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成书的《黄帝内经》，就已全面奠定了中医理论的基础。中医学五大核心理论——阴阳五行学说、脏象学说、经络学说、形神学说和天人学说，均肇始于此书。西方近代医学在整体系统思维方面远不及中国，中国医学不仅认为健康需要身、心、社会三者的统一、还特别强调天人之际即机体与整个宇宙大系统之间的和谐。在系统理论的指导下，中医学在诊断学和内、外、妇、儿、针灸等各临床学科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东汉张仲景撰著的《伤寒杂病论》，提出“四诊”“六经辩证”“八纲辩证”等原则和方法，阐述了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八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是一部对中国16世纪以前的本草之学的集大成著作。全书52卷，记载药物1892种，附图1162幅，载有药方11096个。李时珍在陶弘景《神农本草经集注》分类的基础上，依水、火、土、金石、草、谷、菜、果、木、服器、虫、鳞、介、禽、兽、人等16部，分为62类。而且每药首标正名为“纲”，附释为“目”，此后依集解、释疑、正误、气味、主治、附方为序，次第展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科学的一部药物分类法。《本草纲目》在海外产生了深远影响，事实证明，“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
——摘编自王锦贵主编《中国文化史简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医学的特点，概括指出中医学与中药学的主要不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本草纲目》对中国传统中药学的意义。
材料一 在尼罗河两岸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出于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性功能的考虑，对外封闭，对内开敞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中心。古埃及民居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上下埃及筑造材料有所差异，下埃及主要以木材为墙基，上埃及多用卵石为墙基。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影响。
——摘编自李伟《中西方传统建筑的民居文化比较》
材料二 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带有列柱围廊的中庭是民居的核心， 中庭左右是小房间和陈放家史、祖先塑像的凹室，与入口相对的是正屋。相较于古埃及，古罗马人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微弱，各项设计直接和居民的财富挂钩，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摘编自李伟《中西方传统建筑的民居文化比较》
(1)根据材料一、二，比较古埃及与古罗马民居文化的异同。(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古埃及与古罗马民居文化的共同因素。
| 人口概况 | 资料来源 |
|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获鹿县官署对所属境内的在城及四关、四乡五路198村的男女老幼进行了一次详细的人口调查统计。其中，石家庄村共93户，男女老幼共532人，较全县的‘村均人口数’要少138.17人” | 《获鹿县志》 |
| “1903年，京汉铁路振头（石家庄）车站建成时，只有十几名员工和路警。随着正太铁路的建成，到1907年，共有铁路员工约2500人”“到1937年事变前的调查，石家庄总人口为63156人” | 《铁路与近代石家庄社会变迁》 |
| A．石家庄发展为全国铁路交通中心 | B．近代交通变革引发社会变迁 |
| C．交通进步改变了居民的生活观念 | D．中国铁路事业从石家庄起步 |
| A．丝织业发源于中原大地 | B．湖南较早采取家庭式劳作 |
| C．汉代时创新了纺织工具 | D．北方丝织业长期领先南方 |
| 家庭年收入（美元） | 人数占比 | 财富占有 | 消费支出占收入比例 |
| <2500 | 71% | 占社会财富不足8% | 90% |
| >10万 | 0.08% | 占储蓄34% | 50% |
| >50万 | / | / | 10% |
| A．经济危机影响工人收入 | B．贫富悬殊影响社会消费 |
| C．工人分享经济成果有限 | D．自由竞争促进财富增长 |
| A．推动新加坡经济持续发展 | B．提高新加坡在世界的美誉度 |
| C．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技术 | D．吸引国外人才来新加坡工作 |
| A．官方史书的记载最为完整可信 | B．历史叙述具有主观随意性 |
| C．确认历史事实要综合多种叙述 | D．文学作品可证实史书真伪 |
| A．饮食习惯的显著变化 | B．商业经营方式的革新 |
| C．食物储备技术的进步 | D．殖民地种植园的发展 |
材料一 与基督教诋毁非洲历史、亵渎黑人尊严不同，伊斯兰教最大限度地维系了非洲习俗和制度完整性，其倡导止恶行善、施舍济贫、和平安宁及平等观念，为非洲人提供了莫大的心灵安慰，使伊斯兰教在非洲得以迅速传播。在前殖民时期，非洲已经形成了伊斯兰教、基督教、传统宗教三足鼎立的宗教格局。近代以来，交通的发达使得穆斯林人员深入到过去所不能到达的地方。随着贸易商路由纵贯撒哈拉沙漠改为沿着西非沿海，穆斯林人数开始增长。殖民者除了利用基督教徒作为殖民扩张的引导外，还启用大量的穆斯林教徒作为向导、代理人与办事员。
——摘编自A．阿杜·博亨《非洲通史·第七卷（殖民统治下的非洲1800—1935 年）》
材料二 在非洲，各个殖民宗主国及殖民地当局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不一，而且同一殖民地当局在不同时期对待伊斯兰教的政策也不尽相同。英国一直坚持与穆斯林合作的态度，法国起先打压伊斯兰教，而将基督教文明的“好处”带给他们的属民。但随着统治区域的不断扩展，打压方式已不能运用到整个法属区，法殖民当局倾向于采取拉拢、合作的态度。由于西方殖民化进程的迅猛和伊斯兰教本身的封闭状态，穆斯林集团在非洲国家的政治生活已处于守势，尽管他们开展了针对西方殖民者的马赫迪起义和哈马利雅运动，但结果以失败告终。后来虽然出现了改良主义运动，以抵御西方殖民对其信仰的挑战，但所起的作用与影响微不足道。
——摘编自柴玲玲、周海金《论西方殖民主义对非洲伊斯兰教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伊斯兰教在西方殖民前后得以在非洲传播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宗教在非洲的发展趋势及影响。
材料一 秦统一中国后，构建了一个以咸阳为中心的交通网，包括“驰道”“直道”“五尺道”。史载秦始皇派徐福入海寻不死之药未返却去了日本。汉代著名的“丝绸之路”自长安经河西走廊、西域可达中亚、西亚和欧洲地区，汉武帝还派司马相如奉命出使西南夷，开通以成都为起点，经云南大理、保山进入缅甸、印度、孟加拉等国的通道。隋唐时，驿道不仅遍布国内，还有通往日本、西域、南亚各国的国道7条。明朝贵州女土司奢香夫人修通了从云贵到四川的山路。政府修通雅州到乌斯藏的驿道，使西藏与内地的往来更加方便。清康熙帝增修了东北的驿道，瑷珲、雅克萨等地行旅可通过吉林、盛京直达京师。
----摘编自陆文熙、陆铭宁《古代中国政府的交通建设与管理》
材料二 在封建社会，国家必须把全国范围内所征收的田赋加以转输，把最重要的物资——粮食、运向作为统治中心的京师，漕运应运而生。唐代，裴耀卿出任江淮都转运使，采取沿岸置仓，节级取便的转般法，克服了直运“旷年长运”所带来的耗时长、效率低、运费损耗严重的弊端。继裴耀卿后的刘晏漕运改革，以雇佣劳动代替强制征发丁夫，有效提高了漕运效率。宋元开始使用商船运粮，海上航线的开辟使漕运方式更加多元化。明代，“河运”和“海运”思想的争辩成为漕运思想发展的重要内容，主张海运论者意识到借助商业资本的力量可以消除漕运弊端。在运输漕粮的同时，明朝政府积极探讨田赋改征钱银的办法，并进行了有益的实践。
——摘编自嵇建琴《中国古代漕运思想的演变》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交通建设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古代漕运思想演变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交通运输事业发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