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是由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周王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包括丰镐和洛邑）被称为“中国”。西周文献中的“中国”也被比作“夏”，大多指向周王族，故“夏”均为单数；这时的“蛮夷”既有受封为异姓诸侯者，也有游离于西周之外者。春秋时期，“夏”逐渐扩展为“诸夏”“华夏”。“中国”不再是周王室独享的领地和权力中心。《左传》记载，东夷诸国与鲁国朝贡多达数十次；齐鲁“夹谷之会”时，齐景公曾奏“夷狄之乐”。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影响力的式微，政治共同体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华夏共同体。诸侯兼并大大拓展了华夏间的深度同质化和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华夏文化认同日趋强劲。战国时，诸侯追求的是变法图强，以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中国”境内华夏文化共同体的一统，即“以中国一统”。战国诸子津津乐道于对华夏共祖的探究，对“夷夏”是否一体则鲜有关注。

——摘编自武沐等《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曾将古希腊城邦定义为“一个政体之下的公民共同体”。这里的“政体”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即为“城邦制度”。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城邦制度确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立法。著名的例子有斯巴达的莱库古立法和雅典的梭伦立法，此外还有米提林的皮塔科斯“制定了法律，但却未建立政体”等记载。有的“立法者”不仅为自己的城邦立法，甚至还为其他城邦立法。古代希腊城邦共同体的政体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的。现代西方社会高度分化，人们的民主生活和希腊城邦公民共同体生活全然不同。古代希腊人并未完全发展出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必须限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即使在雅典民主政治之下，公民个体言论和行为的自由实际上置于公民集体的监督之下。尽管苏格拉底并不认同民主政治，但他最终还是遵从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愿逃避城邦对他的判决。

——摘编自黄洋《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材料一 隋唐的统一，是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来分裂局面演变发展的结果。公元589年，隋朝实现统一，为唐朝的统一奠定了基础。唐朝是在推翻隋朝，消灭农民起义力量及割据势力的情况下建立的。只有更为强大的统一集权才能维护唐朝统治。从北魏中期到唐中期，经济上的一大变动是实行均田制。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均田令和租庸调法。唐初，自耕农增加，其经济地位略有改善，农民生产积极性有所提高。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朝在开元年间进入了全盛时期。唐朝均田制的实行，使国家掌提了大量的土地、人口、税收。

唐朝又在均田制的基础上行府兵制。这一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护了唐前期一百多年的稳定，这些都为唐帝国中央集权提供了物质基础。唐代三省制是秦汉以来中央集权官制发展的结果，是君权与相权矛盾斗争的结果。

——摘编自刘曼春《论唐代三省制》

材料二   美国1787年宪法前三条的各自第一句话连接起来就是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总轮廓。根据宪法规定，总统享有行政、军事以及部分立法大权，战时可以行使“独裁”权。根据宪法规定，立法权本来属于民选的议会，为了避免众议院为民众所挟持，宪法特别设立了每州由2个名额组成的参议院，以此对众议院进行制约。而且众议院议员任期2年，参议院议员任期6年，后者完全可以与前者抗衡。这样，民众的大多数通过众议院发挥作用的渠道也就被封杀了。根据宪法规定，司法权属于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法官由总统任命，其任职是终身制的。它能利用解释一切法律的权力，例如，可以宣布大多数民众主张或者制定的法律“违宪”“无效”。他们经常宣布废除不利于美国统治阶级的立法，这在美国历史上被认为“起了特别反对的作用”。

——摘编自刘书林《试论美国“三权分立”模式的本质及局限》

材料一   从1935年遵义会议到1945年党的七大，毛泽东在党内的核心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长期、艰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思想不断得以发展成熟，直至成为全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逐步形成，党才能够更好地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和进行理论思考，从而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与此同时，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航船不断乘风破浪前进，从而使得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逐渐赢得崇高威望。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及启示》

材料二   党的十六大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胡锦涛同志指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是我们党在新世纪新阶段肩负的历史任务。要全面实现这个目标，必须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坚持在开发利用自然中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03年的非典疫情，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在这些认识基础上，我们党紧紧围绕发展这个根本问题，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和新的阶段性特征，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发展要求，创造性地提出科学发展观的理论，深刻揭示了发展的本.质和内涵，指明了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正确道路。

——摘编自冷溶《充分认识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认真学习〈胡锦涛文选>》

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