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王安石认为，要改革政治，就要统一思想，最好从教材着手，使未来的改革人才，从学校时起，就受到改革思想的熏陶。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主持编订《三经新义》， “三经”是指《诗》《书》《周礼》， “托古改制”就似乎名正言顺。王安石重新注释儒家经书，提出新的见解， “立政造事”，实际上是王安石自己政治思想的表述。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正式颁布，作为学生必读教材。 “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保守派认为，王安石“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后来，新法尽废，作为统一教材的《三经新义》就逐渐销声匿迹，版毁书亡。

——摘编自熊承涤《王安石的变法与教材改革》

材料   “载厘改统”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重要的财政税制改革之一。厘金最初是曾国藩筹措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所需军费而采取的一种战时税收，后逐渐在全国开展起来，税率也从最开始的1%涨到20%甚至更多，几乎达到“无地不征，无物不税”的地步。作为一项彻头彻尾的弊税，厘金制度从一开始就钳制了生产流通……又由于地方政府每年只需向中央政府缴纳象征性的一小部分税收，及至军阀林立的北洋时期，厘金已然成为地方割据政权的经济基石。1928年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全国”后，为巩固其统治，决心启动“栽厘改统”改革。

如果单纯地把“裁厘改统”看作一场为外交活动提供便利、为增加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和为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控制力而进行的改革，那么这次改革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南京国民政府“改订新约”和增加中央财政收入这两个主要目的都达成了。总而言之，“栽厘改统”对于南京国民政府而言有利于自身，但不利于民生。

——摘编自孙晟《南京国民政府“裁厘改统”效果评析》

材料   番薯最先传到了菲律宾，在当地广为栽种，因而为了让与其贸易的褊建商人所熟知，这些商人在明末把它引入福建种植，“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遮则长乐、福清皆种之”。后来，番薯从福建传入江浙，广泛种植，接着在其他地区也推广开来。花生，又名落花生，最早在福建引种。到了清代，花生在全国各地普遍种植。

大约16世纪末和17世纪前半期，已有一些中国商人、工匠、水手、仆役等，到墨西哥和秘鲁侨居经商或做工。由于他们是从福建月港经由马尼拉辗转而来的，因而被称为“马尼拉华人”，其中绝大多数为福建籍移民。据估计，从16世纪末至17世纪中叶，移居拉丁美洲的马尼拉华人有五六千人。据记载，早在16世纪，墨西哥城和阿卡普尔科就已出现了“唐人街”或“唐人城”。

——摘编自林国平《闽人与海外农作物的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