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对美国制宪会议如是评说：“在会议进程中，许多争论使我时而充满希望，时而感到忧虑。我经常望着主席椅背上的画，不知道那到底是日出还是日落。但是，现在我终于有幸知道那是日出，而不是日落。”

材料   二战后，相继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概括起来有三种(如表)，三种发展道路从结果来看都不尽如人意。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

材料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政策大事记

——摘编自钱振明《走向共同福祉：新时代中国城镇化政策回顾与展望》

材料二   有统计数据显示，2002～2012年，中国出现大城市迅速增长，而中小城市萎缩的状态。近年风行一时的县改区，更是将此推向极致。据民政部数据，2010年至2020年，全国共撤销了149个县，增加了120个市辖区。例如，崇明岛是中国第三大岛，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堪比整个纽约市面积，或相当于20个曼哈顿岛，2016年变为上海的一个区。省会城市长春、武汉、济南、长沙和南宁在县改区后市区面积都达到7000平方公里以上，远远超过上海。北京1.641万平方公里的市区面积，在世界范围内也罕有其匹。县改区成为城市发展的新机遇，很多地方蜂拥而上，城市越做越大，变相加剧城乡差异。很多城市在新兼并的区域大量建造新区、工业园区、高新区、保税区以及田园城市等，听起来高端、大气、上档次，但确实也有很多成为烂尾工程。

——摘编自王旭《从“城”到“乡”：中国城市化亟待转型》

材料三   大革命时期，法国政府将土地分成小块，卖给农民。土地成为私有，农民种地积极性非常高涨，粮食产量连年增长。但好景不长，由于土地分散，农业生产徘徊不前。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法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农村现代化改革措施，主要内容有：给55岁以上的农民发放“终身补贴”；规定农场主的合法继承人只有一个，防止土地进一步分散；组建土地整治公司，拥有土地优先购买权，将买进的地块集中连片，整治成标准农场，然后再低价保本出售。另外，国家还对农民自发的土地合并减免税费。与此同时，政府为鼓励农民购买农业机械，对农业机械进行价格补贴，免除农业机械燃料税。之后，政府进行统一规划，将全国分成了22个专业化产区：巴黎盆地，土地肥沃，成为小麦种植区；西部山区，草场资源丰富，重点发展畜禽牧业；北部地区，气温低，大规模种植了马铃薯和甜菜。这极大地提高了农作物产量和商品量，对耕作、田间管理、收获运输、储藏加工、市场营销等方面提出了新要求，于是各种农业合作组织应运而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法国农户基本上都是合作社社员。

——摘编自马生祥《法国现代化》

材料一：1870～2010年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单位：%

数据来源：库兹涅茨，1999；麦迪森，2003；米切尔，2002；Word Bank，2015

——摘编自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服务业现代化理论分析》

材料二：据世界银行统计资料显示，服务业占的比例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能够达到70%以上，有的国家甚至达到了90%，美国接近80%。就世界服务业的平均发展水平而言也达到了6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发展水平达到50%左右。进入21世纪，美、英、德、日、法等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出口总额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服务贸易迅猛发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世界服务贸易还会以较快速度保持增长，助力全球经济的发展。

——摘编自韩岳峰《美国服务贸易特征模式研究》

材料三：改革开放40年，我国服务业快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8～2017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从905亿元增长到427032亿元，年均实际增长10.5%，占GDP的比重从24.6%上升至51.6%；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8.4%上升至58.8%，成为国民经济第一大产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动力。至2017年底，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就业市场的主体，就业人员占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4.9%，高于第二产业16.8个百分点，服务业新增税收占全部新增税收收入的比重的54.3%，是税收增长的重要来源。党的十八大以来的5年，服务业快速发展、加快转型，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新引擎，谱写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篇章。

——摘编自国家统计局《服务业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发展，擎起国民经济半壁江山》

材料   1921年11月，列宁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首次提出了苏维埃政权下的改革问题。苏俄当时陷入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之中，必须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那时苏俄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开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一次重大的改革。在苏俄国内战争结束时面对的不是太平景象，而是广大农民对粮食征收制严重不满的情况下，苏俄的改革从对农民的让步，取消粮食征收制，实施粮食税开始。列宁说，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经过十年动乱，中国的国民经济已走到崩溃的边缘，各界都有改变现状的要求，中国必须走另一条道路。在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已经不能再继续下去的情况下，农民对于改变现状的要求已经不可阻挡。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中国的农民已经多次悄悄地进行改革的实验。在中国改革中农民又一次走在了前面，迈出了改革的第一步，他们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官方认可，中国的改革也真正开始了。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经历了更长的时间。起初市场经济在中国还是理论上的禁区，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东西。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1987年中共十三大仍延续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提法；1992年中共十四大最终明确指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摘编自郑异凡《苏俄新经济政策和中国改革开放之比较》

材料一　　在革命者队伍中，孙中山先生年轻时期就坚决与封建服饰断裂，1895年的广州起义，孙中山与其他革命者一起流亡日本，到达日本后剪掉一头长发，脱去长袍。在孙中山的影响策动下，革命者纷纷断发易服。民国政府建立后，出台了民国新服饰穿着要点，以体现平等博爱的三民主义为基础，学习西方服饰的简便原则，以西式服装为主。……早在清末新政时期立宪派就推行易服运动，但所易之服多为外货西装，导致利权外失，提倡土布西服，也不得要领，最后不了了之，惟中山装的出现，用土布也可以制得精美，使易服与提倡国货得以兼得，故政府大力推行国货中山装。

——摘编自勾爱玲、张朝阳《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服饰的演变》

材料二　　中山装不仅仅是一件衣服，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载体。西装贴身、干练的风格体现了个性的解放，其秉持的平等观念取代了封建等级观念，中山装移植了这种风格和精神，使人耳目一新。此外，标准中山装的前幅衬的结构工艺、袖子的造型及裁剪方法均与西装相同。中山装上三颗纽扣、五颗门襟钮等设计可以看出对于符合天数“三、五”的钟爱。中山装对襟的设计体现了华人礼服中特有的东方文化精神，以及对称均衡的审美意趣。

——摘编自罗义《身体·国家·认同：民国中山装的文化透视》

材料一   1931年,湘鄂西等根据地发生大水灾，“房屋倾坍,室如悬罄”。党和苏维埃政府设立粥厂救济;开展节约粮食的活动“党政机关每天两餐稀饭一餐干饭，军事机关一餐稀饭两餐干饭”、“红军游击队员生活费”减半;动员群众、机关人员、红军修堤凿沟开河，不到三年便修建了万余座水利工程,形成了“年成丰熟笑眯眯”的局面。1934年，中央苏区受“先水后旱之灾”，面对严峻的形势，政府广泛发动群众，推行工具统一使用和劳动力相互调剂的策略,结果农业收成“比去年增加一成”,瑞金等重灾区“虽然无很大增加，但也没有减少生产”。

——摘编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救灾活动》

材料二   俄罗斯政府一向重视灾害治理，他们在中学开设安全和逃生课程，有计划地向居民企传安全防范和自段知识，建立了全俄急救和医学中心等医疗和教育机构。在联邦紧急状态预防和响应统一国家体系形成的基上，提出了国家和地方应急管理责任分享制。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与财产权，在法规中特别强调当政府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某些权力和自由将受到必要的限制。……为防范危机期间因出现“泄密”报道而破坏政府方案的效力。避免不当报道对人心的拢乱，政府对媒体的职责做出了法律规范，以确保紧急状况发生时，媒体能起到协助政府与社会沟通、稳定社会情绪、缓解紧张状态的作用。鉴于救灾部门使命与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的相似性，俄还与美国建立了防救灾的合作关系、并同北约取得了相关合作的直接联系。

——摘编自游志斌《俄罗斯的防救灾体系》

材料一:在六朝到唐代中叶贵族政治最盛时代，政治属于贵族全体专有，政权是君主与世家郡望的协议体，其后由于贵族没落，君主不再归贵族群体所共有，君主不再通过贵族而直接面对全体臣民。科举普遍化，官吏的选用制度也发生变化，贵族政治过渡为官僚政治，高等官职由天子决定和任命，庶民也获得为官的均等机会。在唐末至五代的过渡期，贵族政治没落，让位于君主独裁制度；宋代君主成为绝对权力的主体，君权无限制地增长，到了明清时期，君主专制制度的形式臻于完备。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二:那么这些提法（指上文内藤湖南关于唐宋变革的观点）的问题何在呢？最大的问题是把唐宋变革时期贵族的消亡绝对化了，从而也把贵族制到官僚制的演变看作一个线性的过程。唐宋变革论把贵族制向官僚制的变化和君主独裁的形成都夸大为某种线性的历史过程，而没有意识到这是不断出现、需要反复应对的问题，也在各个朝代形成不同的解决方案。

——摘编自(美)张杨《从历史社会学视角反思唐宋变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