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整体主义原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原则，它认为群体的利益绝对高于个人的利益。一切个体皆没有独立的自己的价值，个体的存在和价值，完全是由社会群体派生。以宗法、血缘和自然情感为纽带，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约束个性，培养群体人格，个人只能以“孝”、“忠”为坐标在家族、血缘中寻找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与中国不同，西方的价值观念是以个人本位为基础的，个人本身具有最高价值。人们有决定自己生活和前途的自由和权利。而社会只是达到个人目的的手段，国家和社会的使命就是要保护个人的权利。
材料二 陈独秀认为：“世界民族多耶，以人种言，略分黄白，以地理言，略分东西两洋。东西洋民族不同，而根本思想亦各成一系。”李大钊认为：“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富，生产之丰，故其生计以农业为主，其民族为定住的。北道之民族因自然之赐予甚乏，故其生计以工商为主，其民族为移位的。惟其定位于一所也，故其家族繁衍；惟其移住各处也，故其家族简单。家族繁衍故行家族主义；家族简单故行个人主义。’
——摘编自杨胜利《从“群体本位”与“个人本位”看中西文化价值观的差异》
(1)据材料一，概括中西方传统价值观念中对“群体”与“个人”关系认识的差异。(2)据材料二，归纳李大钊和陈独秀对中西文化差异影响因素的共同认识。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形成的原因。
全球化的历史进程，同时也是时间标准化的历史进程。
材料一 时间基本上可分为两类，一是自然时间，如天体运行造成的四季循环和昼夜交替；二是社会时间，是人类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时间，例如“一周”概念的出现。不过，社会时间与自然时间并非截然分离，毋宁说，社会时间是根据自然时间来重新组织和划分的时间。在农业文明时代，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习惯追随大自然的节律，主要是适应自然时间。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的时间观念和时间规则比较粗略，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近代以后，社会经济生活变得更加复杂，人类在日常生活中对时间的精细度及精确度有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以前在天文观测中才用到的“分”、“秒”，到后来就成了人们生活中的常用时间。
材料二 全球时间问题早已出现端倪。地理大发现时代，环球航行存在日期差。到19世纪，在时间尚未实现标准化的情况下，人们的交往愈是快捷方便，遭遇到的时间问题就愈是突出。国际通用的计时方式由主导全球化的一些国家共同制定并建议各国遵守。1884年10月1日，由27国代表参加的华盛顿国际子午线大会正式召开。大会确立本初子午线和建议采用以格林威治子午线为基准的“世界日”，为建立世界时区体系打下了基础。格林威治子午线及格林威治时间可以被看成是当时强盛的大英帝国的一个符号，它以提供标准时间的方式支配了全世界。
——摘编自俞金尧、洪庆明《全球化进程中的时间标准化》
(1)根据材料一，概括自然时间与社会时间的区别与联系。(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19世纪末期格林威治时间得到公认的影响。
材料一 宋代到清代，中国各地都发展出一定规模的票号、钱庄。清代中期后，山西票号几乎开满了国内各省。鸦片战争后，上海为代表的口岸城市，开始兴起钱庄。为了拓展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业务，外国商人将现代银行业引入中国，最早的就是一家英资背景的银行丽如银行。之后，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日本的银行纷纷在中国设立分行。经过市场洗牌，到19世纪末，9家外资银行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设立了45家分支机构。
——摘编自吴景平《中国近代金融史十讲》
材料二 近代中国银行业在1927-1937年“黄金时代”的发展，带来的成果包括存款业务猛增到了45.5亿元，大大超过了外资银行的该业务量（5.11亿元），占据了总发钞额的87%。近代中国银行业为当时的民族工业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支持。比如，棉纺织业就获得了压倒性优势的贷款支持，面粉业、丝绸业也获益显著。近代中国银行业在那段时期的快速发展，对于当时国家的救亡图存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在金融领域的干预更甚，屡屡违反金融市场规律，滥发货币，从根本上葬送了人民对于该政府的信任，最终导致国民政府金融业的崩溃。
——摘编自[美]程麟荪《中国近代的银行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到清代金融业得以发展的根本原因，并概括近代在华外资银行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国民政府统治前期银行业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意义”的主要表现。
材料中医学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与生活实践中认识生命、维护健康、战胜疾病的宝贵经验总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中医学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防治疾病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古代中医的发展史：
中国历史上有“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的传说，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在与自然和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发现药物、积累经验的艰苦过程，也是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的真实写照。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在3000多年前的殷商甲骨文中，中国已经有关于医疗卫生以及十多种疾病的记载。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搜集、总结了先秦以来丰富药学资料而成书的。本书载药365种，至今尚为临床所习用。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秦汉时期，形成了《黄帝内经》这样具有系统理论的著作。此书是现存最早的一部中医理论性经典著作。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专门论述了多种杂病的辨证诊断、治疗原则，为后世的临床医学奠定了发展的基础。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从魏晋到隋唐五代，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该书不仅对中国医学有很大影响，而且还传到了国外。这一时期医学各科的专科化已趋成熟。另外，唐代经济繁荣，促进了中药学的发展。唐代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等大型方书。其中《备急千金要方》中还用专门的篇目《大医精诚》详细论述了医生的职业道德问题。唐政府率先完成了世界第一部药典性本草——《唐本草》的编修工作。全书载药850种，还增加了药物图谱，进一步完善了中药学的规模格局。
在宋代医学教育中，针灸教学有了重大改革。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后来，他又设计制造等身大针灸铜人两具，教学时供学生实习操作。这一创举，对后世针灸的发展影响很大。从明代开始，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一批医学家们主张“中西医汇通”，成为当代中西医结合的先声。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完成了中药学巨著《本草纲目》，全书载药1892种，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2003年“非典”以来，经方中医开始有复苏迹象。
(1)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医药学发展的特点及其原因。(2)根据中国古代医药学发展历程及成果，提炼中医药学中所蕴含的重要思想观念。
材料一 阿兹特克人发明了“浮动园地”，其作物产出率比较高。他们的土地分为：村社公有土地、官用土地（包括神庙土地、供养王室贵族和各级官员的土地）、私有土地（包括允许贵族世袭的土地、国王赐给有战功的武士和杰出家族的土地）。他们和玛雅人的商品贸易，既有当地贸易，又有远距离贾易，通常可可豆和棉织品被当作货币使用。特诺奇蒂特兰城有许多大小广场，用作商品交易场所。据记载该城有69种不同类型的商人，他们形成一个特殊阶层，住在城市的特定区域，可供奉自己的神灵，并仅同本阶层的人通婚。
——摘编自韩琦、史建华《论拉美古代印第安文明及其遗产》
材料二 16世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的部分主要活动
时间 | 主要活动 |
1519年 | 西班牙人科尔斯特率军向墨西哥中部高原进军。阿兹特克国王被迫准许其进入特诺奇蒂特兰城，自己也受到科尔斯特的扶持与控制 |
1521年4月 | 科尔斯特以大屠杀的方式彻底摧毁特诺奇蒂特兰城 |
16世纪70年代起 | （墨西哥港口城市）阿卡普尔科的大帆船不仅驶往墨西哥各地，还进一步向南到达利马，运送大量中国商品 |
1593年 | 西班牙国王颁布教令，规定从马尼拉进口的商品也只能在墨西哥销售或转运至宗主国；墨西哥每年从菲律宾进口的商品价值不得超过25万比索，每年只允许两艘商船前往马尼拉，每艘载重不得超过300吨 |
——据李兴华等《16-17世纪初期中拉海上丝绸之路与跨区域性贸易网络的形成》整理
(1)根据材料一，归纳阿兹特克文明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西班牙人给阿兹特克文明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英国政治制度的特点，在微观性构成的内部载体上，“光荣革命”以立法的形式否定了君主主权，确立了议会主权。1721年，下院多数党领袖沃波尔任财政大臣，经常主持内阁会议，成为实际上的首相，剥夺了国王唯一尚存的行政权。19世纪的英国政坛主要由保守党和自由党把持，轮流执政。政治体制的产生发展和变革，背后有独特的政治文化，纵观两千多年的历史，英国单一制国家结构形式的存在，俨然演化成为了一种国家理念的存在，与其民族、传统和思想浑然一体。英国独特的地理环境，使该国居民形成了审慎、害怕变革、崇尚改良的岛国心态，塑造了人们安于现状、乐于遵循、服从约定俗成的习惯法和规定的生活态度。在英国，社会各阶级价值取向都向上流社会看齐，并逐渐养成绅士风度的国民性格。
——摘编自王哲媛《影响英国政治制度的政治文化因素概述》
材料二 完成民族国家构建然后开始民主化的进程，反映了政治发展的一般逻辑，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历史上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新中国的成立，让传统的中国拥有一个强大的现代政党体系，中国共产党超强的领导与执政、动员与整合能力，是我国现代化和民主化得以稳步推进的前提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形成了包括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在内的制度体系。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梅斯纳说：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胜利解决了过去日趋严重的、长达一世纪之久的混乱。被称为“一盘散沙”的中国，正迅速凝聚成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则断言：中国模式，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整个世界。
——摘编自胡伟《新中国的政治发展：成就、途径和道路》
(1)根据材料一，归纳英国政治制度的架构，并说明影响英国政治体制的文化内核。(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英国政治制度相比，新中国在制度体系上的主要区别，并分析其原因，简述“中国模式”民主政治的现实意义。
材料 隋朝开凿的大运河，通过长江、赣江与唐代兴建的大庾岭古道连接，形成了中原通往岭南的国道，江西由此成为南北贯通的中轴。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通道裹挟着丰富的物质与非物质的要素，从唐帝国中期开始，呈现出气象万千的态势。洪州(南昌)、江州 (九江)、吉州 (吉安)、饶州(上饶)乃至南端的虔州(赣州)等城市皆因临水交通便捷而崛起成为一方的经贸中心。进入宋代，江西人文鼎盛，经贸发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在宋代文坛各领风骚，而后的黄庭坚、杨万里、辛弃疾、文天祥也如星光闪耀。明清时期，江右商帮形成，“无江西人不成码头”在运河一线成为风景。在运河的治理过程中，江西的朝中贤达如欧阳修、王安石、侯叔献、万恭等表现出了应有的担当。近代以来，由于大运河的通航不再顺畅，大庾岭古道也逐渐趋于清冷，这条自唐宋到明清时期繁忙的国脉开始萧条，江西似乎回到相对封闭的格局中。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明确提出要实业救国，提出要沟通大江大河，把赣粤运河纳入国家战略规划，但国弱民贫限制了理想的实现。新中国成立后，江西对开凿赣粤运河一直抱有热切的期望，但交通部门水运网方案的落实因为种种原因而耽搁。在中国大运河成功入选世界遗产，特别是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战略实施之后，江西“连南接北、承东启西、通江达海”的区位格局加快形成。“十四五”期间，江西正在绘制一幅国内大循环的水运蓝图——浙赣粤运河。在蓝图中，既有与历史对接的赣粤运河，还有与时代相通的浙赣运河，这将使江西实现新的腾飞！
——摘编自谢光前等《流动的运河与江西》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运河在江西历史发展中的地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江西“落后”的原因，并概括现代江西运河战略的特征。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对外贸易虽是以苏联东欧贸易为主，但中国并没有放弃与西方国家开展经贸往来的努力。日内瓦会议期间，为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周恩来指示中国代表团成员多与英国代表团接触，争取打开英国市场。1952年英国对华出口额只有300万英镑，1957年上升到1200万英镑。在中英贸易关系发展的带动下，法国、瑞士、联邦德国、挪威等国的工商界代表纷纷访华，中国同西欧的贸易有了较快增长。万隆会议后不久，10多个非洲国家纷纷与中国建立了贸易关系，中非贸易额呈逐年增长之势。
——摘编自徐行、张松《试论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恩来的对外贸易思想与实践》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国内主要工业品供应短缺，加上工业发展模式是半封闭型的，仅有少量的对外贸易，出口商品也多以初级产品和资源性产品为主。改革开放以来，依托完备产业基础和综合成本优势，我国对外贸易量质齐升，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1978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仅为168亿元人民币，2018年已达到16.4万亿元，增长979倍。自2009年起，我国已连续多年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地位。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新中国成立70周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50年代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特征。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正月，康熙帝第二次南巡，临阅河工。二月，康熙帝抵达浙江绍兴，祭大禹陵，亲制祭文，书名，行九叩礼。三月，康熙帝至南京谒明孝陵。命八旗科举先试骑射。四月，康熙帝制《孔子赞序》及颜、鲁、思、孟四赞，颁于学宫。五月，颁行《孝经衍义》。七月，派索额图与俄国使臣会谈于尼布楚，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中俄东段边界。
——摘编自《大清十二帝》
材料二在“太阳王”路易十四统治下（1661-1715年），法国波旁王朝进入全盛时期。他主张“朕即国家”，坚信自己是神圣的绝对君主。在其统治下，法国政府体系高度集中专制，这种统治模式为法国带来了相对稳定；他鼓励工商业发展，推行重商主义政策，促进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扩张，这些举措为法国的繁荣奠定了基础。然而，绝对君主制导致了政府腐败和官僚主义增加，削弱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和个人自由发展，导致社会创新能力盼下降。
——摘编自《路易十四时代下的法国波旁王朝》
材料三1722年，彼得大帝建立《爵位表》（职级表或官秩表）的晋升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官职等级分为十四级，量才录用、晋升军政官员，只要晋升到前八级，无论出身多低，都可受封为贵族。这一制度强调个人才华和能力，而非家族血统。它不仅是一个晋升途径，更是对社会阶层体系的一种挑战，限制了旧贵族的政治影响。
——摘编自《彼得大帝：俄罗斯历史的不朽巨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熙帝的执政理念。(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与康熙帝比较，路易十四执政的异同。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彼得一世建立官职晋升制度的原因和影响。
材料一 西周的建立及其分封制下的政权建构模式，将被征服的方国和族群在政治上卷入周政与周制的管理体系中。原先以血缘为族群壁垒的状态被打破。在统一的王权政治下，各非周族群都以政治上的从周感超过了之前狭隘的“我族”心理与认知。或者说，周所建立的“单血缘支配的社会”超越了每一个族群中血缘组织的力量，以分封制的形式贯彻了王权至高无上的理念。正是在这种统一政治认同下，每一个血缘邦族的“小我”力量弱化，一个政治体推动的“华夏”建立起来。
材料二 秦立国时辟在西戎，长期与异族群相处。至战国时，除了以一套郡县制的行政建制履行政治集权统治和对异族群的管理之外，还有一套在非华夏族群地区施行的行政建制，如“属邦”“臣邦”“外臣邦”“道”。“道”是秦政权直接在少数民族地区设置的地方行政区域。它既体现了政治一体化在边域的扩张，同时也意味着族群在政治制度的推动下逐渐“内附”，并有一部分族群逐渐趋于华夏化。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乔传宁《周秦时代政治变革与族群认同关系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推行分封制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战国时期秦国地方管理体制的特点及成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