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末五代时期，军阀割据混战、社会动荡不安，行伍出身的赵匡胤黄袍加身建立北宋以后，毅然革除武将所凭恃的政治资本，奉行“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通过一系列政治变革，将国家治理方式由武转文，以至于“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为了以本朝文人官僚取代前朝旧臣，将科举取士规模空前扩大，士大夫势力迅速崛起，逐渐成为与皇权相互依赖、相互制约的官僚集团，形成了“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政治格局。
——据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等
材料二 宋代的中央政府管理体系多头分权，效率并不很高。但是，宋代没有贵族，皇室和后族基本上都不参与政治，政府是由科举出身的文官组成的。文官们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也有一定的办事能力。但是，就宋代整体而言，并不是效率很好的政府。整个宋代有那么多著名的文人和思想家，可是真找不出一个像样的政治家。政府内部党争不断，许多贤达之士就在党争之中冲销了彼此的贡献，甚至于因此而牺牲了。宋代并没有管制思想，也没有官方钦定的理论，可是那么多思想家的自由竞争，并没有真正形成一个像西方启蒙时代一样的风气。
——摘编自许倬云《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政治格局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宋代“效率并不很高”进行合理解释。
材料一 19世纪末，法国共和党领袖茹尔·费里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对于富强的国家来说，殖民地是最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之一。”戴高乐同样是一位竭力维护法兰西殖民利益的帝国派军人，一向视遍及全球的殖民地为法兰西辉煌业绩的一部分。他在首次执政期间（1944年9月至1946年1月），奉行老殖民主义政策。1946年8月17日，戴高乐在向报界讲话时强调：“同海外领地联结在一起，法国是一个大国；失去这些领地，法国将不再成为大国。”
——摘编自陈永祥《戴高乐对第三世界国家外交政策的调整》
材料二 1958年，戴高乐重新上台后，着手调整对外政策。政策之一是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以代替之前的法兰西联邦，给各成员国以内政方面的自治权，允许它们随时退出共同体。1964年9月至10月，戴高乐出访拉美十国。此次行程二万多公里，发表演说五十多篇，主旨是抨击美国推行霸权主义，强调维护民族独立，并号召拉美国家“向法国看，向欧洲看”。他还呼吁美国“在适当的和确定的限期内从印度支那撤走，让其人民以自己的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
——摘编自罗会钧《戴高乐与法国殖民主义的终结》
(1)根据材料一，指出二战结束后法国政府坚持殖民主义政策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戴高乐1958年重新执政后法国政府对外政策的转变，并予以评述。
材料一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在中国共产党所颁布的土地法中都有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规定。广大农民亲身感受到共产党和红军是为广大民众谋利益的。他们清楚地知道只有革命战争取得胜利，才能维护土地革命的胜利果实。中国共产党每到一处，首先在县一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一开始就将土豪劣绅打倒，划分农村阶级，使农民不再有畏惧土豪劣绅的思想。等到政权相对稳定后，组织农民参与选举。1933年，据苏区江西省对其16县中的10县统计，贫农会员达到了贫农人口总数的30%。
——摘编自《浅谈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土地革命的意义》
材料二 从1931年11月到1934年1月，中央苏区进行了3次民主选举，并颁布了选举法细则。在选举中，许多地方参加选举的人占选民总人数的80%以上，一些地方达到了90%以上。……对上杭县才溪乡选民在候选人名字下写上“好”“不好”“同意”“消极”，甚至注上“官僚”字样的做法，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所有这些，都使民众对于行使管理国家机关的权利的基本步骤——苏维埃的选举，有了完满的办法，保证了苏维埃政权巩固的基础”。
——摘编自李炳军《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央苏区红色政权的探索实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获得农民支持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央苏区推动民主选举发展的意义。
材料一 1832年改革法、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和1835年市政法案的颁行，英国逐渐形成民选的地方议会，主要有郡议会、自治市议会等，这标志着英国地方自治体制具有了现代化和规范化的特征……1979年以来，面对地方公共服务和组织碎片化，以及中央政府不断试图削弱地方当局的情况，英国出现了社区治理。地方政府的作用不应该是提供个别的服务，而是应该关注整个地区的居民幸福，关注社区总的经济、文化和自然的健康和谐发展。社区治理提倡用多元主义的方法来提供服务，社区治理承认地方当局目前在地方仅仅是几种服务提供者之一、但是他们的民主价值是有别于其他组织的，地方政府演变为政策的推动者和社区领导者。
——摘编自孙宏伟《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研究》
材料二 现代北欧等国社区政府的主要职责是处理社区内与社区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大小事务，包括社区服务、幼儿园、小学和初中教育、保健中心及初级保健服务、老年关照、社会福利、文化与休闲等。在处理社区事务时，社区政府可以处理法律未作具体规定的事务，即享用“一般权限”原则。除了社区议会和社区政府两大主体外，社区中还有众多的居民理事会，其职责是使居民都有机会对以社区议会为中心的社区政府提供的所有服务直接参与管理和监督。社区除了有政府的服务之外，还有非政府组织的服务、企业的服务和志愿者的服务。
——摘编自谷中原、朱梅《社区保障概论》
(1)根据材料一、概括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地方自治体制的发展演变，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北欧等国社区治理的特点及积极影响。
材料一 1922年，面对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德国政府以财政危机为由，请求延期两年支付。此举引发法国和比利时的强烈不满并出兵占领了德国的鲁尔工业区。1924年，美国主导出台了“道威斯计划”，明确了德国可向美英贷款以解决赤字和通货问题。1924—1929年间，德国就获得贷款200多亿金马克。1931年，德国再次要求延期支付。1932年，协约国召开了洛桑会议，将德国赔款额再次降低。但此时的德国则利用协约国之间的矛盾，将赔款问题置之一旁，并向人民宣称凡尔赛条约关于德国的罪责条款已经取消。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公然无视国际社会对德国的种种制约，这样，争吵达十多年之久的德国赔款最终只能不了了之。
——摘编自冯春龙、隋雪丽《论一战后的德国赔款问题》
材料二 20世纪50年代初，联邦德国与所有战胜国政府之间的赔偿问题都得到了解决。1951年，联邦德国政府宣布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并制定了以《联邦赔偿法》为中心的一系列赔偿法律体系，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战争赔偿中执行“受害者赔偿”。1998年，德国政府倡议组建了“记忆、责任与未来”基金会，其中51亿马克来自约6500家德国企业的募捐，另外50亿马克由联邦政府承担。截至2020年，德国已向遍布五大洲的20个二战战胜国支付赔偿，已向全球纳粹受害者支付赔偿达381万人次，造就了世界历史上覆盖范围最广的战争赔偿。
——摘编自孙文沛《二战后德国战争赔偿政策的演变及其影响》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指出美国出台“道威斯计划”的目的，并概括德国赔款“最终只能不了了之”的原因。(2)结合材料一、二、比较两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进行赔偿的区别，并分析二战后德国赔偿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相继援助越南抗击法国、援助朝鲜抗击美国，向周边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各种援助共计约49亿元人民币。60年代，支持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援助力度不断加大，在这一过程中，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统一战线的思想成为推动中国进行对外援助的内在动力。70年代始，为配合中国外交的“以苏划线”，外援助逐渐扩展到拉丁美洲及大洋洲，援助国家不断增长，重点援助那些受到苏联侵略、扩张威胁的国家，增强国际反苏力量。总体来看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对外援助金额累计超450亿元人民币，且多是无偿援助。
——摘编自邵艳平《新中国对外援助研究(1949—1978）》
材料二 进入新时期，中国一方面继续对友好国家的援助，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拉美、中东以及部分非洲国家的援助。在经济援助管理体制方面进行调整，引进市场机制，企业逐渐成为对外援助的主体之一，开始要求受援国支付“当地费用”，加强与援助国家的互利合作。对外援助的投资方向上，减少生产性项目的援建，更多援建一些标志性建筑和贴近人民生活的中小型项目，对外人道主义援助的力度也逐渐加大。此外，中国还派遣专家向受援国提供技术援助，并接受受援国人员来华参加学习、培训等。
——摘编自韩秀申《新时期我国对外助助发展战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特点并作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时期中国对外援助的新变化。
材料一 1944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与美元挂钩，实行固定汇率制度。二战后到20世纪五十年代，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一直保持相对强势的地位。1971年12月和1973年2月，美国尼克松政府两次宣布美元贬值，停止履行外国政府或中央银行可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的义务。1980-1985年，美元进入升值期，此后到20世纪九十年代，美元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强势地位逐步得到巩固。
——摘编自《新资本论》
材料二 牙买加体系下的国际货币体系展现出了严重的秩序弱化，它的很多特征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同，甚至截然相反。首先，在国际储备货币方面，“牙买加协议”取消黄金官价，规定黄金的非货币化，使黄金成为单纯的商品，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减弱，但其仍然是一种比较要紧的国际储备资产。而且外汇储备资产成为了国际储备资产的重要形式，美元仍然是主要的国际货币，但也开始面临着其他国际货币如日元、德国马克的竞争。“牙买加协议”强调应该突出特别提款权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牙买加体系呈现出一种贵金属、外汇储备资产、超主权储备资产等多资产形式支撑的国际储备格局。
——摘编自戴金平、熊爱宗、谭书诗《国际货币体系：何去何从？》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分析美元在国际交往中地位的发展演变。(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牙买加体系。
材料一 唐朝在地方官署设置受理不同类型案件的机构和审理人员， 府设置户曹、 州设置司户参军，主要负责审理民间争讼案件，“剖断人之诉竞，凡男女婚姻之合，必辨其族姓，以举其违。凡井田利害之宜， 必止其争讼，以从其顺”。唐朝有关婚姻、 争财等纠纷的案例，见于《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折狱龟鉴》等文献当中，其中涉及争财的案件通常不予定罪处罚，而是通过一定的审判技巧化解。
——摘编自陈光中《中国古代司法制度》
材料二 1911年，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大清民律草案》完成，它既借鉴了资产阶级民法原则和理论，也有因循守旧的内容。清末修律未竟之业，民国继之，1926年《民国民律草案》完成并颁布。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继续编修民法典，通过并颁行《中华民国民法典》。纵观中国近代三次民律的编订，都有学习西方并开展习惯调查，但调查成果基本未能影响法典编订，不过是刻舟求剑式的学习西方。
——摘编自陈颐《制作“习惯”：近代民法典编纂的习惯调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朝处理民事纠纷的特点并简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近代三次民律编订的影响。
材料一 以五四运动为中心的前后时期（1915—1923年），大量期刊涌现。下图是五四时期期刊创办情况：
——摘编自杜波《五四时期期刊研究》
材料二 创办于1915年的《新青年》《科学》及1917年的《太平洋》，代表了当时思想界的动态。文化类期刊有《湘江评论》《浙江新潮》等新文化期刊，《国故》《学衡》等保守主义文化期刊，《侦探世界》等通俗文学期刊，《小说月报》《创造》等新文学期刊。《科学》“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主张科学救国，同类期刊有《电界》《心理》等。《太平洋》主要刊发政论文章，主张政治革新。政府及政党亦办期刊，如中共刊物《共产党》《劳动界》，国民党刊物《建设》等。
——摘编自《五四时期期刊介绍》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五四时期期刊的整体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五四时期期刊蓬勃发展的背景。
材料一 明朝杰出思想家王阳明无疑是余姚乡贤的代表，其门人弟子更承先师遗愿，积极弘道于百姓以对抗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等社会危机，尽力树立民众中的道德信念、试图教人于心。明朝中后期，阳明后学在建立乡约制度的基础上，以“良知”为旌使百姓自觉形成对伦理的认同；又通过扩大“经世致用”的影响力，促进了实用儒学的民间化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传学脉，觉民众”的实践通过不同分支的代表人物下渗到各地基层群众，最终对重建晚明时期各地的伦理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洪紫千赵海辰《重塑乡贤文化的历史必然与时代特色》
材料二 当前，由旧时士绅团体参与制定的传统村规民约，其维护秩序的价值发生嬗变。在价值转化的现实下，乡村共同体重构需要正视不同村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在重构中乡贤文化要寻求法律权威。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的传统因素，在现代法理语境下得到新的阐释，被定位为乡村治理参与者、协作者。传统乡村共同体解体之后，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乡村组织和个体的自主性；若缺乏法律的确定性，乡村共同体的重构将难以实现，进而难以推进乡村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因此，乡贤文化嵌入法治乡村建设应形成规则治理模式，而非单纯的“权威统治”治理模式。
——廖茜琳《同构与互嵌：乡贤文化与法治乡村建设的耦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乡贤对晚明基层治理的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旧时乡村治理模式与当下乡村治理模式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