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竞技体育向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的知识，谈谈中西体育文化对你的启示。
材料层级是行政区划与地方政府组织体系的基础。通观中国自秦朝以降的两千多年变化过程，可将地方行政层级归纳为三个层次，即县级政区、统县政区与高层政区（其特征如下表所示）。
| 层级 | 特征 |
| 县级政区 （基层政区） | 皇帝直接任命的地方官员到这一层为止,(“县官”被基层社会用来作为皇帝或政府的代称)。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上,幅员、数目与名称方面较其他层级变化起伏最小。 |
| 统县政区 （也称郡级政区） | 直接管辖县的政区,如秦汉时期的郡,隋唐五代宋辽金时期的州,元代的路、府、州,明清时期的府,民国初年的道等。 |
| 高层政区 | 不直接辖县的政区,在中国古代史上多作为统县政区的上一级政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代表为州,在唐宋时期的代表为道、路,在元明清则为省。 |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与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
根据材料信息，围绕中国古代“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变化”，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的知识展开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述清晰。）
材料 范蠡（公元前536年一公元前448年）去越如（入）齐之后，主要从事经商活动，他把自己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用于商战谋略中，故所谋必成。范蠡主张商品“务完物"，质高货真，不可“居贵”，“逐什一之利”即可，"财币欲其行如流水”，要“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故“致背累巨万，天下称陶朱公”。《史记越世家正义》盛赞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数与贫交疏昆弟”。
——摘编自侯同江、韩立祥《商圣范蠡评传》
(1)根据材料，归纳范蠡的经商理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范蠡经商得以成功的有利因素。
材料一 黄宗羲认为封建君主的“一家之法”并非“天下之法”，而“天下之法”应“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天下之人完全可据“天下之法”而评论天下大事，作为知识分子集中的学校，更是义不容辞。黄宗羲一边大声疾呼“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一边又郑重地提出天子、郡县官等都要定期到学校，“入弟子列”恭听由学校所代表的“民意”。在一定意义上，将各级政府置于某种范围的“民间”舆论监督之下。由此，黄宗羲进而申言“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府应鼓励“四方上书言利弊”。这样，言路广开，“民意”上达，自由评议受到重视，国事民情统为一体，政通人和就相辅相成了。“公其非是于学校”，为进步思潮之勃兴亮出了鲜明的旗帜。
——摘编自罗华庆《略谈黄宗羲“公其非是于学校”的思想》
材料二 孟德斯鸠明确指出，只有人民才可以制定法律，封建君主言出即法“是一种恶劣的立法方法”。立法权由人民集体享有，这在大国是不可能的，在小国也有许多不便。他同时认为人民是根本不适合于讨论事情的，人民必须选举自己的代表组成议会－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才能完成。孟德斯鸠认为不应该广泛地从全体人民中选举立法机关的成员，而应在每一个主要地域由居民选举代表一人。“人民对自己城市的需要比对其他城市的需要了解得更清楚；对邻居的才能比对其他同胞的才能判断起来要正确得多。”孟德斯鸠认识到，已接受选民一般意志的代表在立法期间不必每件事情都要再接受其选民的特别指示。若事事征求选民的意见要以无限的拖延为代价，结果得不偿失。
——摘编自李建华、周建民《法的精神与法的规则－孟德斯鸠立法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18~19世纪黄宗羲和孟德斯鸠限制君权思想在中国和西方的遭遇，并分析造成黄宗羲相关思想这一遭遇的原因。
材料 王安石认为，要改革政治，就要统一思想，最好从教材着手，使未来的改革人才，从学校时起，就受到改革思想的熏陶。熙宁六年（1073年），王安石主持编订《三经新义》， “三经”是指《诗》《书》《周礼》， “托古改制”就似乎名正言顺。王安石重新注释儒家经书，提出新的见解， “立政造事”，实际上是王安石自己政治思想的表述。熙宁八年（1075年），《三经新义》正式颁布，作为学生必读教材。 “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保守派认为，王安石“政事害人才，学术害人心”。后来，新法尽废，作为统一教材的《三经新义》就逐渐销声匿迹，版毁书亡。
——摘编自熊承涤《王安石的变法与教材改革》
(1)根据材料，概括王安石教材改革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王安石的教材改革。
材料 基于冷战对抗与遏制的对华安全观，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第二个任期内（1956—1960年），面对致力于发展核武器的中国，授权战略空军司令部及联合战略目标规划参谋部等军方单位主导设计以战略核打击为主的对华核战争预案，这就是极隐秘的“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基于美军的核力量优势，美国谋求在中美两国的大规模冲突中，先发制人地对华发动核打击或动用核反击来毁灭中国的核武装及城市人口，最大限度地削弱中国的实力与潜力。即便美苏爆发战争而中国并不参战，美国仍计划全面毁灭中国，阻止中国在美苏战后成为仅存的工业强权。这种乖戾的进攻性思维及深刻的疑惧心理，在美国对华核防务及宏观战略框架内从未消失，并对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对华战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摘编自忻怿《冷战时期美国的对华核战争准备（1960—1969）——基于对“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考察》
(1)根据材料，概括美国“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美国制定“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原因。
材料一 西周是由姬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组成的政治共同体，周王是这一政治共同体的统治者。周王室直接控制的王畿（包括丰镐和洛邑）被称为“中国”。西周文献中的“中国”也被比作“夏”，大多指向周王族，故“夏”均为单数；这时的“蛮夷”既有受封为异姓诸侯者，也有游离于西周之外者。春秋时期，“夏”逐渐扩展为“诸夏”“华夏”。“中国”不再是周王室独享的领地和权力中心。《左传》记载，东夷诸国与鲁国朝贡多达数十次；齐鲁“夹谷之会”时，齐景公曾奏“夷狄之乐”。战国时期，随着周王影响力的式微，政治共同体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华夏共同体。诸侯兼并大大拓展了华夏间的深度同质化和对异质文化的排斥，华夏文化认同日趋强劲。战国时，诸侯追求的是变法图强，以中央集权制度实现“中国”境内华夏文化共同体的一统，即“以中国一统”。战国诸子津津乐道于对华夏共祖的探究，对“夷夏”是否一体则鲜有关注。
——摘编自武沐等《大一统视域下的司马迁炎黄共同体理论》
材料二 亚里士多德曾将古希腊城邦定义为“一个政体之下的公民共同体”。这里的“政体”一词的希腊文本义即为“城邦制度”。公元前8世纪起，希腊城邦制度确立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立法。著名的例子有斯巴达的莱库古立法和雅典的梭伦立法，此外还有米提林的皮塔科斯“制定了法律，但却未建立政体”等记载。有的“立法者”不仅为自己的城邦立法，甚至还为其他城邦立法。古代希腊城邦共同体的政体各不相同，但都是以“宪法”或者“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的。现代西方社会高度分化，人们的民主生活和希腊城邦公民共同体生活全然不同。古代希腊人并未完全发展出为了保障个人自由而必须限制国家权力的观念。即使在雅典民主政治之下，公民个体言论和行为的自由实际上置于公民集体的监督之下。尽管苏格拉底并不认同民主政治，但他最终还是遵从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不愿逃避城邦对他的判决。
——摘编自黄洋《希腊城邦政治与西方法治传统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时期华夏共同体形成的背景和意义。(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城邦共同体与华夏共同体的不同点，并说明古希腊城邦政治与现代西方民主制度的关系。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先秦时期的中国和古代希腊政治形态差异的认识。
材料一 玛雅人居住在尤卡坦半岛。从考古中我们得知：在整个古典文明时期，50余处相当重要的玛雅中心都有人居住，而这些中心都是以早期城市的形式呈现出来的。从政治角度来看，有些城市中心似乎结成了各种“联盟”或“王国”。在古典时期的玛雅社会同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阶层：普通百姓或平民（大都专门务农和从事种种个人劳务）;统治集团由统治者、僧侣和高级武士组成。非凡的艺术品应归功于僧侣和圣人，如梁托拱顶、雕像，特别是以浮雕与壁画为特色的建筑，以及写在石碑、楼梯、横梁、绘画、陶器和书籍上的象形经文，或古抄本等，这些都证实玛雅僧侣和圣贤具有极其深奥莫测的高度文化。我们也知道古典时期的玛雅人能使用各种极为精确的历法，他们还有“0”的概念和符号，比印度人早了数百年。
——摘编自[英]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一卷
材料二 16世纪伊始，天花、麻疹、白喉等在美洲的传播使美洲的土著人口锐减，而16世纪以前这些疾病从来没有到达过西半球。从1519年开始，天花伴随着其他疾病的流行毁灭了阿兹特克帝国，不到一个世纪，墨西哥的人口就减少了90%之多，由1700万锐减到不到130万。当西班牙征服者在墨西哥确立统治时，土著民族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或是消失殆尽，或是为西班牙所同化。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文明的传承与交流》第五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典时期玛雅文明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以阿兹特克帝国为代表的美洲文明消失的原因。
材料一 自治城市是罗马帝国与中世纪西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相对独立的政治共同体，而且都是政治体制不完善的产物。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大多数是通过军事征服而形成的，这些城市的自由民一开始就是强者、征服者。因此，当罗马帝国征服地中海世界以后，帝国行政制度的基础依然是自治城市。中世纪西欧的自治城市则不然，他们绝大多数是经济发展和武装斗争的结果。生产力的发展是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基础，但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原因却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因手工业发展、商业发展或军事原因而产生。如果说西方城市的政治制度与传统诞生于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那么它的经济属性与商业属性则产生于中世纪的西欧自治城市。掌握货币使城市具有了经济实力，他们用金钱赎买的方式向封建主购得自治权，因此可以说，货币是市民阶级巨大的政治平衡器。
——摘编自杨婉嘉、王振霞《罗马帝国与中世纪西欧的自治城市比较研究》
材料二 11世纪起，西欧开始了旧城复苏和新城产生的历史过程。一些商人、工匠以及从庄园里逃亡出来的农奴，聚集在港湾、城堡、教堂以及交通要道周围，进行生产和交易。这些地方逐渐演变为中世纪的城市。中世纪的西欧城市中诞生了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主要表现在：第一，法律上，城市居民拥有人身自由；第二，城市土地属于自由财产，不归封建王国或领主管辖；第三，市民只要向其所属领主缴纳一部分税款，那么在城市范围内就可以拥有非常多的自由。
——摘编自［比利时］亨利·皮雷《中世纪的城市》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自治城市与中世纪西欧自治城市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世纪欧洲城市兴起的原因。
材料 沿京杭运河进行的漕粮北运，一直被清政府视为国之大计。乾隆中期以后，漕运官员贪腐严重，陋规帮费不断增加。再加上黄河决口，运河河床淤积，漕运受到很大影响。太平天国运动兴起之后，南京等地被太平军攻占，漕运断绝。清政府不得不全面依赖海运。海运初期主要雇佣民间的沙船和卫船，轮船招商局成立后又以轮船承运漕粮。原来的漕运一次需要十个月时间，而海运只需几天至十几天，所需费用只有漕运的几分之一。为鼓励船只承运漕粮，政府除付给运费之外，还允许捎带私货贩卖，并给予免税。粮船北上时，往往捎带丝绸、棉布贩运至北方，空船南归时又会运载北方的麦豆、杂粮。沿途港口如上海、登州、天津逐渐兴盛，而运河沿岸城市则急剧衰落。凭借承运漕粮的业务，招商局在与外国航运公司的竞争中一度占据优势。
——摘编自林梦银《清代漕粮海运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代实行漕粮海运的原因。
(2)根据材料,概括清代漕粮海运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代漕粮海运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