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现代的城市化大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两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受国家各方面政策的影响，城市化发展波动较大。改革开放后，中国国情的独特性直接决定了我国的城市化道路必须以“非典型的小城镇”和“典型的大规模城市”“两条腿”式走路，城市化的发展更多从城镇化开始，推动中国城市化不断发展。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城乡二元化体制以及户籍体制的逐步放松，农村过剩的人力资本逐渐向二三线城市迁移，但农民并不是“一次性全部进城”，他们会合理安排家庭的发展策略，既要实现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也要规避风险。农民进城的策略愈发具有弹性，它表现为农民在城乡之间的往返流动：一是季节性往返。农忙返乡，农闲进城或春节返乡，节后进城；二是周期性往返。年轻进城，年老返乡。三是突发性往返。在城市遭遇个人、家庭或宏观经济形势的重大变故，就业无门时可随时返回农村。形成了能进能退、可攻可守的城乡流动模式。
-王德福《走好“接力式进城”城市化道路》
材料二：二战后，伴随着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拉美各国的发展成就辉煌。作为一种半封闭的内向经济和发展模式，初期带来的较快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使得拉丁美洲大量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速度流入城市，推动其城市化进程发展。由于放任自流的人口政策，市政缺乏规划，且城市工业的发展无法吸收所有劳动力就业，无法为迁移人口提供必要的就业机会和基本的生活条件，随即出现了大批了贫民窟，造成城市化过程的混乱。1953年，学者将其归纳为“过度城市化”，其形成有多方面原因，但最直接、最根本的还在于其历史遗留的土地制度、人口政策、产业发展...从而引发大量社会问题，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摘编自王瑞民《过度与不足：拉美与中国城市化的比较与反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现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特征。(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期中国和拉美不同城市化模式的成因以及对我国后续城市化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在其兴办的学堂中开设体操课程，引进西方体育，如兵操、体操等。20世纪初，在梁启超、蔡元培等人的呼吁下，一场深刻影响国民身体改造和学校体育的军国民运动开启，它提倡尚武，并将国家作为身体效忠的唯一对象。一战期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施方案》，该方案主要在于深化学校体育的战争准备功能，注重体操课、学校体育与“军事大要”的关系，并要求学校教育加强对粗衣淡食、忍寒耐暑习惯的养成和对历代武士功绩的宣传。
1920年，全国教育联合会废弃“尚武”的教育宗旨，兵式体操也被排除在学校体育之外。1922年，教育部实施新的学制和课程标准，体操课正式改名为体育课，成为中国学校体育历史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新的体育课对儿童的主体地位、身心发展规律等方面提出新的认识。中小学的体育以田径、球类、游戏等现代体育项目为主，完全剔除了兵式体操。
——摘编自颜亮《身体素养导向下的我国学校体育身体观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为了更好的建设和保卫祖国，需要体育继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党和政府极力倡导“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强调体育运动要以人民为主体。按照党中央对体育工作的指示并结合对宪法规定的贯彻实施，中央政府和体育等部门为开展好各项体育工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群众体育制度绩效十分明显，据统计1957—1966年，全国范围内有4200多万人达到了劳卫制和青少年体育锻炼的标准，人民群众的体质健康水平显著提升。
——摘编自杨山山《建党百年群众体育发展历程及经验启示研究》
(1)根据材料一，归纳近代中国体育教育发展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群众体育发展的时代背景，并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秦历代君主都很重视上帝、山川之祭祀，而在宗教建设上汉承秦制，刘邦接续了诸秦王的工作。武帝刘彻在宗教建设方面自觉性更强。“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而汉武帝封禅所需的相关礼仪都记载在六经中，当时“唯有儒者熟习六经”，这成为儒家之机运。武帝刘彻时代，国家宗教与儒家结盟已成大势。这一过程中，国家是主动的一方，宗教需求是主要动机，前朝完成的国家统一，国土与行政的统一必须有精神的统一为基础。而此时，董仲舒将自己对上天、天道的理解与《周易》的诠释完全相合，共同构成中国思想正统。
——摘编自谢遐龄《董仲舒：儒家与国家宗教始结盟》
材料二 黄宗羲经常对封建时期的法律进行批判，他主张政府制定能够反映当下市民各阶层利益的“天下之法”，而且能够实行法治，他非常重视学校在社会中所起到的作用，他认为学校不仅仅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成为“公其是非”的议政单位。王夫之则认为法律是由私而转变为公，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顾炎武提出了反对当时君主“独治”的思想。他所认为的亡国和亡天下的区别，已经不再是停留在感叹一个朝代的兴亡更替，而是提出了一个“保天下”的新观念，唐甄认为应当运用法律手段来限制君权，可以“抑尊”即限制君主的权力，尊重御史等官员的纠察权力，真正做到“下畏御史”，还应允许有一定的思想言论自由。
——摘编自石春燕《试论我国明清社会启蒙思想的内涵》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儒家思想在汉代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学思想在明清时期的新内涵，并对儒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国古典学”的研究对象。(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在“古典时代”的开创性贡献。
材料一 晚清至民国武汉纱厂创办情况表
厂名 | 建成时间 | 开工时生产规模 |
湖北织布官局 | 1892年 | 纱锭30440枚，布机1000台 |
湖北纱布官局 | 1897年 | 纱锭50064枚 |
第一纱厂 | 1919年 | 纱锭44000枚，布机500台 |
华裕纱厂 | 1922年 | 纱锭30396枚，布机400台 |
震寰纱厂 | 1922年 | 纱锭26000枚，布机250台 |
申新第四纱厂 | 1922年 | 纱锭14784枚，布机1000台 |
泰安纱厂 | 1924年 | 纱锭20330枚，布机200台 |
——摘编自刁莉、唐倩《近代武汉棉业的贸易与发展（1893—1937）》
材料二 1955～1990年聊城地区棉花出口概况表（单位：万吨）
| 时间 | 出口数量 | 出口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 组织方式 |
| 1955年 | 0.96 | 山东省花纱布公司统一组织 | |
| 1959年 | 0.95 | 苏联、朝鲜、越南、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 | 由地区供销社调拨到山东省棉花二级站，再由山东省统一组织出口 |
| 1966年 | 开始向日本等地输出 | ||
| 1983年 | 0.80 | 日本、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苏联、澳大利亚、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加拿大等 | 山东省纺织品进出口公司 |
| 1984年 | 1.26 | ||
| 1985年 | 1.55 | 聊城地区直接对外出口 | |
| 1986年 | 4.94 | ||
| 1990年 | 2.47 |
——摘编自史晓玲《国家、生态、技术、市场——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
(1)根据材料一，简要概括19世纪末到20世纪二十年代武汉棉纺织业的发展情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归纳新中国成立以来聊城地区棉花出口的新发展，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武汉地处内陆腹地，居中得水，地理区位优越，在历史上就是一个交通便利、商贸发达的大都会。武汉不仅在20世纪初叶辛亥革命中打响了第一枪，而且早在19世纪中期就是民族工业发展的领头羊。但武汉的传统社会特征同样非常突出。武汉解放伊始，就面临着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的任务，新生的城市政府明令禁止和严厉取缔纳妾、赌博、吸（鸦片）烟等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大力移风易俗，改革、消除各种毒化社会、危害市民身心健康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
——刘崇顺《社会转型与城市发展——写在武汉解放60周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武汉立足自身实际，学习和借鉴其他城市先进经验，对城市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探索。武汉市在重点解决城市管理职能交叉、重叠、缺位、错位等问题的基础上，强化全口径城市管理数据互通共享，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提高城市管理的权威和综合效能。同时，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和引导，积极优化网络生态环境。政府先后制定《武汉市容环境卫生规范》《武汉市城市综合管理条例》等规范性文件，既规范了城市管理执法权力，又促进新高考联考协作体了权力运行的精细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武汉即提出城市管理市场化改革思路，由政府“花钱买服务”，引入市场力量、使用市场手段提升了城市管理效率。武汉市引导社会各界通过“问计献策”“电视问政”、微信微博等各种途径参与城市社会管理，为优化城市治理出谋划策。
——陶维兵《武汉城市治理的历史探索与未来之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近代武汉由传统都会向现代都市转型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武汉城市化治理的经验。
材料 《上海市防疫委员会(民国)三十五年乱霍防治工作报告》目录
| 上海市防疫委员会三十五年乱霍防治工作报告目录 一、导言(吴国桢) 二、概论(张维) 三、上海市乱霍流行史及其周期性(范日新) 四、疫情(俞焕文 徐宝瑞) 五、免疫注射(刘绥亘) 六、检疫(戴芳渊 施毅轩) 七、隔离治疗(钱章材) 八、上海市防疫委员会行总上海分署合办临时急救时疫医 院办理概况(王霖生) 九、无致热原(pyrogen—Free)生理结晶溶液注射一八一七次 注射报告(王霖生、刘同坡) 十、病家访问及消毒(夏廉康) 十一、检验(缪卫康) 十二、卫生管理(杨锡龄) 十三、安全饮水(江世澄) 十四、施饮茶水运动(上海青年会饮茶水委员会) 十五、D. D. T灭蝇 (一)D. D. T喷射灭蝇队工作(夏廉堂) (二)灭蝇灭蚊队灭蝇工作报告(黄家兴) 十六、宣传教育(徐宝瑞) 十七、分区工作(陈邦宪) 十八、储备器材(陈邦宪) 十九、经费之筹措及应用(刘汝聪) 附录 一、组织规程 二、实施方案 三、法规 四、 五、委员名单 六、干事名单 |
——摘编自邓铁涛《中国防疫史》
(1)根据材料，归纳国民政府“上海防疫委员会(民国)三十五年乱霍防治”工作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上海市防疫委员会(民国)三十五年乱霍防治工作报告》目录的史料价值。
经济伦理是伦理学与经济学的理论综合。中国古代经济伦理包含生产伦理、消费伦理、分配伦理和交换伦理等方面，侧重于经济和道德的整合，在世界思想文化史上独具特色。
材料一
| 思想家 | 主张 |
| 管仲 | “力地而动于时，则国必富矣。” “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 “国侈则用费，用费则民贫。” |
| 老子 | “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耕种、播种）。” “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 “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 |
| 孔子 | “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
材料二 自秦之后，以先秦诸子中道家、儒家为主整合其他思想，构成这一时期思想发展特色之一。魏晋时期，佛教思想乘虚而入，成为经济伦理思想的另一资源，直至隋唐统一、儒家经济伦理思想复苏。宋明时期，一方面产生了程朱理学影响下的经济伦理，另一方面在民族纷争日益严重的挑战下催生了“儒家功利主义”的经济理论。明清之际，“泰州学派”王艮创立“百姓日用之学”，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命题，黄宗羲提出“工商皆本”的本末论，顾炎武也从同样的人性观点出发，提出圣人“用天下之私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的思想。
——摘编自唐凯麟、陈科华《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春秋时期经济伦理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指出两宋到明清之际中国古代经济伦理的嬗变，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末年，四度落第，绝意科场，至70岁去世均无功名。明亡后，因参与反清斗争与家族财产争端，数次流亡，甚至遭逢牢狱之灾，晚年变卖家产北上游历，才逐渐著书立说。他披阅各种地方志书多达一千余部，其中《天下郡国利病书》、 《肇域志》 为其主要地志著作。顾炎武认为政治的腐败和独裁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倡导广泛的民主参与……他还创办了一些书院和学堂，推广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总之，顾炎武作为清朝初期的一位杰出学者和思想家，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周可真《论顾炎武的“众治”思想》
材料二 明清之际，存在多位声名卓著的理学大儒，如身在江南的刘宗周、黄道周等。相较之下，顾炎武由于终身心向明朝，不与清廷进行任何合作，学术声望颇有不如。然而有清一代，顾炎武地位逐步抬升，晚清曾国藩评价“我朝学者，以顾亭林为宗。国史《儒林传》亵然冠首。吾读其书，言及礼俗教化，则毅然有守先待后、舍我其谁之志，何其壮也”。嘉庆时期，名臣阮元已把顾炎武评价为“国朝第一大儒”,光绪三十四年从祀孔庙，得到古代儒生的最高礼遇。
——摘编自王汛森《清代儒者的全神堂——<国史儒林传〉与道光年间顾祠祭的成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归纳顾炎武的的学术成就，并分析其思想出现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顾炎武地位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 A．呈现混合政体政治特点 | B．权力机构之间相互制衡 |
| C．政治体制缺少民主因素 | D．对外战争决定权力运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