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丞相者，朕之股肱，所与共承庙宇，统理海内，辅朕之不逮，以治天下也。
——班固《汉书》
汉初制度大多不切实际，要求制度变革的呼声甚高，却无法得以实施。直到武帝时期，才大刀阔斧地推行了制度变革，这是一个事功显赫的时代，也是一个垂范立制的时代，在协调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强化对官僚队伍的管理、确立新的经济政策等重大领域，汉武帝都进行了制度创新和变革。
——孙家洲、王文涛《制度变革与汉武帝盛世的造就》
材料二：唐朝中央中枢机构示意图
“汉代宰相是首长制，唐代宰相是委员制。最高议事机关称政事堂，一切政府法令，须用皇帝诏书名义颁布者，事先由政事堂开会议决，送进皇宫画一敕字，然后由政事堂盖印中书门下之章发下。”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三：中国古代有一位皇帝曾说：“今我朝罢丞相，设五府（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
——《皇明祖训·祖训首章》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指出丞相的主要职能。根据材料二及所学，汉武帝时期如何解决“解决皇权与相权矛盾”。
(2)写出材料二中①、②、③所示机构的名称。依据材料并联系所学，指出唐代相制与汉朝比较所发生的变化并简析其积极作用。
(3)材料三中的皇帝指的是谁?他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什么?
(4)综合上述材料，概括我国古代政治制度变革的主要趋势。
| A．源于经济发展和兼并需要 | B．预示分封制和宗法制瓦解 |
| C．表明封建中央集权不断加强 | D．反映社会阶层趋向平等 |
| A．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 | B．疆域历经变动基本定型 |
| C．民族间差异逐步消失 | D．南北经济发展渐趋平衡 |
材料一 棉花种植技术传入中国后，自汉至唐，只在今新疆、西南部分地区有零星种植。南宋末，长江流域植棉渐广。元初，“置浙东、江东、江西、湖广、福建木棉提举司，每年向民间征收木棉布十万匹。”黄道婆在松江传授学自南海的技术，改良织机，使这里迅速成为棉纺织中心，“松江棉布，衣被天下”。元明时，各种农书都积极推广植棉和棉纺织技术。棉花种植迅速发展并超过桑麻，棉花成为我国纺织业的主要原料。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
材料二 明朝时江南棉纺织业内部显现出专业化分工的趋势，棉布品种的多样化满足了不同人群的需求，出现了专门从事布匹收购经营的棉布字号。……明中叶之后，广州一地的棉纺织工场就有2500多家，纺织工人有5万余名。苏松地区大量棉业市镇兴起，棉货贸易繁荣。但苏松地区棉纺织业的发展带来的商品经济的繁荣，只是局部小范围的，受到封建经济的束缚，棉纺织业内部的新兴因子发展缓慢。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丝棉纺织业的发展导致了桑稻争田，由此造成了江南地区粮食供应的紧张。康熙年间，“两浙民稠地窄，产为无多。全赖江楚粮艘”。……从江南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流内容来看，基本上是苏、松、杭等地的丝棉织品输向全国各地，而湖广、江西一带的粮食则源源不断地输入江南。
——摘编自杜君立等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等文章
材料三 一战的爆发，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对中国输出的资本和商品相对减少，为中国民族工业让出了部分中国国内市场，也利于中国商品开拓国外市场。1911-1919年，纺织业和面粉业发展最为迅速，火柴、造纸等轻工业有显著发展。但好景不长，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各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很快就萧条下去。
——摘编自焦雪琴《近代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历程之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元时期南方棉花种植推广的原因，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清江南棉纺织业领域出现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从粮食生产格局和国内贸易形式变化角度分析这一时期江南丝棉纺织业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民国初期民族资本主义发展迅速的原因，概括材料三中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征及启示。
| A．明确了六部职责 | B．提高了工作效率 |
| C．强化了中央集权 | D．消除了腐败现象 |
| A．九卿职能的扩张 | B．内侍专权的恶果 |
| C．皇权强化的趋势 | D．中外朝制的形成 |
| A．呈现中央集权化的趋势 | B．利于华夏认同的增强 |
| C．表明儒家思想得到认同 | D．反映出列国纷争激烈 |
(1)春秋到战国时期有何变化？
(2)春秋战国时期，民族关系出现什么变化？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有何历史趋势？
| A．英德矛盾是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 | B．英国的海上力量受到严重削弱 |
| C．英德海军军备竞赛呈现加剧趋势 | D．德国的军事发展速度领先世界 |
材料一 在宋代江南城市社会救助体系构建和形成过程中，作为主导的官方把赈灾救荒作为社会救助的重点，并陆续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有赈济、赈货等类型。江南城市的民间救助多为自发的个体行为，即使形成一定的组织，也以个体自愿为基础。施行救助主体有士人（包括部分官员）、工商富室和僧道人员。他们大多出于传统儒学所倡导的仁义思想和社会理想，将参与社会救助活动视为仁义的实践与推广。相对于传统荒政和乡村救助；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有着诸多特点，呈现朝社会保障体系发展的趋势。
——摘编自陈国灿《论宋代江南城市的社会救助》
材料二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社会传统的救助活动呈现出新的特征与状态。晚清政府已无法如“康乾盛世”时期那样向受灾民众提供应有的救济和帮助，而以士绅富民为主体的民间救助活动日趋活跃。随着近代社会产业结构的改变及贫困群体的扩大，以贫困人为对象的社会救助活动越来越受到民间救助组织的重视。部分先进中国人也开始学习和研究西方国家开展社会救助的思想和经验，反省中国传统做法和理论的缺陷，使以传教士为先导的外国慈善活动逐渐活跃。这些变化引起了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变动。
——摘编自陈桦《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近代转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江南城市救助的特点及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时期中国社会救助活动的转型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