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法律儒家化趋势 | B．律例合流的趋势 |
| C．儒学世俗化趋势 | D．约律合流的趋势 |
材料一：司马迁在《史记》中把秦汉的版图写成黄帝和颛顼帝的管辖区，并把夏、殷、周三朝写成了统一的国家。《史记》首设民族列传，以6卷篇幅叙述周边民族史事。它从广阔的视野出发，把周边民族及其生活的地区如匈奴、西域、西南夷等都纳入史学考察的范围，详尽地考究了周边各族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情况。在编次少数民族史传顺序时，把民族列传与相关人物列传穿插安排在一起。在追溯所记少数民族世系时，《史记》认为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族同源，如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东越则是“越王勾践之后”。
——摘编自李珍著《民族史观与中国古代民族文化认同》
材料二：范晔的一些史传直接接续了司马迁、班固的记载，如在《西域传》中，范晔写道：“班固记诸国风土人俗，皆已详备前书。今撰建武以后其事异于先者，以为《西域传》，皆安帝末班勇所记云。”同样，《南匈奴列传》的记载亦是范晔在《史记》《汉书》关于匈奴历史记载的基础上展开的。范晔还注意根据东汉时期周边各民族之新发展及各族与中原王朝之关系的新发展而增损相关内容。在《西羌传》中，范晔详细记载了东汉时期对当时政局影响颇大的羌族的历史。在《东夷列传》中，范晔详细勾勒了从帝尧时起，东夷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发展。从《后汉书》的整个记载来看，范晔确实是把东汉前期通过“王化”之道而实现民族关系之和睦和疆域之拓展，作为东汉大一统政治的一部分来认识的，并认为这与民族及民族关系本身密切相关。
——摘编自王亮军《论范晔〈后汉书〉中的“大一统”意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司马迁《史记》中蕴含的史学思想与时代变迁之间的联系。(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司马迁《史记》与范晔《汉书》体现出的相同历史观念及其影响。
| A．中央政府对西域的直接统治 | B．汉唐在西域设郡县管理 |
| C．于阗对中原王朝的政治认同 | D．华夏文化传统传承不断 |
| A．社会分工日益细密 | B．社会风气较为开放 |
| C．阶层流动逐渐加剧 | D．人身依附关系松弛 |
| A．提升土司群体的政治地位 | B．优化对各民族地区的治理 |
| C．凸显中央王朝的政治权威 | D．强化内陆边疆一体化策略 |
材料一 古人倡导的仁爱、宽恕思想塑造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汉族、匈奴、突厥、吐蕃、女真、蒙古、维吾尔族等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语言、传统和习俗，并在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形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的思想流派提供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选择，允许人们按照自己的意愿求得生存与发展。从汉赋、唐诗到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每一种形式都展现出不同地域、不同历史背景和不同审美观念的独特之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宗教信仰与传统的中国哲学思想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促进了宗教和哲学的融合。中国古代封建君主也大多深谙因地制宜的治理策略，包括唐代的羁縻制、辽代的南北分治、清代的盟旗制等都体现者这一理念。科举制的创立和发展更是让中小地主实现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政治抱负。此外，古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为中外文化、商业、科技等领域的交流提供了平台，并使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相互渗透、相互影响。
——摘编自王炜民《中华文明概述》
材料二 古代西方文明崇尚对立与冲突，常常导致宗教战争和割据战争的爆发。人类历史记载以来最早的意识形态冲突，乃是公元420年罗马帝国摄政普尔克里娅以保护波斯境内的基督徒之名，而对迫害基督徒的波斯皇帝巴赫拉姆开战。中世纪，欧洲统治者为了弘扬基督教，打击异教徒，多次进行所谓的宗教清洗、宗教裁判，不同于基督教信仰的各类宗教或惨遭灭绝，或被迫远走异国他乡。欧洲各国君主和宗教人士发动的讨伐异教徒的九次十字军行动，几乎每次都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但这些行为往往成为全欧洲基督徒的美谈。欧洲各阶层之间也对立严重，即便是古希腊，外邦人想要获取公民权的机会几乎为零；中世纪贵族的后代永远是贵族，庄园主世代为庄园主，农奴几乎没有任何走向自由民的机会，甚至在法国等国家还存在与阶层一一对应的三级会议。中世纪晚期，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欧洲的冲突更是旷日持久，对近现代欧洲历史走向的影响不可避免。
——摘编自孟广林《西方文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华文明包容性的具体表现及其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西方文明不同于古代中华文明之处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西周建立后，所开创的一系列崭新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商周时期制度文化的变迁。西周初年，所推行的封邦建国制度和一套颇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在《左传》等古代文献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除此之外，王国维先生还曾指出：“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随着先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王氏的论断已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殷周之际，制度文化方面，在商代天帝崇拜观念逐渐淡去的同时，独具现实关怀和实践理性的礼制文化日臻完善，“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西周时期，逐渐实现的由神本向人本的过渡，其价值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西周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
——摘编自周书灿《论周初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
材料二 周秦之际，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周政、秦政这两种“治道”对周秦以后的制度变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周初年，在周公的主持下，厘定出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礼治”原则。秦统一后，经过激烈辩论，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继续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路线。据学者指出，西周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确立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族权与王权的二元结合体制，而“周秦之变”，变的就是作为国家社会二元一体基础的西周宗法制，从而使国家从宗族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建立起独立的政治系统。
——摘编自代云《黄河与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初制度建设的措施，并指出殷周之际制度文化变迁的基本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在政治上的表现，并指出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 A．相权挑战皇权 | B．延续秦国耕战国策 | C．统治残暴严苛 | D．崇尚儒家民本思想 |
| A．学术界对历史人物活动的记载差异很大 | B．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随时代发展更趋客观 |
| C．不同时期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侧重点不同 | D．对历史人物功过的评价标准可以多样化 |
福建建阳县田赋案
案件起因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李六成接任建阳县知县，因见民间钱粮历年拖欠，前官多致挂误，于是遍访舆情，发现阳邑民田皆系下则（不肥沃），明朝初年每亩只征银五分一厘，后加至七分三厘一丝五忽，赋重田硗（薄），民力难完，以至积逋累累。李六成目击其艰，遂私自下调税额，将已开垦的田地归入未垦荒地，用其征赋来弥补降税之田的差额。
——据《闽浙总督郝玉麟奏陈福建建阳田粮始末酌办清厘征粮册籍折》
案件判决乾隆元年（1736年）十月二十八日，户部大学士张廷玉等经密议后提出处理意见：清朝中央政府放弃已垦荒田695顷余的田赋收入，将向中央上报的奏销册改为每亩征银六分一厘四毫，使其与李六成在1686年私自减则以来的该县实征册科则相符。同时删去本不存在的荒田695顷的记载。并且将该县存在的虚粮八百余两中无从征收的631两余予以豁除。同时针对李六成自行减则及其在赋税征收问题上引起的混乱，决定“罚俸一年”。乾隆帝批准执行。
——据《大学士张廷玉等为请照建阳县册载亩数赋额征收并改正部册事奏折》
学者评价这种处理看起来是十分宽松的，并为今天的史家引为清朝政府对垦复或新辟土地升科条例执行时往往采取宽厚措施的例证。
——摘编自何平《从乾隆建阳田赋案论清代的赋税管理》
(1)根据“案件起因”和“案件判决”，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建阳县知县李六成行为引发的后果。(2)综合上述材料信息，简析清廷采取“宽厚”措施处理该案件的缘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