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405年至1433年间，明朝政府发起了七次大规模的海上探察系列活动，领导这些探察的是宦官郑和，郑和的每一次航行都带着一支令人敬畏的船队，辅以庞大的武装军队，可以镇压探险队所到达的任何港口出现的抵抗。在前三次的航海中，郑和率领他的船队到达了东南亚、印度和锡兰。第四次航行到达波斯湾和阿拉伯半岛，最南到达现在肯尼亚的马林迪。在整个旅行过程中，郑和随意把中国丝绸、瓷器和其他商品作为礼物散发出去。在返航时，他从东道主那里得到大量的、非同寻常的礼品，包括非洲的斑马和长颈鹿。郑和及其同伴尊重他们所遇到的当地神灵和风俗习惯。郑和通常通过外交手段来实现他的目标。……七次探察在印度洋盆地确立了中国人的地位和声誉。在他第四次返航时，郑和带来了30个国家的使节，他们来到中国，对明朝宫廷表示了敬意。

——摘编自【美】杰里·本特利，赫伯特·齐格勒《新全球史》

材料二：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提出了“五通”，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为重要方向，呈现出陆、海、天、网全面推进的态势。2013～2022年，中国与共建国家进出口总额累计19.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6.4%。自2015年成立以来，亚投行已从57个创始成员发展到来自六大洲的106个成员，成为成员数量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中国与共建国家在教育合作、文旅交流、媒体智库、民间交往等领域开展广泛地合作，与共建国家议会、政党、民间组织往来不断加强，拉近了共建国家人民的距离，促进民心相通水乳交融，在经济合作的同时实现了文明交流互鉴。

——摘编自蔡彤娟《“一带一路”十年成就与展望》

材料一   “狗去猪来”这句俗语很快在光复初期的台湾社会流传开来，……试看当时《台湾文化》杂志的说明：“本省人把日本人叫做狗，因为日本人很凶恶的压迫本省人……。本省人起先很尊敬外省人，后来看透了一部分外省人的行为，有点像猪，因为猪是‘不洁不净’、‘光食而不做事’的动物，‘不洁不净’就是贪污……”在许多台湾人看来，狗虽然很凶狠且吵闹，但做条看门狗，还能发挥看家作用，然而猪却“只会吃而不会做事”。相比较而言，一部分台湾人失望之余甚至认为“狗”反而变得可爱起来，并开始怀念起日本人和日本的殖民统治。

——摘自刘凌斌《以台湾政治势力的记忆建构为中心》

材料二   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迫不及待地公布了《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科课程纲要草案》。这份课纲最大特点在于完全采用了“同心圆史观”……于2006年秋天开始正式实施。

图由“两蒋”主政时期的“中华史观”(将台湾史置于中国史的架构内)到陈水扁时期的“同心圆史观”(同心圆历史课程架构将台湾本土史、中国史、世界史并列)。

——摘自关培凤、万佳《历史教育与国族认同：台湾地区高中历史课纲变迁研究》

材料三   2018年《海峡导报》报道了台湾地区某杂志对“台湾人国族认同”的民调数据，备受两岸学术界关注。

材料   20世纪50-60年代，工业发达国家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直接威胁人们的生命和安全……这一时期出现的环境问题基本上是小范围的，污染源较少，往往可以由一国政府独立解决。70-80年代后，全球性环境问题日益突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70年代后半期，美国积极倡议并参加多种形式的国际环境合作，推动创立国际环境机构并提供大量环境援助。80-90年代初，美国政府的环境外交政策由积极合作转为消极对抗，90年代初再次进行了调整。1996年，美国以捕捞大虾未采取措施保护海龟繁殖的环境义务为由，禁止进口中国的大虾。自1997年起，美国政府在每年的地球日都要发布有关环境外交的报告，对全球环境状况和国际环境政策作出评估……

日本在1991年主持召开亚太环境会议，表示积极提供资金和技术以加强亚太各国之间合作，全力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与此同时，日本又不顾国际舆论向海外转移污染严重的企业……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欧洲首次提出发达国家应降低有害气体排放，并表示发达国家有责任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欧盟与非洲、拉丁美洲和亚太地区等地国家开展了多方面的环境合作。欧盟在对外环境政策上有系统全面的框架，但内部政策执行时困难重重，如德国和瑞典积极促进欧盟实行较高的环境标准，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则表示反对。

——摘编自房乐宪等《美日欧环境外交政策的比较》

材料一   回顾从秦汉到近代的历史可以看到：一个包含汉族和其他众多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形成，其最基本的条件就在于以郡县制为机制的“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结构。自周初提出“敬德保民”或“敬天保民”的思想，之后发展为“民本”“重民”思想，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纵观思想文化史，兼综融合是其重要精神和传统。这样优秀的文化精神和文化传统，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理想、信念、道德，以高度的凝聚力、坚强的意志力和巨大的协同力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历史进步性，也体现了思想文化对大一统社会的作用力。

——摘编自丁德科《略论中国古代的大一统思想》

材料二   《大清一统志》初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历经多次编修。康熙皇帝在给编修人员的谕旨中强调，要做到“厄塞山川，风土人物，指掌可治，画地成图”，“以永我国家无疆之历服，有攸赖焉”。乾隆皇帝诏令纂修的“皇朝三通”，即《清文献通考》《清通典》《清通志》，一改“三通”以《禹贡》九州为纲的地理撰述格局，转而以当时的行政区划为编次，旨在展现清前期“非禹迹所能限”的辽阔疆域和“圣朝无外之治”。雍正皇帝认为，“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早在《大清律例》制定之前，清王朝就将所行律令“颁行天下”，令外藩蒙古以及新归附的各地区民众晓谕遵行。全国大致统一后，清朝统治者更加重视对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治理，施以教化，树之风声，“俾荒服之人，成昭法守，斯尤大同之郅治”。

——摘编自娄梦然《清前期“大一统”的多重内涵》

材料一在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关税、倾销等政策致使我国农产品价格暴跌，在农民极度贫困和南京国民政府应对不当的情况下，我国出现了农业大萧条和农村危机。在近代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和强权压制下，我国农村充斥着异国资本活动。外商不仅控制着农产品的市场和价格，而且设立了压抑农民自由、造成当时民不聊生的农村高利贷。 虽然以上侵略举动缓解了当时西方国家的经济危机，但它却是建立在践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恶劣行径之上的。 当时，国内出口贸易大量减少，而进口货物的销售量也因百姓购买能力降低而减少。

——摘编自沈泽圆《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危机的产生和对当代的启示》

材料二中央苏区将发展农业作为主要任务来抓。 苏区政府先后颁布《开垦荒地荒田办法》《开荒规则与动员办法》，实行奖励政策，对工农群众开发的荒田荒地免征3年土地税，富农拥有开发的荒田荒地的使用权并可免征1年土地税。据统计，1933年中央苏区(江西、福建、粤赣、闽赣四省)消灭荒地21万担(一担田等于四亩)。 中央土地人民委员部每年都发布春耕计划，强调兴修水利。 苏区政府还号召组建帮工组、耕田队以及犁牛合作社、劳动互助社等，缓解了劳动力、耕畜不足的问题。 苏区党和政府大力宣传发动群众，多种早谷、少种糯米，并发布消灭“禾虫”的指导办法，利用石灰等简便易得的材料，积极推广病虫害防治经验。 苏区还不断改善种植技术，适当增加杂粮种植，以作青黄不接时的主粮补充。据统计，1933年赣南、闽西等苏区农业生产同比增加了15%，闽浙赣边区增加了20%，远超当时的国民党控制区域。

——摘编自邓强、段刘娇《中央苏区如何解决粮食问题》

材料一   1853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后，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提出平分土地的方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关于产品分配，实行圣库制度，“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每户留足口粮，其余归圣库。试图通过这样的方案，建立“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但不久，鉴于粮食供应紧张，在安徽、江西等地重新“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

——摘编自李侃《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平均地权”是孙中山土地思想的核心。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指出：“关于民生主义，其原则……是平均地权，即由国家制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以防止‘土地权之为少数人所操纵’；‘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具体方法是通过核定地价，征收土地税的办法逐步向地主收买土地分给佃农。1930年，国民政府出台了《土地法》，该法三章七十六条，无一条议及“平均地权”，无一条议及“耕者有其田”。

——摘编自沈昊，姜秀玉《近代以来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探索与启示》

材料三   1947年，为了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中共中央于1947年9月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第一条，废除封建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第六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第十一条，分配给人民的土地，由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并承认其自由经营、买卖及在特定条件下出租的权利。通过土改，广大的贫雇农翻身成为自耕农，翻身的农村青年积极参军参战。土地法大纲的贯彻实施成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

10 . 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秦结束了春秋战国的动荡格局,首次实现了华夏“大一统”。汉文、景帝时，华夏族不断遭受匈奴南下侵扰，由于国力上的劣势，华夏在处理民族关系理念上仍沿袭先秦时期“华夷之辨”思想，与“夷狄”恪守华夷有别、守土安疆，凸显“夷夏”之大防。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多民族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分裂时期，这一时期的华夷观在部分知识精英的作品中发生改变，其中以西晋末年江统的《徙戎论》中的“华夷之辨”观最具代表性，但是当时的现实与江统的观念相去甚远，以匈奴、鲜卑为首的“五胡”都自认为是黄帝后裔。宋朝立国以后，辽、西夏、金等民族政权与中原王朝争夺政权，多个民族政权的并立使宋朝以正统自居并强调华夷有别的民族观。但是蒙古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后，统治者的统治思想并未突出夷华之别，而是将夷夏在内的中国境内所有民族都纳入版图中，并且加强了各族之间的联系，促成了华夷一统的“天下共同体”局面。清代满族入主中原后，不断有儒家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曾静等倡导反清复明，强调“夷夏之辨”的民族观；而清代统治者在思想上以“满汉一体”“天下一家”等与之抗衡，甚至公开辩论，从而在民族思想上取得主动和优势，实现了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殊为不易的长治久安。

——摘编自 王文光、马宜果《古代华夷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和发展》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是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组成的”成为主流思想，并开始了以少数民族为中心的多元建构和以中华民族为中心的一体建构。1988年，费孝通提出著名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点，并逐渐引起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2000年，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表述。“一五”计划期间，156个大型重点建设项目中有40个在民族地区，8条新建铁路干线中有5条建在民族地区或直接与民族地区相连。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加大对民族地区的对口支援和定点帮扶，实行税收、贷款利率、利差补贴等财政金融优惠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尽快富裕起来。世纪之交，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战略，支持中西部地区和民族地区加快发展。

——摘编自李资源、张俊《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