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和宋在文化的性质上有显著的差异，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包含了唐末至五代一段过渡期。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第一，政治上的变化。唐宋政治上的变化主要是贵族政治的式微和君主独裁的出现。第二，经济上的变化。由于唐宋处在实物经济结束和货币经济开始交替之际，其间货币的形式和名称自然发生变化。第三，学术和文学的变化。宋词等文学形式，不再以包含典故的古语为主而变为以俗语自由地表现。文学曾经属于贵族，从此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二 唐宋时期，并非所有一切领域都发生了所谓“变”……实际上，唐宋之际有三个根本性的领域是延续和深化的：第一，从社会经济史领域着眼，在宗法一体化社会结构下，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是延续和发展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耕作方式、吃喝穿住等家庭日常生活，变化无多。第二，在政治体制方面，皇权至上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及其等级授职制总体上是走向深化的；政治系统内虽因科举大盛而产生了社会流动，但就官僚队伍的整体构成而言，由荫补入官者（官僚世袭）依然占据了整个官僚队伍的大多数，唐宋两朝并无质的区别。第三，在思想文化社会领域，独尊儒术的状况也不曾在根本上发生改变。
——刁培俊《“唐宋社会变革”假说的反思与区域视野下的“历史中国”》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任选一观点予以阐释。
材料一 宋代士大夫的风气，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讲究气节的。这固然是晚唐、五代以来，嗜利全躯的一个反动，而亦和其学术有关系。宋朝人的议论，是喜欢彻底的，亦是偏于理论的。……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议论。
——摘编自吕思勉《极简中国史》
材料二 曾国藩的救国方案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守旧，通过恢复民族固有美德，以理学精神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以坚船利炮的实用技术来提升王朝实力。曾国藩既是重视“明道救世”的大儒，也是重视事功的改革者。他主张治世在于“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以图取新卫旧，在新旧之间取得平衡。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
——摘编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士风的特点及其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曾国藩对传统文化发展的贡献。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当时知识分子备受鼓舞的意义。
材料 现代化——近现代中国历史演变的主轴，也是各种复杂表象下潜藏的历史底蕴。美国学者布莱克指出，现代化发展必然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最初的对抗；第二，现代化领导的稳固——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第三，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这一程度：社会从以农村和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以城市和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第四，社会整合——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转型。当然，就中国这类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而言，我们可以将布菜克假设的四个阶段概括为两大环节：第一环节，在迎接现代性挑战的背景下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第二环节，进行民主国家建构，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向现代文明的结构转型。
——摘编自叶麒麟《从民族国家建构到民主国家建构——近代以来中国政治发展主题的嬗变透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现代史的相关知识，围绕“近代以来中国历史的演变”，就材料的部分或整体提出自己的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加以阐述。（要求：观点明确，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达清晰）
材料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等方面。有学者将中华文明创新性的主要特征概括如下：
| 主要特征 | 代表名言 | |
| 特征一 | 传承与创新交互为用 | “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谓之工。” |
| 特征二 | 通变中回应时代问题 |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
| 特征三 | 开放包容和视野交融 | “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
| 特征四 | 强烈的担当意识和使命感 |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 |
——摘编自王博《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
根据材料，任选角度，自拟论题，并运用中国史相关史实予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论述充分，表述清晰）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广东罗定等地“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钩（钧），则炉太旺，炉将伤……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
有学者估算，20版铁，每版300斤，共6000斤，按万历年间北京官价约合96两（白银），如果每年生产6个月，收入可达17280两，考虑到“万金”的成本，每年资本周转不到2次。
——摘编自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等
材料二 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新式纺纱机发明之后，手织机再也应付不了工作了。由于煤的使用，虽然生铁的产量迅速增加，但棒状铁（一种由生铁精炼而成的韧性铁）的生产却受到限制。英国不得不从瑞典和俄罗斯输入棒状铁，其价格之高成为各地工匠加速推进冶炼技术研究的原因之一。不久，纯粹从经验中衍生的搅拌炼铁法的发明大大减少了用锤锻打的辛苦工作，并能迅速且大量地生产棒状铁。18世纪80年代，这一发明获得瓦特的赞许，许多厂商主动前来与发明家磋商其专利证的使用权问题。如理查德·克劳肖凭借此专利所开的工厂里，棒状铁的产量从每星期10吨提高到200吨。根据推算，1786年至1789年发明家所订的专利授权合同如果得到诚实的执行，那么他在专利权的法定保护期内，能获得高达25万英镑的使用费。
——摘编自[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1)根据材料一，指出明清之际中国广东“铁场”生产经营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这类“铁场”兴起的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明清之际中国广东冶铁业和18世纪英国冶铁业发展条件的异同。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17—18世纪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
| 书籍 | 出版时间 | 作者 | Foreigner/foreign affairs的中译情况 |
《华英字典》 | 1822年 | (英)马礼逊 | 编者在书中将“foreigner”翻译为“夷 人，番人，番鬼”,但同时也指出“夷人”之说不当，只是为了顺应当时中国的语言现状，不得已而为之。 |
《海国图志》 | 1842年 | 魏源 | 作者在编撰中将“foreign affairs”译为“ 夷务 ” 。 |
《增广海国图志》 | 1895年 | 林乐知、瞿昂来、傅兰雅、徐建寅增补 | 编者将“foreign affairs”译为“交涉事务，洋务，外务”。 |
《英华大辞典》 | 1908年 | 颜惠庆 | 编者将“foreign ”翻译为“外人，异国人，客民，侨民，外国人”。 |
—摘编自方维规《概念的历史分量》
综合表格中的“foreigner”和“foreign affairs”的中译衍变的信息，拟定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论述。(要求：表述成文，史论结合，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材料一 自17世纪起，大批旅游图册的出版与热销帮助欧洲人建构了相对系统完整、全面清晰的“中国图像”，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满足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此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与时尚资讯的迅速传播，时装版画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与世界服饰文化的平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中，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东西方服饰贸易出现了繁盛局面。来自异域的新鲜生活信息与时尚潮流资讯伴随着借助海洋贸易流入的大量东方服饰纺织品向西方扑面而来，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服饰纺织文化与相应的“衣冠之制”。
——摘编自宋炀《17—18世纪东方国家外销服饰纺织品与近代世界文化建构》
材料二 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清政府不断颁布的“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障碍。1791年，英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中英双方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了。
——摘编自胡良益、潘天波《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18世纪东西方服饰贸易繁盛的原因以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英冲突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评析。
材料 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史上统一时间最长的文明。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统一是历史的主流，是历史发展的方向，是广大人民的愿望，是积极有为的治国理政者为之奋斗的目标。这种“统一性”具有牢固的制度保障，2000多年传统社会统一性制度建设的核心大体围绕如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重视维护以君主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二是重视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三是重视以民本为基础的国家治理措施制定。秦汉以后，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大一统的政治形态稳固下来，有力促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统一，并在各个历史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科学把握中华文明的特质，对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卜宪群《中华文明“统一性”的历史特点与当代价值》
结合所学中国古代史知识，从中华文明的历史统一性出发，拟定论题并予以阐述。（要求：写明论题，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清晰）
材料一 第一条联邦领土由下列各邦组成：普鲁士与洛恩堡、巴伐利亚……
第十一条……普鲁士国王享有德意志皇帝的尊称。皇帝在国际关系上为帝国的代表，以帝国的名义宣战与媾和……
第十二条联邦议会与帝国议会的召集、开会、延会、闭会之权属于皇帝……
第十七条建议并公布帝国法律及监督其执行之权属于皇帝……
第十八条皇帝委派官吏，命令他们宣誓效忠帝国，并在必要情况下，命令他们退职……
第六十三条帝国的全部军事力量组成为统一的军队，在平时和战时受皇帝指挥……
第六十八条如遇联邦领土内有威胁社会安全的情况，皇帝可宣布国内任何地方处于戒严状态。
——摘自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材料二 在统一后的短短30年间，德国完成了经济起飞……不过，现代化领导力量的“错位”给德意志民族带来无穷灾难。为证明其统治的合法性，旧势力就意在煽动民族情绪，挑起对外战争。
——摘编自钱乘旦《各国现代化模式的比较》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的特点并简述其出台的背景。(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1871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材料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夯实根据地乡村治理的领导力量。工农红军撤到边界各县之后，迅速行动起来，通过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斗争，在此基础上，边界各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逐步得以建立。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开展给予高度重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治理问题，特别是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农村治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调整根据地的治理政策，但调整变化的中心非常明确，就是始终围绕着如何保障革命的胜利而实施对根据地的有效治理。
——摘编自邱春林《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变迁与现实启示》
(1)根据材料，概括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乡村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