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门荫制度长期存在于中国古代社会之中。科举制为隋代所创建，唐代初步发展但不甚完善，加之魏晋以来的门阀大族死而不僵，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唐代门荫入仕在选官途径之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唐中期以后，随着科举制的日益完善，社会对科举出身人士越来越重视和推崇。根据学者对于唐代宰相等高官出身的数据统计：“除少数入仕途径不明者外，门荫出身者共177人以上（有隋代受荫承袭至唐的），其中位至宰辅的有48人，占唐宰相总数369人的13%。如果以宪宗朝为界把唐分为前后两期，前期门荫出身的宰相有45人，占唐朝门荫出身宰相的90%，宪宗以后则寥寥无几。高级官僚中门荫出身比重的下降，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门荫制度衰落的趋势。”

——摘编自陈禹澍《唐代门荫入仕制度探析》

材料二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清政府诏废八股，改试策论，要求各省均于省城改书院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同年10月，政务处会同礼部奏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凡学堂考试合格毕业者，均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出身；对成绩优秀的举人、进士，在进行殿试后，“酌加擢用，优予官阶”。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政府共举行留学毕业生考试七次，大量留学生借此跻身仕途。为筹备立宪，清政府对资政院、谘议局议员的选聘均仿行西方的代议制度，实行选举制。清政府制定了《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各省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等，对被选举人的资历、身份、财产均作了严格的规定限制。活跃在清末资政院中的议员罗杰、雷奋等人，借此进入政治领域，并在推动清政府的改革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鞠方安《试论清末选官制度的改革》

材料一   中世纪欧洲最早的一次鼠疫发生在6世纪的查士丁尼帝国。14世纪的欧洲战争频繁，加之粮食歉收，助推了“黑死病”在欧洲的肆虐。据记载，该病最初流行于亚洲内地，后经君士坦丁堡延至意大利、法国，14世纪中叶又传入英国、德国乃至俄罗斯，夺走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引发劳动力工资增长、货币租税形成以及采邑制度和契约义务的瓦解。在14世纪，该病在西班牙先后爆发了6次，在意大利爆发了3次；14~17世纪里，在法国爆发了6次。至1720年，马赛暴发的鼠疫，则是欧洲最后一次鼠疫。至20世纪，随着青霉素等药物出现，鼠疫才被人们制服。对于鼠疫，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写道： “健康的人只要一跟病人接触，就染上了病，那情形仿佛干柴凑着烈火那样容易燃烧起来……连信仰虔诚的教士也接连死去。”这不仅使得怀疑论兴起，还引发人们对人生的重新思考。

——摘编自高玉宽《中世纪欧洲鼠疫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影响》

材料二   1920~1921年，东北鼠疫肇始于海拉尔（位于呼伦贝尔草原），当地旱獭是病菌的主要携带者。此时恰逢俄境动荡，沙俄白军“纷纷东窜，我境满海各站，俄兵充塞街衢”，车站秩序混乱。部分居民害怕被检查，发病时不敢报告，病死后或弃尸荒野，最终鼠疫经由铁路蔓延至东北全境乃至境外。面对疫情，奉天政府则颁布《各省区筹赈办法大纲》将救灾款项交由地方解决。疫情爆发后，哈尔滨防疫医院院长伍连德提出：“由华人力求清洁，自为预防”的建议，后亲赴海拉尔调查，通过化验确证为肺疫菌（鼠疫），并公布其病理及治疗方法等。政府则设立防疫总处，统计病例，并出版防疫日报，专门报道鼠疫的流行情况、政府的防疫措施。政府还发布了养阴清肺汤、神仙活命汤等供居民购买或配置。社会大型医疗机构对染疫患者进行收容及治疗，民间的个体医生也开门为鼠疫患者进行诊疗。此外，官商居民“不待警界之传谕，已各严行防范，均于住室、街道，满垫石灰”。

——摘编自梁坤莲《1920~1921年东北鼠疫流行与社会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