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拜占庭帝国早中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希腊人”(Hellen)这一称呼等同于异教徒甚至野蛮人。然而，拜占庭帝国对于古希腊文化的传承却未因此而断裂，帝国早期的教父们就致力于去除古希腊文化中的多神教色彩，将其融合、吸纳到基督教文化中。拜占庭希腊认同的兴起可以追溯到12世纪，“Hellen”含义开始发生变化，它代表着接受过相同古典教育的人。随着帝国内部的混乱与西欧的崛起，单纯的政治和宗教差异已经不能将他们同西欧区分开来，拜占庭人只能转向一种更持久的遗产，即古典希腊。在帝国灭亡前后，拜占庭的希腊认同发展到了顶峰。贝萨里翁在给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一封信中，把希腊人称为我们的族群。
——金志高《拜占庭帝国希腊认同的缘起与流变》
材料二 二战后，欧洲各国从世界中心沦为二流国家的时候，欧洲人的共有意识使他们走上了一体化的道路，欧洲认同逐步形成。20世纪50年代，法、(西)德、意等六国率先通过一体化举措，建立统一的经济实体。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导致了仅仅在经济上的欧洲一体化遭到危机，欧洲人开始意识到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开展不仅需要各国物质利益上的协调合作，而且需要一种欧洲意义上的观念和意识。其后，经过不断的深化和扩大，1993年欧洲联盟建立，这标志着经济与政治一体化取得重大进展。欧洲一体化最初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展开，随着冷战结束，一些原本属于苏联阵营的东欧国家也加入了欧盟。
——牛靖丽《论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欧洲文化认同》
(1)根据材料一，指出拜占庭帝国对希腊认同加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概括欧洲一体化演变的特点。
材料一 宋初中央无负责管理河道的专门机构，“凡城池土木工役，皆隶三司修造案”，全国的水利治理任务也由三司修造案全权负责，航运量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宋仁宗皇祐三年（1051年），“三司请置河渠一司，专提举黄、汴等河堤功料事”，这是宋代中央设置的第一个河道管理的专门机构。熙宁变法期间，司农寺开始成为推行新法的机构之一，颁布“农田利害条约付诸路”后，“大川沟渎”的淤塞“濬导”，“陂塘堤堰”的“取水灌溉”工程等，都归司农寺负责主导兴修。
——摘编自王战扬《宋代中央水政机构及其权力演变研究》
材料二 顺治初年，清廷继承明代漕运总督与河道总督的设置，但改为定职，与其他地方总督地位平等。康熙十七年，河务以及基层河务官就近改归黄河沿岸地区的道员管理。至康熙四十年，工部管河分司全部裁并。雍正七年，设东河总督、南河总督分别管理河南山东河工和江苏河工。乾隆帝曾指出，河务“若非谙练之人，即目睹情形，亦未能深悉”，甚至表示自己“素未谙习河务，亦不能有所指授”。清代河工体制在咸丰五年之前保持了大致稳定。
——摘编自江晓成《清前期河工体制变革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宋不同时期水政部门及其职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代水政权管理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托马斯·杰斐逊在起草的一份文件里说（法令）“禁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用我们自己的劳动制造供我们自己使用的商品……这是英国历史上最专制的时代都无法与之相匹敌的暴政的例子”。并据此宣布，“这些法令无效时所依靠的真实根据是，英国议会没有对我们行使权力的权力。”1749年，英国经济学家乔赛亚·塔克预言，如果英属美洲殖民地在经济上感到自给自足时，它们将会起而反抗。到了18世纪70年代时，英国政府不仅对殖民地维护自身利益的呼吁置若罔闻，而且变本加厉地推行损害殖民地利益的政策，这一下子“激活”了早就存在于殖民地许多居民脑海中的独立意识，一场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和改变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爆发了。
——摘编自王晓德《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重商主义政策及其影响》
材料二
美国用了100余年的时间崛起为一个世界性的大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使其获得了政治上的主权；美国内战的胜利维护了国家主权的统一，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迅猛发展；西进运动开疆拓土，扩展了美国的领土，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原料和能源产地以及销售市场；门罗咨文的颁布为美国赢得了近百年的快速发展时间，在一定程度上构筑了较为稳定的“后院”；美西战争的发动和“门户开放”政策的出台是实力强大的“后起之秀”对老牌的欧洲殖民国家的“叫板”，以谋取和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拥有雄厚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美国已经在美洲崛起。
——摘编自唐晋《大国崛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美13个殖民地的独立运动”爆发的背景。(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崛起的特点。
材料一：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踏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唤醒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强烈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情愫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身上表现出来。甲午之后觉醒了的民族意识在巨大的民族耻辱感的推动下，借鉴西方近代思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尝试着以西方的民族主义来革新本民族的国民性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学会了用世界的标准，而不是以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有了全新的把握，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提升。
——摘编自马俊林《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传统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不仅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生存的共同责任感，也促使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走到一起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民族意识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取得了一致。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高度一致，保卫国家主权与维护民族独立是一体两用,交融无间。近代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近代革命具有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双重内涵。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根本方向，也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本质特征。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也是与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
——摘编自张翠仙，郝保权《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析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14世纪后期，佛罗伦萨开始建设公民共和国，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逐渐转变为民众广泛参与的政治运动，佛罗伦萨人民开始一系列“争取城市自由的斗争”。在佛罗伦萨与米兰的战争压力下，佛罗伦萨各个阶层上下一心，抛弃矛盾，一致对外。1428年，布鲁尼也在与米兰作战牺牲将士的葬礼上描述了佛罗伦萨公民的自由和美德。15世纪初开始，当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被移植到佛罗伦萨时，佛罗伦萨人文主义者便不再满足于中世纪“禁欲”的宗教思想和古希腊斯多葛学派“避世”的个人理想，开始追求人的积极生活和尘世价值。
——摘编自张琦《文艺复兴早期佛罗伦萨的政治思想变革》
材料二 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充满盛景和表演，富含视觉象征，并提供一种几乎令人窒息的快乐与危险、荣华与肮脏、兴奋与恐惧共存的多样性”。在16世纪初，伦敦的产业结构开始由以农业为主向以城市手工业为主转变，海外贸易的增加扩大了英国在欧洲甚至全球的影响力。虽然伦敦卫生条件和治安状况仍然很差，但参事议政厅仍坚持对城市管理施加影响，这座城市已经出现了现代性的萌芽。
——摘编自刘岩《文艺复兴时期的伦敦与英国戏剧的职业化》
材料三 培根在《新工具》中指出，虽然经过文艺复兴和科学文化发展的洗礼，但伦敦好多大学“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这些地方，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
——摘编自尚梦杰《英国欧陆游学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14—15世纪佛罗伦萨城市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正反两方面简析“伦敦出现现代性萌芽”所面临的时代环境，并从思想解放的角度简析其影响。
材料一 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资本的实力和水平，都迈上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许多商人在“士”这个传承儒家文化政府后备官僚的阶层面前，不再自惭形秽，而是开始平等的对话。“良贾何负闳儒”的观点显示出这一时期商人的自尊和自信。然而从“儒商”、“士商”、“绅商”在明清时期的出现以及当时商人的价值取向来看，明清时期的商人似乎并不仅仅满足于治生获利，而是有着比较强烈的道德要求和精神向往。
——王燕玲《儒家传统文化与中国的官商关系》
材料二 在新的时代里，财富被认为是虔诚的象征。即便是富人也仍需要努力工作，拥有财富并且不随意挥霍成为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清教徒们既反对贵族浮华奢侈的生活，也厌恶暴发户挥金如土，但是对中产阶级的节制有度和自力更生给予了极高的伦理评价。所以，资本家们坚信自己像中产阶级一样自律而勤奋地工作，没有污点地合理使用财富，就会受到上帝的恩宠。这样的道德准则下，自然也收获了极大一批追求上帝恩宠而勤奋工作的劳动力。
——来庆滢《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解读》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士”“商”的关系并分析其背景。(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的道德标准”的内涵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史官建置甚早，据《周礼八礼记》等书所记，三代所置火官名称甚多，史官职责亦各有异。春秋时期，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史官撰写各国国史。“君举必书”的优良传统在春秋时期逐渐形成。汉代除太史令外，还置女史记录皇帝起居。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呈现多途发展的趋势，而皇朝正史撰述最为兴盛。唐代正式设立史馆，史官制度趋于完备。史馆以宰相为监修，修换本朝史和前朝史。设史馆官修前朝史书的制度从唐代一直延续至济。五代至济、史官、史馆制度多因唐制而有损益，并名称虽然因代而异，但职掌略同。
——摘纳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及并深远的历史意义》
材料二 中国传统史学在近代以来日益陷入困顿。梁启超把对旧史学的批判矛头直指帝王集权及其专制思想。他在《斯史学》中狂烈批判旧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逆不可救”。总体而言，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转型初期，传统史学理念不是遭到否定便是放淡忘。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学术中国化”的讨论中，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的关系渐受关注。有学者认为传统史学的某些原则仍具有相当的生命力。翦伯赞提出应“把被否定的诸要素中的积极的东西保存者并发展它，当作断的东西之发展的契机”。
——摘编自胡逢祥《中国史学传统及其近代转型之路》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史学近代转型的背景和影响。
材料一：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1652—1654)，英国政府在本土和海外指定一些港口作为商船的集结地，例如，在波罗的海等待返航的所有英国商船都要先在埃尔西诺锚地集合；商船到达指定集结地后，在那里等待护航船只到达，而后在护航船只的护送下出航或返航。一支船队一般会派遣一至两艘船只护航，用于护航的船只既有海军军舰，也有武装商船。由于战争期间在北海海域有荷兰舰队巡航，英国意识到需要为定期往返于纽卡斯尔和泰晤士河口之间的运煤船进行护舷。1652年，海军将领玛瑟姆奉命率领13艘军舰护送着一支由将近500艘运煤船组成的庞大船队返航。
——摘编自杜平《近代英国海上贸易保护政策的演变》
材料二：1887年，英国海军情报处对英法俄三国海军实力进行评估指出，无论是当前还是90年代初，英国都是毫无争议的海军强国，“封锁是英国在战争中最明智的海军政策，要尽力阻止敌人的军舰开往海洋”，“如果敌方军舰突破封锁，就攻击它们”。1903年，英国海军部备忘录指出，战争爆发后，英国“第一位和最重要的目标”将是集中力量攻击敌国海军、通过舰队战斗来争夺制海权。英国夺取制海权后，英国海上贸易的安全便可基本无忧。1905年4月，英国海军大臣在报告中指出，在未来发生的海上战争中，英国海军的首要任务是“找出敌方海军并与之进行战斗，以争夺决定海上战争胜败的唯一真正因素——制海权”。一个能够掌握制海权的国家在与敌国作战时，相当大部分的本国海上贸易将能够免受损失。
——摘编自杜平《从护航到封锁攻击：19世纪后期英国海上商船保护政策再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第一次英荷战争期间英国海上护航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指出英国海上护航政策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北魏前期军中号令都使用鲜卑语，汉族官员或习鲜卑语，或置译令史。但彼时文书则多用汉文（鲜卑很可能没有文字），太武帝遣使至嘎仙洞祭拜先人，也使用汉文书写铭文。随着越来越多汉人进入北魏政权，鲜汉官员言语沟通、文书用语与口头用语的差异等问题愈加凸显，不仅行政效率受到较大制约，也易导致鲜汉官员分化对垒。孝文帝迁洛后，下令“断诸北语，一从正音”，“不得以北俗之语言于朝廷”，以汉语作为通行语言，原以汉字表音、多有缀语的鲜卑姓也由此改为汉姓，这一措施由上层逐步下及庶民。孝文帝迁洛后鲜卑贵族交游雅集、吟咏谈玄的风气，正是以汉语的使用与普及为基础。
——摘编自徐成《北朝制度革新为隋唐大一统创造条件》
材料二 11世纪，苏格兰王室就以英语作为官方语言。至14世纪，具有北方口音的英语已经在苏格兰南部和东部几乎替代了苏格兰人的传统语言盖尔语。亨利八世于1536年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特别强调，王国各级司法官员须保证在各级各类法庭中使用英语。到了17世纪初，作为英格兰与苏格兰共同的君主，英王詹姆斯一世（苏格兰称詹姆斯六世）采取的政策也是用英语把两个王国联合起来，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举措便是翻译出版钦定版英文《圣经》，并下令通行于两国的所有教堂，开启了以共同语言构建不列颠宗教共同体的历程。这使得在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皆以新教徒这一共同身份与法国等欧陆国家加以区分。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北魏和中世纪前后的英国在推行共同语言上的相似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共同语言对于国家（政权）建设的意义。
材料 明清时期，武汉地区繁荣昌盛，既因为水陆交通枢纽的位置成为“九省通衢”，又因经济发达得以与北京、苏州、佛山并称为“天下四聚”。晚清以来，武汉成为洋务运动的先驱城市之一，并建立了汉阳铁厂、湖北织布局、湖北枪炮厂等一批中国早期的近代化企业，奠定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近代武汉铁路网的形成，带动了武汉近代化的发展。1911年10月10日，湖北新军工程第八营士兵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拉开了推翻中国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的序幕。
杜伊斯堡位于西欧第一大河、德国的摇篮莱茵河畔，是位于德国西部的重要工业城市，被称为德国的钢铁心脏。19世纪上半叶，随着鲁尔区的工业发展，杜伊斯堡也成为著名的煤矿和钢铁生产基地，对德国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武汉与杜伊斯堡于1982年建立友好关系，这也是中德两国结成的第一对友好城市。今天，杜伊斯堡是80%从中国驶来列车在欧洲经停的第一站，已有100家中国企业落户杜伊斯堡。
——摘编自《中德友好省市清单，你在哪座城？》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武汉发展的原因，并概括武汉和杜伊斯堡在近现代发展中的相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武汉和杜伊斯堡结为友好城市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