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12岁入剑桥大学，后担任英国女王特别法律顾问以及朝廷的首席检察官、掌玺大臣等。晚年脱离政治生涯，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著述活动，写成了一批在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包括《新工具》《论科学的增进》以及《学术的伟大复兴》等。在这些书中，培根把实验和归纳看作相辅相成的科学发现的工具。他看到了实验对于揭示自然奥秘的效用，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使用建立在充分实验基础上的归纳法。培根的归纳法强调系统分析，强调实证支持，对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培根认为，“归纳法是发现个体事物发展变化的法制的工具，是获得支配绝对现实的规律和能起决定作用的形式的方法”。培根承认自然界是物质的，认为构成一切事物的最小单位是分子，即事物的简单性质。分子是有限的不变的，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由它的不同排列和组合构成的。运动是物质固有的最重要的特性，运动是有规律的，其形式是多样的。培根还提出并论证了诸如“凡已授予或按一定条件预定之物均不可再议其价值或补偿”“重大刑事案件减刑的条件不适用于民事案件”“与其任由违法犯罪逃脱制裁，宁可选择违背先例”等法律思想。

——摘编自朱庭光《世界历史名人谱》

材料一   从棉花贸易的主要供给者——美国来看，棉花、小麦和烟草出口在1820—1860年占美国全部出口的70%以上，其中多为棉花，其棉花产量大部分用于出口，在整个19世纪出口占产量比重稳定保持在60%以上。从棉花贸易的需求者——英国来看，英国的棉花消费量远超过其他国家，1890年前甚至远超过欧洲大陆整体的棉花消费量；1820年英国进口美棉占其棉花进口的74.7%，1880年为72.36%。

——摘编自孙泽生《贸易媒介与资源性商品定价》

材料二

——整理自黄正柏、梁军《从冲突到和解——近代英美关系考察》

材料三   1898年美西战争之后，美国力量的迅速崛起使欧洲国家中产生了“美国威胁论”。19世纪末英国开始了从美洲战略撤退的进程，20世纪初期英国多次在英美外交纠纷中主动向美国让步。处于崛起过程中的美国虽然也曾卷入战争，但更多的是回避与列强迎头相撞，特别是对当时的霸权国家英国，美国一边表现出友好的一面，一边把实现本国的利益摆在首位。正是这种应对英国的策略，使美国增强了国际影响，并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走向全球舞台的中心，成为世界大国。

——摘编自李维永《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美国崛起过程中对英政策分析》

中国历史悠久，史学传统源远流长。中国历史学同哲学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一样，面临新的时代要求，肩负重大历史责任。

材料一   中国史学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许多优良传统。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撰写《史通》，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此外，中原地区历代王朝历史的更迭和衔接所产生的政治向心力和历史影响力不断为周边各族所认同，或作为学习的榜样，或自认为炎黄的后裔，以至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周公、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地主阶级士大夫开始积极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注意研究当代史学，也研究中国边疆和世界各国的史地，从而形成了救亡图存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19世纪后期，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撰写外国史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以史学为斗争工具，宣扬资产阶级进化论观点，批判封建正统史学，资产阶级新史学思潮随之勃然兴起。19世纪末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史学家有意识地利用中外历史宣传民主革命思想，以粉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梦想。

——摘编自陈永清《略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的主要特点》

材料三   1951年7月28日，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郭沫若在会上以《中国历史学上的新纪元》为题致辞，提出新中国史学发展在六个方面的转变，即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从个人兴趣出发的历史研究转向从事集体研究、从名山事业的研究态度转向为人民服务的态度、从贵古贱今的偏向转向注重近代史的研究、从大汉族主义转向注重研究各少数民族的历史、从欧美中心主义的思想转向注重研究亚洲历史，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

——摘编自张越《新中国史学的初建：郭沫若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

材料一   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择人之法有四：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辩正；三曰书，楷法遒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摘编自《新唐书》

材料二   集贤院学士掌刊缉古今之经籍……凡承旨撰集文章，校理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秘书监之职，掌邦国经籍图书之事。校书郎，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皆辨其纰缪……中书省翻书译语十人，鸿胪寺译语并计二十人。

——摘编自《唐六典》

材料三   垂拱二年二月十四日，新罗王金政明，遣使请《礼记》一部，令所司写吉凶要礼，采其词涉规诫者，勒成五十卷，赐之……二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渤海遣使求写《唐礼》及《三国志》《晋书》《三十六国春秋》，许之。

——摘编自《唐会要》

材料一：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踏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唤醒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强烈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情愫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身上表现出来。甲午之后觉醒了的民族意识在巨大的民族耻辱感的推动下，借鉴西方近代思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尝试着以西方的民族主义来革新本民族的国民性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学会了用世界的标准，而不是以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有了全新的把握，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提升。

——摘编自马俊林《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传统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不仅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生存的共同责任感，也促使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走到一起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民族意识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取得了一致。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高度一致，保卫国家主权与维护民族独立是一体两用,交融无间。近代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近代革命具有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双重内涵。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根本方向，也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本质特征。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也是与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

——摘编自张翠仙，郝保权《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

材料：作为旧社会的象征，保甲制度在新政权得以稳定之后必须清除。于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些城市自发形成的一些基层管理组织，如清洁卫生委员会、福利委员会、冬防委员会等。但也造成多头指挥、组织混乱等现象。为此，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条例，也成立了一些城市管理组织。1954年，党和政府颁布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条例》，这两个条例是基层管理的法律依据。全国城市基层组织统一后，设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城市街居制即城市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制度也随之建立。

街道办事处为市政府或市辖区政府的派出机构。居民委员会的性质为“群众自治组织”，实质上是街道办事处的组织延伸。条例还对居委会的组织架构作了规定：“居民委员会设委员七人至十七人，由居民小组各选委员一人组成；并且由委员互推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至三人。”到1956年，居委会在全国绝大多数城市建立起来了。在街居制的组织下，兴办了较多福利性质的居办经济和各类服务组织，在单位制各类社会保障和服务的基础上，辅助治理了辖区范围内的治安、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等问题。

——摘编自肖洒《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建设研究（1949—1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