”思想影响，染疫病人自我隔离，避免给他人造成危险。枢密院颁布《条例集》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包括所有政府官员的监督问责机制，英国开始建立覆盖全国的防疫体系，但在各地成立常设专门公共卫生机构的建议却被束之高阁。同时还建立了以堂区为单位征收济疫税的新制度，使经费筹措变得世俗化和规范化。英国通过地方精英的广泛参与将国家权力渗透到基层社会。当伦敦大瘟疫消息传到西南边陲小镇泰特伯里时，当地立即召开居民大会，制定防疫条例和法规，禁止任何外来人口和货物进入。由于基层防控有力，鼠疫被限制在伦敦和其他少数城市，很少蔓延到广大乡村。
——摘编自向荣《第二次鼠疫大流行与意大利和英国的社会应对》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灾害频发，为进行有效的救灾工作，历代政府建立了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以掌握各地粮价及收集全国的气候信息，以预测和核实从各地收集到的粮价信息。
清朝政府改进了前代的信息收集系统，建立了全国性的粮价奏报系统和雨泽奏报系统。清朝的粮价和雨泽奏报有经常奏报和不规则奏报两种形式。经常奏报要经过州县到行省层层上报的一套程序。不规则奏报则没有固定的奏报人员、程序、时间和格式。对于各地奏报不及时或者奏报不实的官员，皇帝经常进行追查，有的被严加惩处，但没有专设机构或人员执行经常的查核工作，他不相信这样的机构，而是让信息通过各种不同的渠道送上来，由皇帝自己来判断。
——摘编自李伯重《信息收集与国家治理：清代的荒政信息收集系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应对疫情的特点并分析其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应对灾情与英国相比的不同之处及共同价值。
材料一 两宋的货币制度，仍以钱币为主，即以通宝钱为主，通宝钱十分复杂，每隔几年就有一种新钱种面世。除铜钱外，还有铁钱，二者并行。虽然宋代流通的货币以铜铁钱币为主，但由于各地的经济情况不同，所铸造的钱币和发行的纸币各不相同，互不流通，有的地方专用铜钱，有的地方专用铁钱，有的地方二者兼用。这些钱币在一个地区流通，不准运钱出境。宋代银钱的数量也超过了唐代，白银的货币性及其货币地位大为提高，白银在宋代全面发挥价值尺度、流通手段、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国际货币的职能。北宋时，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外流，由于铸钱的铜料紧缺，政府为弥补铜钱的不足，在一些地区大量铸造铁钱。官方铸行铁钱也有增收节支弥补财政不足的动机。据《宋史》记载，当时在四川买一匹罗（丝织品），要付一百三十斤重的铁钱。铁钱如此笨重不便，四川地区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在纸币中，有以铁钱为面额的交子、钱引、淮交等，又有以铜钱为面额的钱引、会子等。同一种纸币又有面额不等、形制各异的若干类。白银有银块、银钱、银饼和银牌等形态，最普通的是锭，有大小几种。大锭重五十两，小锭则重量不等，有二十五两、十二两许、七两许、三两许等。铜铁钱各分大小，铜铁钱之间、大小钱之间作价不一，致使流通无序，但也为宋代货币兑换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以上材料摘编自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等中国货币形式和数量，1910年（以百万计）
材料二
——摘自郝延平：《中国近代商业革命》+
注：①不包括作为货币的鸦片，19世纪80年代，鸦片每年消耗量约值51000000元。②新铜币即铜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与近代货币发展的共同特点，并分析宋代货币流通的特点反映了当时哪些社会经济问题。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中国货币发展的新变化及消极影响。
材料 1902年，清政府在“帑项奇细”、“库储一空如洗”的财政困境中，开始注目于“商政”，讲求商务，于翌年7月在中央设立商部，以为“振兴商务”之地。商部之设，由政府出面倡导实业，不能不说是一个大变化。
商部成立后，即着手制订商律，先后颁行了《商部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等一系列商法。这些商法虽然在实施过程中大多流于形式，但为工商业者的经营管理活动和合法权利提供了某种保护.也为解决商事诉讼提供了若干法律依据，因而又多少改变了崇本抑末、重农抑商的古老传统，对于扭转“狂于积习”、“耻言贾易”、卑商贱商的社会风气也还是有些好处的。1906年，清政府对中央各部进行改组，将工部并入商部，成立农工商部，将原由商部管辖的轮船、铁路、邮政事务划归新设立的邮传部，继续推行商部的奖励实业政策。同年颁布了《奖励商勋章程》，第二年又先后颁行了《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和《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这些章程构成了清政府奖励实业政策的基本内容。奖励可分三类：一是有高超技艺的手工艺人和有所发明创造者，二是实业提倡者，三是投资于实业者。章程中规定，办理1000万元以上实业者赏给男爵，办理2000万元以上实业者赏给子爵。“由是国人耳目，崭然一新，凡朝野上下之所以视农工商，与农工商之所以自视，位置较重。曾一度出现“‘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的局面。
——摘编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1)根据材料，概括清末发展实业政策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清政府调整政策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