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以“明德慎罚”为立法指导思想；春秋时期，管仲提出立法必须“令顺民心”；子产“铸刑书”是对“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变革；《韩非子》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荀子》说，治之经，礼与刑；汉代主张德主刑辅；唐代倡导德礼为本、刑罚为用；等等。
——摘编自祝晓光、杜海《先秦法律思想谈片》
材料二 西方法律制度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形成了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英美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为英国法和美国法，英国的法律制度通过对契约制度、陪审团与辩护制度的司法实践，阐释了英国法律制度的核心思想；美国的法律制度特色主要体现在宪政与司法独立方面，美国宪法的产生、发展过程以及美国宪法中所体现出的三权分立思想，阐释了美国宪法的核心。大陆法系国家的典型代表是法国，法国的法律制度主要体现在成文法典的编纂上，其中最重要的是《法国民法典》，它所体现的注重保护个人生命权、自由权和财产权的思想是一切进步民法的精神和灵魂。西方法律制度在历史的长河中发现问题，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逐步形成了适合自身体制的制度体系。
——摘编自曹成旭《浅析西方法律制度发展史》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相比，近代西方法律制度的不同，并分析产生不同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派思想家就提出了精彩纷呈的社会福利思想：管子认为“民为君之本”；孔子称管子所行之政为“德政”，他心目中的德政典范为“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孟子对德政作了更为具体的阐述即“仁政”；墨子指出“民有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食”，并希望能够予以切实可行的救济。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历代政府都以赈灾济困为己任，如汉代设常平仓平抑物价、备荒赈恤；隋代的义仓在政府监督下直接承担着地方的赈恤责任；以后，养济院、慈幼局、漏泽园等社会救济与抚恤机构纷纷成立。古代福利思想体系中家庭成为实行社会保障的最直接渠道，宗族成为社会福利实施的直接网络，政府成为社会福利的主导者，整个社会则以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为指归。
——摘编自刘华丽、李正南《中国古代社会福利思想综述》
材料二 工业化引发的现实需要和操作的可能性为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对两次世界大战的反思以及应对大萧条的实践催生了近代福利制度。二战后，西欧各国通过了《国民保险法》等一系列社会立法，使建设福利国家成为普法共识，福利制度在经济发展与社会整合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产生了许多负面效应。英国自1948年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以来，每年的社会保障支出已由65.7亿英镑攀升至615英镑，1951年至1986年，累计财政赤字达1209亿英镑，福利资金主要来源于高比例的税收，这严重地削弱了投资者的热情，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导致失业率和失业人数上升，据统计，欧共体的失业率到1995年平均超过11%，失业人数超过1200万。
——摘编自王彩波、李艳霞《西欧福利国家的理论演变与政策调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福利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现代西方福利制度产生的原因并概括其困境。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与古代中国福利思想相比，分析近代西方福利制度的进步所在。
材料一 早在西周时代，中国和希腊之间散居的游牧部落就建立了最古老的东西方贸易联系。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和汉朝张骞凿空，从东西两头不自觉的合力。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创造了条件。古代中国出口产品绝大多数是丝织品，此外还有植桑育蚕缫丝技术、四大发明等，依稀还有传统文化；进口的则是玻璃、珊瑚等，欧洲的传统风俗、音乐、舞蹈、绘画、雕塑、天文、数学等也逐渐为中国所了解。直到新航路开辟前，中欧陆海贸易主要以中间商的间接方式进行。由于地理上的障碍和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亚欧关系是稀疏的。古代亚欧文明的社会经济水平并无太大差距，双方关系是比较平等的。
——摘编自余建华《古代丝绸之路与亚欧文明交流》
材料二 1949----1969年，多数西欧国家都将自己定位在美国领导的西方阵营里，为拓展外交空间，提升国际地位，中国对中欧关系的态度则更为积极。建国前夕，毛泽东就明确表示不以意识形态划界。在新中国前二十年，中法建交，中国与7个西欧国家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中美关系解冻后，西欧国家普遍希望借与中国关系正常化来提高自己的国际地位，1970---1973年，有12个西欧国家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当时中国把西欧定位在“第二世界”，对欧洲一体化进程也给予了积极的评价。1975年中国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建交，双方高层互访日益频繁，经贸关系发展很快。
——摘编自田德文《解析中欧关系中的观念因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欧交往的特点，并分析推动古代中欧交往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前三十年中欧外交成果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当前中欧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海权观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海权观的特点。
材料一 在公元634年到公元750年，阿拉伯人建立起一个西起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帕米尔高原的帝国，伴随着帝国建立，伊斯兰教也传往世界各地。经济繁荣又使阿拉伯商人的足迹踏遍了亚、非、欧三洲，在地中海、印度洋甚至远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辽阔区域，阿拉伯商人都一度是最活跃的群体。9世纪初，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采用文化宽容政策，鼓励并组织对希腊古典哲学的大规模翻译活动。“智慧之城”巴格达拥有一大批专门的翻译人才。据说，翻译的稿酬以与译著重量相等的黄金来支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等大批希腊、印度和波斯的经典得以保存。这使人类古典文明的辉煌成果在中世纪得以继承。公元771年，一位印度学者将一篇数学论文带到巴格达，其中包括从0到9等十个数字，阿拉伯人发现印度数字的优点，在帝国境内推广应用。随后，阿拉伯人又通过西班牙将印度数字传入欧洲，并传播到世界各国。公元712年，阿拉伯人在占领撒马尔罕时从中国人那里学会了造纸技术。公元794年，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立了第一座造纸作坊，当他们占领了西西里岛和西班牙以后，造纸技术也传进了欧洲。
——摘编自张帅《阿拉伯文明的起落》
材料二 我国的科技翻译始于16世纪末17世纪初，止于18世纪中叶，延续了近一二百年的历史，明末清初，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我国东南沿海，许多西方耶稣教会人士以科学传教为名进入中国进行宗教传播活动，当时中国的学者与他们合作翻译西方科学著作，著名的有徐光启、李之藻、杨庭筠，他们三位被耶稣教会人士称为“中国圣教三柱石”，还有意大利人利玛窦、熊三拔，日耳曼人汤若望。利玛窦开创了“中西合译”的翻译形式，也成了翻译传统。虽然徐光启他们未能留下详细的翻译方法理论，但他们的看法却很有创造性，如徐光启指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李之藻提出“借我华言，翻出西义”；杨庭筠指出抓紧培养翻译工作者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所有这些都体现了译者的唯物思想和上进精神，同时也体现了译语中心的翻译传统。利玛窦等人之所以能在中国这个文化中心主义的国家生存并备受敬重，都是源于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熟悉，他们采用“科学传教”和“儒教合一”的手段传播天主教，他们对《圣经》进行了归化处理，甚至用儒家的词汇如“天”“仁”“仁慈”来翻译《圣经》中的“Deus” “mercy” “benevolence”。
——摘编自韩敏《从中国历史上的四次翻译高潮看中国翻译传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阿拉伯帝国出现大翻译时代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中国翻译活动的特点。
(3)根据两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比阿拉伯帝国时期和明清时期翻译活动的差异。
材料 汉朝在继承奏制的基础上不断改革创新，形成比较成熟的乡里制度，乡是县下行政管理单位，随人口的增减而变更，设有秩（或音夫），为一乡之长；设乡佐，为有秩的副手，专掌赋税征收；设三老掌一乡之教化；设游微掌一乡之治安。里是最基层的管理单元，每里一百户；里有里正，又有里父老、祭草等。伍是最基层的居民编排单位、五家编为一伍，设伍老。于城邑及交通要害处置亭，设亭长，隶属县尉，主囚捕盗贼。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年老有成望的三老、里父老参与治理，使国家权力与乡里秩序有了较好的结合，发挥了国家与社会的治理功能。当中央集权受到破坏时，乡里治理就不断受到来自腐败政治的干扰，急政暴政导致民不聊生，食官污吏的苛求导致小民冤苦不堪，乡里社会亵民宗族势力的发展，致使土地兼并不断加剧，民众流亡他乡，乡里承担的国家治理发生畸形异化。
——改编自鲁西奇《汉代乡里制度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汉朝实行乡里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汉朝实行的乡里制度。
材料一 秦朝最初为三十六郡，县总数在一千左右。到西汉，郡级政区（郡与国）比秦代大幅增加，西汉末有郡国一百零三。东汉末年，朝廷派中央的高级官员出任州牧镇压农民起义，授与兵权、财权和行政权，以与农民军对抗。此后，州演变成了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区划。魏晋南北朝时期州郡数膨胀，平均每州只辖二个多郡，每郡只辖二个多县。隋炀帝大举并省州县，同时又改州为郡。并省之后全国有一百九十郡，一千二百五十五县。唐承隋制，但郡被改为州。唐太宗时，按山川形势分全国为十道监察区，以观察使监察地方。为了扑灭安史之乱，唐玄宗时不得不在全国普遍设置方镇，任命一大批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节度使。唐后期，经常以观察使兼任节度使。这样，观察使的监察范围——道与节度使的军管区域——方镇也就合二为一了，州县以上新的一级政区道（方镇）就渐渐成形了。
材料二 宋初取消方镇。后来，宋代依据天下土地形势，分路而治，于是在州以上又出现了路一级的新型行政区划。各路设有负责转输地方财赋的转运使，负责监察、司法之职的提刑按察使，负责治安边防的安抚使，负责储备粮食平抑物价的提举常平使等。这些官员的衙门通称诸监司，“监”是指以诸使兼理“监察”州县之职的意思。这些监司的行政管辖地域都称为路，但各监司的路并不尽一致，即使有两司的路一致，治所（行政中心）有时也不在一地。
——摘编自周振鹤《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上）》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秦至唐地方政府层级演变的基本历程并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宋朝“路”级制度的特点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归纳中国古代行政区划层级变迁的规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