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事实上，即使在内战最激烈的时期，也有些地方没有执行余粮收集制。比如，在南部的察里津和中部的卡卢加一带，那里的苏维埃没有剥夺“背口袋的人”和禁止粮食的自由贸易，而是向他们征收赋税，并将所获得的钱财和粮食支援战争和挨饿的居民。当然，中央政府不承认这样的行动是正确的，认为这是社会革命党人的反动。……大省份的工人开始集会，要求政府取消粮食专政。这时，在中央决策层也不是没有异议，主管经济工作的李可夫，布哈林等人较早地接触了这方面的材料，感到了危机，于是向中央建议，放松余粮收集制。
——摘编自闻—《俄罗斯通史（1917-1991）》
材料二 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既是农业政策变化的结果，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农业政策的变革。为了在粮食税基础上适应市场机制的发展，更有效地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21年底召开的俄共（布）第十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制定了新形势下土地政策的指导原则。1922年10月，全俄中央执委会正式通过《土地法典》,进一步放宽了土地的出租期限和使用雇佣劳动的范围。上述措施鼓励了农民从事商品化农业经营的积极性，也使土地朝着规模效益的方向集中，中农和富裕农户的比重开始上升，农村出现了新一轮生产关系的调整。
——摘编自王斯德主编《世界通史·第三编《现代文明的发展与选择》》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指出当时苏俄实行的经济政策。并简析材料一的“余粮收集制”引发争论的原因。(2)材料二的经济政策中恢复私营工商业与农业政策变革之间有何关联?谈一谈这一政策的探索创新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启示。
材料一：中国的特点……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上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行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
材料二：“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娄山关前庭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伍修权
材料三：长征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留给我们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材料一表明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怎样的正确道路？为什么要走这样一条“相反的道路”？
（2）材料二中“铁壁合围”、“舵手一易”分别指什么事件？遵义会议的召开有什么重大历史意义？
（3）结合材料三并根据你的理解，谈一谈长征精神的内涵。
材料一 亚欧大陆游牧世界和农耕世界的矛盾，爆发为暴力的形式。自古代起，直到公元十三、十四世纪，我认为，可以总括为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浪潮。……第二次冲击后约四、五个世纪，到了十三世纪，又爆发了第三次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这是最后一次、也是范围最广的冲击。发动这次冲击的主要是蒙古人，投入冲击成为主力的还有大量的突厥人。冲击的范围包括东亚、中亚、南亚、西亚、东欧和中欧。在第一、第二次冲击中作为主力的印欧人和闪人已经变成了受冲击的客体，成为农耕世界的防御者。……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的冲击，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摘编自吴于廑《世界历史上的游牧世界与农耕世界》
材料二 据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统计，当时来自欧洲的移民结构为：英格兰人占60.14%，苏格兰人占8.1%，爱尔兰人占9.5%，德意志人占8.6%，荷兰人占3.1%，法国人占2.3%，瑞典人占0.7%，西班牙人占0.8%。
1901—1920年，移民人口中，来自欧洲的占85%，来自亚洲的和来自拉丁美洲的均占4%。1961—1970年，移民人口中，来自欧洲的占33%，来自亚洲的占13%，来自拉丁美洲的占39%。1981—1990年，移民人口中，来自欧洲的占10%，来自亚洲的占38%，来自拉丁美洲的占47%。
——摘编自余志森《美国多元文化研究》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概括指出古代游牧部族向农耕世界三次冲击的史实。以游牧世界第三次冲击为例，扼要说明其“为历史之发展为世界史带来了不少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二战后美国主要移民来源和移民结构的变化趋势。有人说，美国是各民族“大熔炉”；也有人说，美国是各民族“大拼盘”。结合所学，请你从文化认同的视角谈谈看法。
材料一 17世纪至18世纪末，罗明坚、利玛窦等外国传教士将大量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典籍转译为西文后传入欧洲。此举使中国儒家学说在欧洲得到广泛传播，并在欧洲兴起了百余年的“中国文化热”。18世纪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哲学家、“百科全书派”主要成员霍尔巴赫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将政治和道德相结合的国家，是以德治为基础的政府，欧洲政府当以中国为模范。启蒙时期的法国持霍尔巴赫观点的思想家很多，他们认为中国儒家“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应成为其学习的榜样，这也促使上述思想逐渐成为近代欧洲思想家追求并建立民主思想的渊源。
——摘编自周小欣、王丽娟、兰春《中国儒家典籍对欧洲启蒙运动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裘廷梁在《无锡白话报·序》中指出，中国要能够与泰西强国竞争，就必须“尽天下之民而智之”，使不同行业的人皆能人尽其才。按当时的发展趋势，中国将“非行西政不能活吾民，每一行省，非有精通西学数十人，必不能行西政”。按环球各国的大势看，“一人智而天下皆愚，能富强昔日之天下，决不能富强今日之天下”。他认为开启民智的根本措施是兴学校，其次是办报。此外，严复也将《国闻报》视为通上下、通中外的传播工具。“为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籥（一种乐器）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
——摘编自李滨《戊戌时期西学东渐与改良派论报话语的新变》
(1)据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欧洲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儒家思想的历史背景及其主要目的。(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中国维新变法时期维新派“行西政”的前提条件及其解决策略。
(3)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思想潮流的认识。
材料一 羁縻政策是中国古代用以统治和管理少数民族的政策，它的形成有深刻的思想根源。董仲舒云：“春秋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虽然中国自古有“中国”与“四裔”之分，有“中原”与“异域”之别，有“华夏”与“蛮夷”之异，甚至形成“华夷大防”的理论，但董仲舒的这一思想还是在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领域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此外，早在夏、商、周时期，以“礼仪之邦”自居的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即对四夷“修文德以来之”。唐朝开国次年，李渊即下诏：对少数民族要以“怀柔”“恩抚”为主，“义在羁縻，无取臣属”，“分命行人，就申好睦，静乱息民”。唐太宗则进一步强调“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
——摘编自彭建英《中国传统羁縻政策略论》
材料二 我国大陆是半封闭内向型的地理环境，这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交往，形成了内聚型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各民族天然地倾向于统一在一个国家内。而少数民族大多分布于边疆要塞之地，地理位置特殊，其所生活居住地往往有着丰富的森林、河流、矿产等自然资源。少数民族人口分布极其广泛，形成了少数民族与汉族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但在新中国成立时，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低下，普遍生产经营结构较为单一、没有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生产，甚至很多地区还停留在捕鱼、狩猎为生的刀耕火种的经济水平上，社会形态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按照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政治制度，其把民族因素和地域因素结合在一起，通过民族区域自治，实现民族平等、团结和睦、共同繁荣的目的。
——摘编自张梦临《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成因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羁縻政策的思想根源，并分析其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原因。结合所学知识，对当今如何处理民族关系谈谈你的看法。
材料一 雍正初年（1723年），清廷为对滇东北地区实行改土归流，对原来土官治理区域加以区别，为开矿政策的推行扫清障碍就是这一系列治理措施的目的之一，很快矿业得到快速发展、清代云南矿业走向了繁荣期，云南成为全国最主要的铜产区。为了把滇铜运往京城、乾隆时期、云南总督张允随还主持开发了金沙江，以便从水路运铜。清代在边疆地区还设置了铺递路线，仅云南就设置铺递路线460余处，形成了一个联通全省的交通网络。清代统治者继承了元明重视教育的传统，在西南地区积极兴办学校，如云南省府州县的学宫，在前代60余所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余所。清廷还通过巡阅的方式来加强西南边防、戍守边陲、以期达到保疆固困之目的。
——摘编自吴喜、杨永福《论清代前期对西南边疆的治理思想及治策》
材料二 鸦片战争爆发之后，于清王朝的统治者来说，列强不过是想要获取利益的“外夷”而已，只要满足其利益便可与之“结与国之欢心”。但国内的武装起义却是威胁清王朝统治的心腹大患。因此，只要能够维护其统治的利益，那么边疆亦可弃。直到大片国土的沦丧已经逐渐威胁到清朝统治的核心利益之后，清政府才开始转变传统的治边政策，即推行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清王朝也逐渐由王朝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变。但是清王朝依旧没能摆脱落后封建制度的桎梏，没能有效地整合国家，也没能实现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而清政府治边政策或者说治边战略上的失误正是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摘编自施润棋《清末我国边疆治理政策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清代前期治理西南边疆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调整边疆治理政策的原因，并谈谈其对现代边疆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变为“政由方伯”，诸侯国基本上已具有独立权。各国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军事竞争催生出国际间的战争规则和交往原则，并由此出现了专门的外交机构和外交官。各国为了协调国际关系，经常组织会盟活动，制定盟约作为诸侯共同遵守的国际规范。盟约具有国际司法和调节功能，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各国在国际交往中，形成了国家平等、和平外交、互不侵犯等原则。与此同时，儒家也力图将国际法纳入“礼”的范畴，构建和谐的“天下秩序”。
——据高旭《先秦国际法的溯源与探究》等
材料二：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依托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而实现，主要适用于欧洲主权国家之间。西方国家凭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等优势，将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法推广至全球，将非西方国家置于它们单方确立的国际法之下。在这一进程中，主权平等原则得到承认，但这只是欧洲范围内的有限承认，如柏林会议商讨非洲国家的国际公约时，列强是以西方的文明标准决定非洲国际事务，非洲国家却无从参与。近代国际法话语权体系偏离了主权平等原则，这种单一性的话语权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国际法的“国际”属性。
——据冯胜勇《国际法史背后国际法话语权体系的现代性反思》
材料三：国际法脱胎于西方文明的母体，如今已逐渐为中国所接受、认同和支持。改革开放后，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交往活动，从国际法律秩序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国应提高现代国家治理能力，不断推动社会的文明进步，同时应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力求使自身的主张与行动符合国际法的规范与理念，并在全球治理问题上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
——据韩逸畴《从欧洲中心主义到全球文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国际法产生的背景及其应用的主要表现。(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近代国际法体系。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今中国参与国际法体系建设的认识。
材料一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制天命而用之”。
——荀子
“夫尚贤者，政之本也”，“贤者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
——墨子
材料二
材料三 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自周之衰，文王、周公势力之瓦解也，国民之智力成熟于内，政治之纷乱乘之于外，上无统一之制度，下迫于社会之要求，于是诸子九流各创其学说，于道德、政治、文学上，灿然放万丈之光焰，此为中国思想之能动时代。自汉以后，天下太平，武帝复以孔子之说统一之。其时新遭秦火，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其为诸子之学者，亦但守其师说，无创作之思想，学界稍稍停滞矣。……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自宋以后以至本朝，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至今日而第二之佛教又见告矣，西洋之思想是也。
——摘编自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三位思想家的主张所体现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对图中的a、b、c、d四处曲线的走向做出合理解释。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谈谈你是否同意自宋至晚清中国“思想之停滞略同于两汉”的
观点，请说明理由。
材料一 进入20世纪后，国际组织有了较大发展，国际社会的集体安全制度开始受到重视。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破坏了国际法，使国际法面临严重危机。然而，国际法并没有消亡，它仍然随着国际关系的演变而继续发展。国际联盟体系的建立，标志着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常设国际法院的诞生，这是国际司法制度的一种进步。开始出现的广泛强制仲裁体系，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早在1920年，国联行政院的一个决议就表明，国联成员国中立的概念并不符合如下原则：所有成员国在实施针对盟约违反国的行动方面有合作的义务。1934年，国际法协会通过了《非战公约》的解释条款，并指出，在交战双方都违反该公约的情况下，可以免除中立国的传统法律义务。
——摘编自杨泽伟《国际法发展的历史分期》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法，虽然规定了禁止侵略战争，但是它既没有设立有效防止战争的机制，也没有详细规定发动和进行侵略战争的责任。在二战进程中，同盟国开始着手制定追究侵略责任、严惩反和平罪行和战争罪行以及反人类罪行的规范，并建立实施了这些规范的机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国际组织的大量涌现，特别是联合国的成立，国际组织的国际法主体资格问题，得到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普遍认同。由于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海洋法、航空法、空间法和国际人道法等方面的发展，传统战时中立的权限已经发生了变化，有些方面扩大了，而另外一些方面则受到了限制。与现代国际法中的《国际联盟盟约》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联合国宪章》中的集体安全制度有了显著的进步。国际法院于1946年在海牙设立，国际法院的裁判实践，对国际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以来，国际法院的判决基本上反映了国际正义力量的主张，其咨询意见也常被当作国际法的权威解释广泛引用。
——摘编自杨泽伟《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现代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法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对现代国际法的影响，并谈谈你对国际法的认识。
材料一 万隆会议后，中国同非洲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1956～1964年，中国政府以无息或低息贷款的方式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在需要的时候延长还款期限，以尽量减少受援国的负担。1970～1976年，中国援非金额高达18．15亿美元，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非洲国家由1966年以前的11个增至1977年的29个，中非贸易总额也从1970年的1.7721亿美元增至1975年的6.7126亿美元。1975年10月，中国对非洲国家最大的援建项目坦赞铁路（全长1860公里）建成通车。此外，中国向非洲派遣大量的专业教师，到中国留学的非洲学生也越来越多。
——摘编自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等
材料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非洲国家逐步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但英、法等西欧国家仍力图保持其在非洲的影响力。即使他们政治上放弃殖民统治，但仍然以援助、投资及培训干部等方式继续维持他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西欧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在很多时候使非洲国家更加依赖外援，根本做不到授人以渔。1966～1969年尼日利亚内战期间，法国就曾向要求独立的伊格博共和国提供大量援助，希望借此染指该地区丰富的石油资源。
——摘编自吴秉真、高晋元主编《非洲民族独立简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20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欧国家对非洲援助的共同背景。
(3)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上述材料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