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主要的肉食资源来自于六畜。但在家畜之外，人们还曾驯养过多种野生动物，有关文献记载如下。《吕氏春秋·季春纪》“是月也，……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尸子·存疑》云，“家鸭为鹜，不能飞翔，如庶人守耕稼而已。”《后汉书·光武皇帝本纪》“又驱诸猛兽虎豹犀象之属以助军威，自秦汉出师之盛未尝有也。”晋代傅玄《猿猴赋》，记载当时人不仅驯养猴，而且可使猴表演，猴可以听人语“戴以赤帻，袜以朱巾，……抵掌而胡舞。”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中有“愿借明驼千里足，送儿回故乡。”（注：明驼指彩饰骆驼）。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第六》中记述，“凡酿蜜蜂普天皆有。”清张万钟《鸽经》引用明代《畜德录》“鸟之中惟鸽最驯，人家多爱畜之。每放，数十里或百里外，皆能自返。亦能为人传书，昔人谓之飞奴。”
——摘编自杨海林、武仙竹《试论中国古代六畜之外的动物畜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蓄养动物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二 某学者检索《宋会要辑稿》《宋大诏令集》《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史料，从中搜罗出有关动物保护的诏令共57篇。如宋太宗《二月至九月禁捕猎诏》和《禁诸州献珍禽奇兽诏》，宋真宗《封禅禁屠宰诏》《令十月后方得焚烧野草诏》，宋高宗《禁捕雏卵等诏》，都是要禁止非时猎杀。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八月五日，“禁京城杀鸡”。宋宁宗时禁止私杀驴骡驼马和耕牛。同时，禁止使用捕猎器械。如宋真宗颁布《禁粘竿弹弓置网猎捕之物诏》和宋仁宗《宗室上陵坟禁带粘竿等诏》皆专门明确提及禁止使用粘竿、弹弓、置网等捕猎之具。这类诏令的颁布，一定程度上约束了非法捕猎行为。
——摘编自闫国防《宋代动物保护诏令探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宋代动物保护诏令。
(3)综合以上材料，谈谈你对动物资源保护和蓄养的认识。
材料一 隋唐时期，各民族交融进入到一个新阶段，“华夷一体”局面逐渐形成。隋唐都是从鲜卑族建立的西魏、北周一脉相承而来，隋文帝希望所有的民众都能以仁义之礼相处。唐太宗认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盖德泽洽，则四夷可使如一家。”唐代采用册封、和亲、互市、通商、会盟等等温和的方式处理与四方民族的关系。文质、儒雅、自信的儒家思想文化及仪态万方的华夏礼仪文明吸引了少数民族政权纷纷遣使大唐，学习儒家经典和中华礼仪。
——摘编自冯敏《一体与多元：隋唐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全新发展》
材料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反清革命初起时，针对反清革命志士的政治口号，蒙古王公“虽然知道这一口号的矛头是指向清朝统治的，但‘鞑虏’二字有着牵连蒙古的意味。”随着建国问题提上日程，革命派表示：“今后凡属蒙藏回疆同胞，在昔之受压制于一部者，皆得为国家之主体，皆得为共和国之主人翁，即皆取得国家之参政权”。1912年2月12日，清帝洋仪在颁布的《退位诏书》中说：“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1939年，成吉思汗第30代孙、内蒙古伊克昭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明确提出，“蒙古是整个中率民族的一分子。”
——摘编自杨天宏《清帝逊位与五族共和》
材料三 1922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在长征中，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了中国少数民族的多样性，提出了民族团结的基本政策。1935年毛泽东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1939年，毛泽东指明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形成、民族文化和结构特点等问题，稍后提出“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苗、瑶、番、黎、夷等几十个民族”。这些有关中华民族的思想和观点，与当前我们所认识的“中华民族”内涵基本一致。
——摘编自赵刚《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百年形成和发展的历史逻辑》整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隋唐时期“华夷一体”局面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革命派民族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共产党中华民族观形成的原因，并概括其内涵。
材料一 唐宋时期，中国的城市形态曾经历过一次由封闭向开放的转变，转变后的城市格局发生了巨大改变。唐长安城中轴线贯穿全城，棋盘式统一整齐的坊里围绕在宫城和皇城的南面及东、西三面。城内临街坊有围墙，坊墙与街保持一定的距离，临街的坊墙不准开门。这一时期城市建设以皇城为中心，其基本出发点是安全与管制。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坊墙坊门造成的出行障碍已经无法适应城市的商业活动，从唐末开始，在封建统治者的干预下缓慢前进，坊墙逐渐消失，前店后宅的沿街商业出现，到宋代新的、开放的、外向的、自由的街巷制度形成，城市中行政、商业、居住、交通等多种功能混合。多层次的街巷使得城市格局呈现层级的变化，各种功能的城市空间能够分布在不同层级的道路上，呈现出丰富的城市面貌。商业氛围浓郁是北宋末年东京城街区的最为显著的特征。大到御街，小到街坊内的小曲都有市井商业的踪迹。
——摘编自汪睿等《从“坊里”到“街巷”—浅谈唐宋时期街区开放的影响和启示》
材料二 1835年，英国议会通过《市镇自治机关法》，宣布取消200多个陈旧过时的市镇自治团体，设立100多个有权选举议会的市镇，规定所有市镇自治机构的人员均应投票选出。市镇议会必须定期公布账目和年度预算，市政收入必须用于当地居民，地方政府可以制定必要法规。这个法令扩大了市镇机关的工作职能和权限，削弱了土地贵族和权贵们的势力，保证了中产阶级对多数城镇乡村的控制。法令还废除市法官和法院的职权，将其权力转交治安法官和郡法院。这就实现了地方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的分离。1835年市镇改革还褫夺了教会的行政管理权，把教会势力排除于地方行政事务之外，使工商业资产阶级控制了地方政权。……此法令的缺陷是缺少建设性规定，未能通过中央控制作用来改变自治市大小不等、区域划分和地方管理多样化的局面，所以当时多数地方政府仍然存在腐败和低效问题，未能设立监督委员会督促地方建立各类公益设施。
——摘编自阎照祥《英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宋时期城市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19世纪中期英国市镇改革的特点。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英国市镇改革对中国基层治理有何借鉴意义。
材料一 至迟在汉武帝时期，汉代就已设立掌管民间俗乐的“乐府令”。根据《汉书. 艺文志》:“自孝武设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 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乐府机关汇集了大量的民歌和贵族、文人的创作，并加以分类编排予以演唱。从数量来看，仅仅是西汉时期，《汉书.艺文志》巳著录28家314篇。东汉乐府史籍不载，当也不在少数。从作者看，汉乐府包括贵族创作、文人创作和民歌三个部分。贵族和文人创作多是歌功颂德，文学价值不高，两汉乐府的精华在民歌。
——摘编自罗宗强、陈宏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材料二 1937-1945年期间，抗日根据地的文学得到很大发展。特别是1942 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之后,新的主题、新的人物涌进了文艺领域,根据地的文学在“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中起了积极作用。1942 年之后，根据地的文学在工农兵文艺方向的指引下，大放异彩，佳作迭出。如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都是其中的佳作.
——摘编自吴宏聪、范伯群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
材料三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与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例如《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以改革创新为主题的改革文学;以贾平凹《高兴》为代表的关于农民工进城的文学书写。而徐则臣的《王城如海》，则设计了一个以世界、全球化为叙述空间背景的新故事.新时期文学在不断向外开放、学习各种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同时，发起了“寻根文学” 的文学思潮，来重建当代文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内在精神血脉关系，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深厚的文化土壤和精神滋养。
——摘编 自张丽军《改革开放与新时期中国文学四十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乐府诗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根据地文学的重要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发展的历史背景。
材料一 1880年，法国共和国政府颁布法令，决定把7月14日作为国庆日。1889年，法国政府制定了纪念大革命100周年的计划，其中各种节日和庆典活动有20余项之多。5月5日，法国政府在凡尔赛举行纪念三级会议100年的仪式。全国各地都有游行、演说、栽种自由树以及散发《人权和公民权宣言》等活动。法国各地教育督察还发布通告，要求教师向学生讲述大革命的意义，并且向他们所居住地点的成年人描述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到7月14日，庆祝活动更为盛大、持久。仅以巴黎为例，便有盛大的游行和规模巨大的音乐会，整个巴黎到处都是欢庆活动。
——摘编自顾杭《1889年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及其历史作用探析》
材料二 1941年10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纪念今年双十节的决定》，提出隆重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10月10日，延安举行了“盛况空前”的纪念活动。“到会者有延安大学等80余单位，共3万余人，四邻民众也扶老携幼，赶来参加”。朱德等人发表了热烈演说，“强调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并追忆孙中山缔造民国之丰功伟业”。延安四大礼堂分别举行晚会，演出话剧、平剧。《新华日报》发表了《为民主共和而斗争》的纪念文章，号召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以争取民主共和斗争的胜利。延安成为纪念辛亥革命的又一中心。
——摘编自朱斌《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纪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活动相比，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活动有何不同，并简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纪念辛亥革命的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在基层治理上继承了传统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和自下而上的自治相结合的“双轨政治”，并创造出群众路线，形成全新的现代治理经验。群众路线既是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又是对治理传统的继承，既是群众工作方法，又要在行政体系内实践，是基层治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体现。通过发动群众，新中国实现了比传统社会更高的动员组织程度，依靠农村自身资源完成了现代农村建设，如沿用至今的完善的水利体系，简易公路交通系统等，并推进一系列乡村公益事业，如扫盲运动、学校教育、卫生运动等。
——摘编自吕德文《中西基层治理有何差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民国时期基层治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从唐中期至宋，当时的人普遍认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要数扬州和益州（成都）。唐开元年间，成都府的人口户数为137046户，在当时位列全国第二。宋代时，成都为西南大都会，素号繁丽、百货川委。宋人田况有诗写到：“蜀虽云乐土，民勤过四方……所以农桑具，市易时相望”。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唐宋时期成都城市经济繁荣的表现，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的洋务运动不断发展。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从欧洲购买机器设备，创办西南地区第一家机器厂——四川机器局，四川开启了早期现代化进程。四川机器局管理上采用封建官僚社会的管理方式，早期主要生产机器、枪炮、火药等，后期还增加了电灯等民用产品。在四川机器局的带动下，一部分官僚绅商等投资现代工业企业，到1911年四川近代工业企业遍及矿业、印刷、纺织等20多个行业，还对云南等周边省区的现代工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
——据何一民、王毅《成都简史》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四川机器局创办的特点，并分析四川机器局创办后的积极作用。
材料三 茶馆是成都的一个文化象征和发展的缩影。改革开放后，茶馆中电视和录像机逐步取代了旧时茶馆里的地方戏和其他形式的演出，室内的墙上贴满了影碟的封面，大部分都是港台和美国片。尽管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巨变，但茶馆仍然可以容纳掺茶师傅、算命先生，挖耳师、擦鞋匠、小贩等在其中谋生，并进一步展示出传统生活方式和地方文化的活力。
——据王笛《农民工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茶馆观察》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请你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成都的社会风貌。
材料一 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兴太学、重选举的建议被采纳之后，尊儒、教育、选士三者之间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此，汉朝太学、地方官学、私学等各类学校相继发展起来，逐步形成了一个以儒家经籍为基本教学内容的学校教育系统。太学是汉代中央官学的主体，这是一所学校儒家经典的高等学府。地方学校是指设在郡国的官办学校，主要任务在于奖进礼乐，推广教化，宣传孝悌等封建道德。
——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
材料二 洋务派在创办洋务的过程中，深切感受到了旧人才的明显缺陷，因而迫切期望有一种既能恪守封建之道又能懂得西文西艺的洋务人才，于是，他们在不改变传统教育体制的前提下，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外国语学堂，如京师同文馆、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一类是技术学堂，如福州船政学堂、上海电报学堂等；一类是军事学堂，如天津水师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广东水陆师学堂等。从这些学堂的类型，大致可以看出洋务派对洋务人才的基本要求，也可以看出洋务教育对西方文化的基本选择。
——王建军《中国教育史新编》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代学校教育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洋务运动时期新式学堂的新特点，简要评价洋务运动的教育改革。
材料一在“大一统”的农业社会，乡村是国家的细胞，是王权是否巩固的基础。同时，乡村又是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为了维系王权，封建国家采取“官民共治”的形式，将国家权力渗透到乡村，推行“乡里制度”。乡里制度从秦王朝创立到清末衰竭，经历数千年的变迁，其形式和称谓发生了诸多变化，但却一直延续。“乡里制度”借助宗族制度强化对乡村的管理，用行政手段编制乡村社会，是乡村治理的政治基础，它直接决定了乡村政治文化的基本特点。
——摘编自骆正林《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家族势力与国家势力的博弈与合流》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乡村政治文化的特点，简析中国古代推行“乡里制度”的原因。
材料二抗日战争摧毁了疲弱保守的中国乡村政治秩序，刺激了民族意识的萌发，也带来了乡村社会重建之契机。中国共产党以农民的利益为切入点，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通过对各阶级阶层经济利益和政治地位的调整，开始建设乡村社会新秩序。以共产党为核心的农抗会、妇抗会、教抗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等群众组织为基础的现代行政体系在敌后根据地出现，并成为乡村社会新的权力中心，在此基础上，1941年前后地方政权建设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全面展开。这一切彻底改变传统乡村的面貌和发展方向，也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进行大规模社会动员聚集资源，推进乡村乃至全国变革作了准备。
——摘编自杨丹伟《抗日战争与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治理乡村与中国古代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提出乡村治理的合理化建议。
材料 全面抗战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作出的“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的指示，山东省委提出了“广泛组织群众”、“维护群众利益”、“建立下层统一战线”等民众动员理论，并初步进行了一些民众动员工作，如动员民众参与抗日救亡团体和抗日武装起义，创建了若干块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成立了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下设民众动员工作组，广泛动员民众参与敌后游击战争，团结群众参与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到1940年底，山东抗日根据地加入农救会、自卫团的人数达200万，加入工人组织的人数有20多万，加入妇女组织的有26万，文化界群众组织及儿童团成员也有相当数量。
——摘编自王宜胜《中国共产党在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民众动员研究》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山东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工作的特点。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山东抗日根据地民众动员工作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