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别 | 户数 | 升降百分比（开元为100） | |
| 开元户 | 元和户 | ||
| 关内道 | 710352 | 283778 | 39.9 |
| 河南道 | 1436461 | 158710 | 11 |
| 河东道 | 723367 | 249160 | 33.9 |
| 河北道 | 1084856 | 185783 | 17.1 |
| 山南道 | 491917 | 214719 | 43.69 |
| 江南道 | 1334988 | 791736 | 59.3 |
| 湖南道 | 300666 | 177612 | 59.1 |
| 剑南道 | 739145 | 159860 | 21.6 |
| 岭南道 | 285456 | 146139 | 52.2 |
| 陇右道上 | 64060 | 无统计数据 | |
| 陇右道下 | 56376 | 无统计数据 | |
| 淮南道 | 186541 | 无统计数据 | |
| A．政治局势的动荡导致人口锐减 |
| B．经济重心的南移影响人口分布 |
| C．赋税制度的变革导致人口减少 |
| D．中央集权的弱化影响人口统计 |
2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人口和耕地是首位的生产资源，直接关系着一个社会的盛衰，所以，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实行了“户籍相伍”制度，在农民的户籍中增加了年纪和土地占有状况。由于西晋末年的腐败政治和内战，以及十六国的北方混乱，引起北方人民大量流亡江南，到达长江流域的总数不少于70万人，滞留山东境内的达20万人。北方农民的南下，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促使了南方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南方的人口亦有较大增加。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便出现了天下田无荒弃的现象，按“黄册”登记的户口，户达16 052 860，口达60545 812，每户平均3. 77口。康熙五十年时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不存在像前朝那样隐漏户口的情况。
——摘编自叶瑞汶《中国历代人口和耕地走势的分析》
材料二：
说明：隋612年的数据是偏走的，在20多年里耕地增长了36.5亿亩，这个增长速度是不可靠的。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三个时期因为处于国家战乱分裂时期，资料记载很少，没有找到比较准确的数字，所以在图表上没有计入。
——摘编自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人口数量与耕地面积变化的特征，并说明促使这些特征形成的因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图中某一历史时期，就“人口、耕地与社会生活”展开论述。
| 时期 | “诈病官员”人数 | 任职区域 | “诈病官员”人数 |
| 东汉前期（光武至和帝） | 30 | 地方 | 44 |
| 东汉后期（殇帝至献帝） | 91 | 中央 | 84 |
| A．政治衰颓的时代景象 | B．统治者清除政治的异己势力 |
| C．儒家学者的消极避世 | D．黄老之学影响士人价值取向 |
材料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行人口统计的国家之一。夏禹推行“平水土、分九州、数万民”运动，当时统计总数为1355万人。秦国商鞅下令将全国总人口按壮男、壮女、官吏、商人、读书人、残疾人等十三类分别统计，此乃著名的“强国知十三数”。秦始皇创立“上计制度”，即人口、钱根统计制度。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全国共有居民12222062户，59594978人，此为我国首次较为精确的人口普查。隋朝颁布“输籍法”，唐朝进一步改进。明朝推行“户帖制”，将居民人口逐户登记在册，内容包括姓名、籍贯、性别、年龄、住址、职业、产业状况等，还要注明是“军户”、“民户”还是“匠户”等。明太祖洪武二十四年统计为10684435户，56774561人。英国学者卡尔津看到这样的“户帖”后惊叹不已，称其为“全球最先推行全国人口普查的明证和榜样”。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开始实行的人口调查的目的和要求已经与现代人口普查一致。
——摘编于彭欣《中国古代的人口普查》等
材料二 现代意义的人口普查，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根据2010年6月1日起施行的《全国人口普查条例》规定，人口普查每10年进行一次，尾数逢0的年份为普查年度，标准时点为普查年度的11月1日0时。新中国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进行过六次全国性人口普查。1949年毛泽东指出：“人多力量大”，至1980年，中国净增人口4.3亿。1982年人口普查的调查结果为全国大陆总人口为100818万人，首次采用计算机对数据进行处理，是中国现代人口普查工作发展过程中的里程碑。同年，将计划生育定为国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990年人口普查是为了查清中国人口在数量、地区分布、结构和素质方面的变化，为科学地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与规划，安排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检查人口政策执行情况提供可靠的资料。2015年，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16.6%，远超国际标准，故此政府全面实施“二孩”政策。
——摘编于《全国人口普查》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人口普查的特点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调整人口政策的依据，并简析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普查的意义。
| A．现代科技各领域相互渗透 | B．现代科技孕育新的增长点 |
| C．科技进步为人们认识世界提供新视角 | D．现代科技拓展了国家社会治理的新领域 |
材料一 中国古代部分时期人口数量
| 时期 | 年份 | 口数 | 出处 |
| 东汉 | 157年（桓帝永寿三年） | 约5600万 | 《晋书·地理志》 |
| 西晋 | 280年（武帝太康元年） | 约1600万 | 《晋书·地理志》 |
| 隋 | 581年（文帝开皇元年） | 约2900万 | 《隋书·李德林传》等 |
| 隋 | 609年（炀帝大业五年） | 约4600万 | 《隋书·地理志》 |
| 唐 | 705年（中宗神龙元年） | 约3700万 | 《通典·食货》 |
| 唐 | 755年（玄宗天宝十四年） | 约5300万 | 《通典·食货》 |
| 唐 | 760年（肃宗乾元三年） | 约1700万 | 《通典·食货》 |
| 唐 | 820年（宪宗元和十五年） | 约1600万 | 《旧唐书·穆宗纪》 |
材料二 （东汉末年）“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注：奴婢、徒附为依附人口，不为国家所掌握）。
(1)依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指出东汉末至西晋初人口变化的原因；并据此辨析表格中的人口数据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2)运用表格数据，绘制隋唐时期人口数量变化折线图。要求：完整利用表格中数据；在已有网格线上制图；完善坐标信息，选择恰当的时间和数据刻度以清晰绘制线条。
隋唐时期人口数量变化折线图
(3)结合折线图和所学知识，阐释8世纪中央政权直接控制人口数量的变化。
材料一 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在执政初期还面临巨大的反政府势力，在矛盾丛生的执政早期，保持政权稳定、重建社会秩序、理清发展思路、推动革新进程是明治政府的第一要义。为了和俄国宣誓边境地区的主权，日本政府在边境地区开发自然资源，并兴办大量工厂，因而一些失地农民成为新兴产业工人。1870年，明治政府颁布《海外留学生规则》，在明治政府看来，劳工移民只会在西方世界留下日本不文明国家的印象，而留学生则代表了日本社会的精英，会提升日本的国家形象。明治政府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实施的一系列新政策，促进了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出现和流动，但明治政府并未立即组织大规模海外移民，相反却颁布法律严禁任何日本劳工去夏威夷或美国大陆。据日本外务省领事移住部的数据，1868~1884年间，日本海外移民总数才1354人。
——摘编自杜娟《近代日本移民政策的转变》
材料二 1970年以来，中国掀起海外移民大潮，持续至今，成为世界移民大潮的组成部分。20世纪6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放宽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限制；1978年年底中国施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乃至取消对海外移民的限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数以亿计的发展中国家移民涌入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西欧。随着全球化引发的人力、资本、技术和商品的世界性流动加速，199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移民也呈现汹涌之势。尤其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国际化程度的加深，大批中国商民、留学生随着中国商品、产业与资本的输出以及对先进教育的渴求，奔赴世界各地。据统计，1978~2006年，每年出国留学的数量激增至20~30万人。即使回归比例在提升，滞留在外的留学人员数量也远超回国者。据《人民日报》2013年6月5日报道：“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其中科学和工程领域滞留率达87%”。
——摘编自庄国土《全球化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新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治政府初期限制劳工海外移民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970年以后中国海外移民的特点及其原因。
| A．档案数据有误 | B．学者结论错误 | C．研究角度不同 | D．双方皆不可信 |
| 时间 | 丁香 | 胡椒 |
| 16世纪 | 73—184 | 13—16 |
| 17世纪 | 6 | 17—9 |
| A．早期殖民掠夺引发了价格革命 | B．新航路的开辟促进了商品流通 |
| C．三角贸易降低了商品交易成本 | D．亚欧贸易服务于资本原始积累 |
材料一 一直到甲午战争之后，清政府才开始痛切地认识到铁路之重要。当时，全国铁路才有360余千米，相比而言，美国是18.2万千米，英国是2.1万千米，法国是2.5万千米，连小小的日本岛国，也有3300千米。铁路在当年对经济之重要程度，宛若今天的互联网。在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20多年里，伦敦和纽约两大股票交易所中的公司证券差不多都和铁路有关。美国经济史专家威廉·罗伊甚至认为，铁路公司塑造了公司化美国的早期历史，“简而言之，公司体制结构就是铁路体制结构”。
——摘编自吴晓波《跌宕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
材料二 在2004年中国引进日本高铁技术时，川崎重工总裁曾建议中方技术人员用两个8年的时间来分别掌握时速200千米技术和时速350千米技术，最终中国高铁仅用6年就掌握到了时速350千米的高铁核心技术，并于2017年推出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复兴号”动车组列车。相较于日本、法国、德国等传统高铁强国数十年的发展历史，中国高铁在短时间内实现了从无到有，甚至在技术等级、运营规模、安全可靠等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实现了中国高铁从“追赶者”到“领跑者”的跨越。
通过对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2013—2017年的并购数据的研究发现，技术并购对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购企业通过技术并购的方式加快企业技术能力完善，有助于提高自身技术创新能力，加快自主创新成果的产生。
截至2021年年底，中国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超4万千米，约占全球高铁运营里程的百分之七十，并率先实现了“智能高铁”的技术创新。
——摘编自陈向博、丁慧平《中国高铁快速崛起的创新机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清时期中国铁路发展滞后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当代中国铁路崛起的表现，谈谈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