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之争“科玄之争”缘于1923年2月学者张君动在清华大学作的《人生观》讲演。他认为，人生观为主观的、综合的，起于直觉，体现自由意志与个性；而科学为客观的、分析的，重因果规律与事物的共性，故科学于人生观无能为力，解决人生观问题唯赖玄学。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上发表《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力斥其非。其后，胡适、陈独秀等人均参与论争。
张君动极力推崇中国古代宋明理学，指出在人欲横流之际，“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若夫心为实在之说，则赖宋明理学家而其说大昌，真可谓其功不在禹下者焉”。
胡适主张“拿科学作人生观的基础”，“殊不知，我们若不先明白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时发生的结果，我们如何能悬空评判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呢？”“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
——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有限的了"。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对张君劢提出的包括“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等在内的九项所谓科学无法解释的人生观，逐一作了说明。其中，针对财产公有私有制度一项，他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着手，依次说明矗立其上的人们财产观念的演进。
——摘编自李直轩《文化系统的结构分化与要素整合——种解读“科玄之争”的新视角》
(1)“科玄之争”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引发的？
(2)“科玄之争”的兴起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哪些特点？
材料 阎立德（约596～656年），雍州万年人，出身于工程世家。阎立德从小就对建筑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机巧有思”，加之又得父亲指授，因而得以“早传家业”。贞观初，历任将作少匠、将作大匠、工部尚书。作为杰出的建筑设计大师，阎立德先后营建了献陵及昭陵。作为我国封建帝王陵园中面积最大、陪葬墓最多的昭陵，它改变了封土为陵的形制，墓室在山腰岩石间穿凿而成，后世唐代帝王陵墓基本均采用此制。他善于把建筑的美学充分地在建筑物中加以体现，如他将玉华宫设计为坐北朝南，以玉华川为基础依山而建，并将各宫殿与实际地势加以了有机的统一。……通过中轴方向两侧的陪衬以及轴线上的空间变化方式，对皇权的威严、庄重加以了充分的体现。阎立德营建的很多建筑都背依青山，面临绿水，疏泉抗殿，包山通苑，处于翠峰叠嶂、清泉潺潺的幽静之所。
——摘编自温凯、陈跃《试论阎立德的建筑成就及设计特点》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阎立德成为建筑大师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阎立德的建筑设计特点。
材料一 《拿破仑法典》又称《法国民法典》。1799年拿破仑执政后便下令起草，在法典制定过程中，拿破仑多次参与一些法律条文的讨论，始终坚持资产阶级革命者在法国大革命初期提出的相对理性的原则，1804年3月由立法院通过。第一部分是人法，都是有关民事权利的规定；第二部分是物法，是有关各类财产所有权和其他物权的规定；第三部分是获取各类所有权的方法的规定，具体包括继承、遗嘱、还债、赠予、夫妻共同财产等相关法律条文。这部法典是资本主义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破除了封建的立法原则，成为欧美各国资产阶级的立法规范。拿破仑晚年认为，《法国民法典》“将永垂不朽”。
——摘编自Diane《拿破仑民法典》等
材料二 1954年，中国开启了民法典的编制工作。1957年编纂形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等13个法律文件，与1922年《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民法典》有共通之处。196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稿》，体现了防止修正主义复辟等立法宗旨。改革开放初期，市场经济地位开始恢复，民法的制定显得更为急迫。1986年，《民法通则》出台，随后，《技术合同法》《公司法》《证券法》《侵权责任法》《物权法》等民事单独立法纷纷出台。2020年5月，全国人大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典》通篇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眼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体现了对人民权利的充分保障，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
——摘编自刘凯《＜民法典＞诞生的历史进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拿破仑认为《法国民法典》“将永垂不朽”的依据。（2）比较材料一、二，概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编撰特点，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颁行的伟大历史意义。
材料一 自汉武帝开创考试选拔文官以来，特别是科举制度形成后，由于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历代所选拔出的文官往往从开始读书识字到揭榜入仕，都一直要接受杜奸防贪、清正廉明的教育。 同时，作为科考内容的儒家经典对“四维八德”十分强调。 这就使通过考试选拔出的官员坚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目标，以为国家效力，为国家尽忠，重视民间疾苦作为为官的基本信条。 作为治国的官员，清廉和品德就成为他们所要奉行的教义。
——摘编自赵瑞军《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统治功能及其对当今的启示》
材料二 1870年英国政府以枢密令正式确立“凡未经考试并持有合格证书的一律不得从事任何事务官职”这一文官考试制度，并为许多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 英国在文官考试录用过程中，把公开竞争放在首位，把考试程序与录用条件向社会公开，严格按成绩排列名次，择优录用，只有知识和能力的优劣，而无权力、地位、资历及人际关系的因素。 此外，人才主义也是英国文官考试的一大原则，过去一贯重视“通才”，1968年改革后增加了“专才”的比例。 英国文官的考试录用制适用范围不是所有政府工作人员，只限于文官，即政府行政部门内所有不与内阁共进退，经过公开竞争考试录用，无过失可长期任职的文职人员。
——摘编自姚琦《略论西方主要国家文官考试制度》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文官制度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文官制度与古代中国文官的差异及成因。
材料一 北方人民大规模的南下计有永嘉之乱、苏峻和祖约之乱、后赵败亡、淝水之战、刘裕北伐、魏太武帝拓跋焘南下瓜步、宋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这七次，总数约有90万人左右。简言之，在此期间，北方平均8个人中有一个南渡，南方平均6个人中有一个北来侨民。其流徙方向大体是北方东部的人民流向南方东部，北方西部的人民流向南方西部。北方人民到达南方，大都举目无亲，出路之一便是依附早先来到南方的士族或地方豪强，成为被隐匿的人口。
——蒋福亚《魏晋南北朝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 在1661-1812年这150年间，福建人口增加了9倍，耕地仅增加32%，人均耕地数从7.11亩降至0.9亩。道光年间“几乎年年有灾，灾区遍及全国”，维持生活“颇费踌躇，于是乎奔走外洋”。中国人移殖澳洲，“殆始于1840年到1859年之间”。随着中外一系列条约的签订，洋布“把土布消灭了百分之九十九”，“无业贫民乘北风附洋舶往国外图生计”。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加强了对起义造反者的镇压，大量农民出洋避祸。如“广东新会平南王黄德滋，率部渡南中国海，最后抵达澳洲北部达尔文港，成为淘金工人”。
——张秋生《略论早期华工移居澳大利亚的社会历史条件》
材料三 根据联合国的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按照国籍划分，国际流离失所者居世界前十位的难民来源国及数量分别是：叙利亚660万人，委内瑞拉440万人，阿富汗300万人，南苏丹220万人，缅甸110万人，索马里90万人，刚果（金）80万人，苏丹70万人，伊拉克60万人，中非共和国60万人。
——陈冰《全球难民治理的出路在哪里？》
(1)根据材料一，概括“北方人民大规模南下”的特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对南方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华工赴澳的国内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当代世界难民的主要来源区域。结合所学，分析二战以来联合国为保护难民基本人权做出的努力。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在远古中国,人类进入聚居生活之初,最先用的原始城市平面是非凡何形的圆形聚落布局。在群居生活基于理性渐发展以后,圆却渐渐演化为几何图形的方形。商周时期,华夏民族定居,开给有了文字记,形成了讲人伦、重礼治的观念,此前“无意识”地出现的方城形制,则因其体现了统治阶级“王建国,方正位,体国经野"的王权思想,国被周王朝作为“礼制”的内容或化身,融入了城市与建筑。
——摘编自万艳华《论我国古代城市建设模式》
材料二 唐长安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城,其中宫城与皇域主要为城市的政治功能空间,外郭城为居住功能空间和商业贸易功能空间,以坊里为区域位,共有109坊,分三种类型。首先是市坊,东西两市,为城市商业贺易功能空间;其次是以居住为主的坊里,为域市居住功能空间;再次是功能单一的坊里,如个别大型寺院、国林、军营校场等独占一坊之地。通过这样的城市布局,唐长安城实现了严格的功能分区,三者分割,互不打扰。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北宋开封的城市布局不再严格实行功能分区,逐渐演化成坊市混杂,出现复合功能空间。城市布局虽依然分官城、内城和外城三层,内城的城市功能高度集中,不仅体现都城的政治功能,还附载着经济、军事、宗教、居住等其他配套功能。北宋开封的商业功能空间突破了东市、西市的固定空间限制,而是流动地弥漫于荷巷、桥头、城门乃至寺院等城市空间。复合功能空间的出现使人口的市内流动更加频繁,虽有利于商品流通,便利生活,但一旦发生疫情就会迅速扩散,不利于疫情的预防与控制。
——摘编自牛鹏《中国传统城市规划与疫情防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远古到商周时期城市形制的变化,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由唐到宋城市布局的变化,并分析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城市的特点。
材料 早在夏商周时期，柑橘就已经在我国进行了人工栽培，公元前3世纪前后，《禹贡》有“淮海 惟扬州。 ……厥包桔柚，锡贡”的记载，可见柑橘已经开始作为贡品进贡。秦汉时期，柑橘生产得 到进一步发展，《史记》中记载有“齐必致鱼盐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园”,表明当时楚地的柑橘生产 与齐地的鱼盐生产具有同等重要的经济地位。魏晋时期，各个柑橘集中产区设置了“桔官”,专司 经营柑橘生产、征收赋税和贡奉皇室。唐代，日本和尚田中间守来我国浙江天台山进香，带回柑 橘种子，在日本鹿儿岛、长岛栽植，变异选择获得温州蜜柑。宋代欧阳修等撰著的《新唐书·地理 志》中列举了现在的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河南、江苏及陕西 的南部，向朝廷纳贡柑橘。明清时期，柑橘业已表现出一定的规模化、专业化格局。清朝吴震方 《岭南杂记》记载：“广州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明代的李时珍编著的《本草纲目》中 十分推崇柑橘的药用价值，并对柑橘的药用性作了详细的叙述。15世纪时，葡萄牙人从我国台 湾、福建、广东带去许多柑橘品种，后传遍地中海沿岸各国；1892年，美国从我国引进桩柑，叫“中国蜜桔”。
——摘编自曾云琦《中国柑橘历史与文化价值研究》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历史上种植、利用柑橘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国历史上种植、利用柑橘的作用。
材料一 宋代时期，女性文学进一步发展。据记载，先秦至唐，有作品流传的女作家不过33位，而宋代女词人近90人，女诗人200多人。宋代女性作家有的来自宫廷嫔妃、大家闺秀，有的来自平民百姓、婢妾娼妓。她们中，除李清照、朱淑真外，魏夫人、吴淑姬、温琬、张玉娘等人，也是当时较为著名的女性作家。她们从闺阁中走向了世界，突破了女性
——摘编自李兰《宋代女性文学成因及价值探析》等
材料二 宋代将女性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风尚盛行。如词作品中描写最多的便是女性，这与宋代歌楼酒肆业的高度繁荣密切相关；同时，词的婉约性决定了它更多地以“绮筵公子，绣幌佳人”为描写对象。除此之外，宋代文学中还有较多女性形象塑造的是话本小说。它对市井小民中女性形象的塑造尤为成功，《快嘴李翠莲》中的李翠莲、《碾玉观音》中的璩秀秀等，她们努力挣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追求自由平等的爱情和独立的人格，其经典形象深入人心。
——编自杜少静《浅析宋代女性与文学之关系及其产生原因》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女性文学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宋代将女性作为文学创作对象的风尚盛行”的原因。
材料一 整个汉代没有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大规模的体育组织。汉初“无为而治”思想下，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游乐体育活动项目多，规模大，不仅宫廷设有蹴鞠，皇帝出行时还要进行“弋猎、射驭、蹴鞠”等体育活动，而且民间出现“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穹闾踏鞠”的景象。汉武帝时期，董仲舒先秦儒学中体育教育从“六艺”中剔除了，使体育带上浓厚的伦理色彩，极大地抑制了中华传统竞技体育类项目的发展。自张骞通西域后，西方的体育文化或经官方、或经民间沿着丝绸之路陆续传至汉朝。汉匈战争期间，汉军也十分注意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长技。晁错曾向汉文帝建议说：“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在汉朝豪强地主庄园中，不但把依附自己的农民变成自己的私家武装，按军队编制把他们组织起来，而且自筑营堑、坞壁，进行武装训练。豪强地主武装和坞壁的普遍发展，促进了各地民间习武活动的发展，为当时民间武艺活动提供了空间和动力。
——摘编自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
材料二 近代西方体育思想开始传入中国，大约始于19世纪60年代。当时，它的传入主要通过中国自觉与不自觉地向西方学习。严复从教育救国的思想出发，高度肯定了体育的社会效能：自强保种、强健身体，进而富国强民。蔡元培从“保国强种”的角度竭力主张实行军国民教育，提出学堂的任务就是保国强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自然体育思想（把体育看成一种生活，强调个性发展）逐渐取代了军国民体育思想。近代中国的体育思想，就时代而言，民国时期较之清末进步很大，国民政府时期比北洋军阀时期亦有明显进步；就地区而言，先沿海地区和中心城市，继而向内地和边远地区发展；就项目而言，由体操到田径、球类等；就部门而言，先军队、教会学校进而普通学校，又由学校而社会。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颁布了中国第一部体育法《国民体育法》，设立了专门的体育管理机构，举办了四届全国运动会，参加了三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摘编自任雪艳《中国近代体育思想的发展演变及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特色。(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近代中国体育思想发展演变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