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不是因为它集聚了多少财富和人口，而是因为它的文明和文化创造。但即使在雅典城，仍存在着美中不足乃至重要缺陷——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这种物质与精神的不平衡，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宋代江南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宋代江南城市引领中国古代城市按照更符合城市自然规律的方式发展演化，展示了经济与文化“两全其美”的盛况。
——摘编自刘士林《城市史视野下的宋代江南城市与文化》
材料二 明代中期以后，若是将其置于“都市化”的范畴下进行考察，其时代的特殊性就更容易显现出来。此时，社会出现了一个转变过程，举凡人口的持续增长，经济的货币化和多样化，社会流动的加速，无不显示出它与明初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到明朝后期，在外部文化力量的引发下，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产生了强烈的变革要求，历史的陈旧的传统受到了来自各方文化力量的猛烈冲击，思想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活跃。
——摘编自陈宝良《明代的社会与城市生活》
材料三 新文化何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中国最具深远意义的文化事件?首先是上海这个中心口岸。借助上海这个贸易、经济、文化的码头，新的思潮、新的文化最初在上海落户，然后由上海逐步传播出去。《新青年》迁到北京后，并没有割断和上海的联系，它的印刷和发行仍在上海，因为当时的北京尚不具备这种能力。但《青年杂志》在上海时没什么影响，到北京以后影响就放大了。《新青年》到北京这个政治中心，是由北大的一些教授撰稿编辑的，《新青年》的编辑还是原来那些人，但发言的位置跟在上海时完全不同。
——摘编自周武《新文化运动是京沪共谋的结果》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写出雅典作为“理想城市的范本”所体现的城市功能及雅典卫城中的建筑艺术代表，并分析宋代江南城市能够解决“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不平衡”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从“都市化”的角度概括明代中期以后经济“货币化和多样化”的突出表现，并扼要说明其与明朝后期“新的思想迅速萌芽”之间的关系。
(3)根据材料三，归纳作者的主要观点并简要说明理由。结合所学，列举1919-1922年间在上海“新的思潮、新的文化”得到进一步传播和实践的主要史实。
材料 宋代，随着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以及统治者对于武官的制衡，大批寒门士子通过科举入仕，士大夫群体迅速壮大，参与政治的热情空前高涨。当时， “不抑兼并”的土地管理政策引发出贫富分化、农村人身管理混乱以及土地纠纷不断等现象，商品经济的发展也产生了“双刃剑”效应，金钱至上，享乐之风盛行，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士大夫们将重内省、重秩序的基本理念融入社会管理的各个层面，逐渐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导者和实施者。
士大夫们以家庭教化为起点，用家训家风的形式，推动儒家思想传播的平民化和通俗化，营造良好的基层德治氛围，他们在振兴宗族的旗帜下，重新调整家族管理的标准和秩序，实现了地方社会治理与民间血缘宗法关系的融合。在灾荒与动乱时期，官府救济往往力有不逮，士大夫经常投身于社会救济事业之中，稳定秩序，安定民心，较好的弥补了地方治理在这一方面的缺失，成为保障基层社会秩序的“稳定器”之一。
——摘编自韦玉潇《宋代社会管理及其对现代社会治理的启示》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士大夫主导社会管理的时代背景。(2)据材料，归纳宋代士大夫实施社会管理的主要举措。
时间是历史的维度，亦是认识历史的尺度。时间尺度之伸缩，或用于定位事件，或用于解释历史，或用于评价历史。下面以“晚清教育改革”为例，探究时间尺度在历史认识中的功能和意义。
材料一：因海疆多事，曾经奉有谕旨，广召奇才异能之士，迄无成效。……不得已议奏招考天文算学，请用洋人……若得读书之人旁通其书籍、文字，用心研究，译出新要之语，将来即可自相授受，并非终用洋人。
——《总理各国事务奕䜣等片》1867年
(1)材料一的时间具有什么功能？对理解晚清教育改革有何意义？材料二：窃维今日中国亟图自强，自必以育才兴学为要综。……近人至以学校之多寡，觇（察看）国政之盛衰，非无因也。
——管学大臣孙家鼐《遵筹开办京师大学堂奏折》1898年
材料三：谨将《学务纲要》、《各学堂管理通则》、毕业学生考试专章、奖励专章暨各项学堂章程分别缮写成册，并开列章程名目次序清单，恭呈预览。
——《张百熙、荣庆、张之洞重订学堂章程折》1904年
材料四：宣统二年（1910）教育之状况，全国各种学校共52650所，中有师范与实业学堂：学生数1625534人，教员89766人，职员95800人；教育机关69处。
——郭秉文《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
(2)综合材料一、二、三、四，时间尺度由点到线，在功能上发生了何种变化？这对认识晚清教育改革有何价值？(3)归纳下列三则材料对晚清教育改革评价的差异，并运用时间尺度分析其原因。
①清代举办新式教育源于“国变患深”……这种被动的保守的态度实在是清末政府中人的特色，和民国时代自动的积极的态度大不相同。 ——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1931年 | ②教育的改革……二千余年的私家教育与一千余年的科举制度从此告终……启发了更多的时代观念，增进了更多人的爱国思想，认为现状必须改造，因之向往于革命或立宪运动。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钢》1974年 | ③（癸卯学制）体现了清末社会性质开始从封建社会转型到近代社会，社会组织结构性质也从封建组织结构转型为近代国家组织结构。 ——杨天平《晚清教育宗旨史论》2001年 |
材料一 古希腊古罗马的城市是成也贸易败也贸易。由于岛国城邦的更迭，地理位置和体制，早期形态的城市是防御为主；但是城市本身跟随贸易和工商业自发生长，城市或者城邦的存亡更选并不影响人民的富足安定。不同于欧洲地缘城邦和自由贸易的社会模式，中国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隔绝，相对安宁的延续了几千年的血缘宗亲和封建帝制统治，城市布局一直遵循天圆地方、阴阳五行、尊卑有序的文化指导思想，反映在城市平面形态上就是主座居中，左右对称的轴线布局手法。在实际的复杂的地理环境中，如山地、水乡，虽有一些变异，但也尽量遵循这一主导思想。
——摘编自张延生《中西古典理想城市的形态比较》
材料二 关于通商口岸城市形成中的传承与创新，费正清着重强调了西方文化的冲击，另一批学者则认为中国城市发展源于中国传统城市内部结构。建筑风格呈现中西合壁的特色，布局呈现中国传统建筑空间与近代化街道空间的结合。通商口岸城市选址时倾向于远离老城区之处，以环城道路代替封闭性城墙。从全国口岸城市来看，西北城市依山布局，江南城市临水设街，平原城市平缓开阔，沿海城市随海就势。城市出现工业区、工业居住区、物流区、集体住宅、商业区、行政区、娱乐区等新的功能分区，并不断向城市郊区或外围乡村扩展。
——摘编自《中国通商口岸城市平面形态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影响古代希腊罗马和古代中国城市布局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概括中国近代通商口岸城市的布局特点。
材料 张謇(1853-1926),近代中国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致力于慈善公益活动。张謇认为：“举事必先启智，启民智必由教育；而教育非空言所能达，乃先实业；实业、教育既相资有成，乃及慈善，乃及公益”,并自陈：“窃以为国家之强，本于自治，自治之本，在实业、教育，而弥缝其不及者，惟赖慈善。寒自乙未以后，经始实业；辛丑以后，经始教育；丁未以后，乃措意慈善。”茅家琦先生曾把它们概括为张謇的“三元”思想。
张謇可以说是近代儒商最典型的代表，也是儒商经世济民理想最杰出的奉行者。他将自己的下海经商看成是“捐弃所依、舍身喂虎”,并声称是“为中国大计而贬，不为个人私利而贬”。他认为：“惟是教养二事，在前清时代应归官办，即在欧美国家，亦多属公立。张謇等以自治之说试于南通，实因清季官厅之无力，及地方之无财，而时势急迫，潮流汹涌，又不容自逸。”“失教之民与失养之民，苟悉置而不为之所，为地方自治之缺憾小，为国家政治之隐忧者大也。”
——摘编自于陶静《张謇慈善思想探源》
(1)根据材料，概括张謇慈善思想的主要观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张謇慈善思想产生的原因。
材料一 在西方法的影响和冲击下，为了挽救危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廷正式下达法律改革之诏。同年以“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收回“国家利权”为目的，清廷任命沈家本等进行改革。在这场影响深远的中国法律近代化运动中，沈家本作为清末法律改革的主持者，他对改革的态度，他对西方法的理解，他的思想和行动，都对这场改革产生无可置疑的重要作用。近代法治，特别是法治中的审判独立，是他的改革理想，也是晚清法律改革者的理想。在中国传统法律转轨、中西法律和法学融合，以及中国近代法学兴起的过程中，沈家本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摘编自李贵连《沈家本传（修订本）》
材料二 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将近十年之间，法律改旧从新，其步伐日渐加快。光绪三十年四月，修订法律馆开馆，该馆在修律大臣沈家本直接领导下，除了整理旧籍，译介西法，考察东西洋法制，培养和延揽法律人才，更删改旧律，制定了多部现代式样的律典。宣统三年，清帝逊位，共和取代帝制，民国初立，法制阙如，清末所立各项法律，除与民国国体抵触各条应失效力外，余均暂行援用。
——摘编自梁治平《礼教与法律：法律移植时代的文化冲突》
(1)据材料一、二、概括沈家本的历史贡献。(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晚清法律变革。
材料一 世界上不同的民族和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造就了不同的社会文明，形成了越来越鲜明的、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模式。如西方古老的希腊、雅典文化至今仍令人心驰神往，而东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也依然令世人折服。从一定程度上讲，正是由于这种文化模式的存在，才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
——摘编自徐贵相《关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各国文化的民族性》
材料二 文化帝国主义是二战后以文化作为核心手段或目的的新型殖民形式。它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大力拓展和占领世界文化市场，以一种隐蔽性的但更具欺骗性的方式企图延续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全球统治。在理论层面上，文化帝国主义表现为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不对称性和不平等的结构，与19 世纪存在的旧的帝国殖民体系没有本质区别；在具体的实践层面，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霸权”的概念基本是重合的。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活着的”和“未被终结的”理论，迄今仍处于“未成的状态”，在经济全球化深入扩展以及信息技术革命大发展的情况下，文化帝国主义有了新的表现形式，而它带给全球的影响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和批判。
——摘编自张小平《当代文化帝国主义的新特征及批判》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世界文化的基本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特点及其危害。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对处理世界各种文化相互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洪宪帝制期间，为迎合袁世凯施行帝制的愿望，英国改变了原先延缓帝制的主张，转而迅速筹划承认，以期尽快稳固袁世凯政权，避免日本干涉，维持英国在华的殖民地位与既得利益。然而，为全力应对欧战，英国又不得不倚重日英同盟，借以保护它在远东地区的利益。因此，在洪宪帝制问题上，英国处处迁就日本，同意所谓的“观望”政策，而日本则以“观望”为名，行干涉之实，积极实施倒袁计划，最终迫使英国走上放弃袁世凯政权的道路。
——摘编自李馨《帝制并非自为——对于袁世凯称帝原因初探》
材料二 自复辟消息传开后，全国多地商业均受打击。如无锡，“当地金融机关亦立时收紧，现洋甚缺，无处搜罗，以致各项商业交易骤静”。一些西方的舆论也表示了对民国前途的担忧，如字林报社论略云，“中国将从此而分裂矣”。而伍廷芳则认为“帝制问题从此可永远解决也”。更有人指出“多一次流血，而人民之脑海中即深一层共和之观念”。
——摘编自周峰《张勋复辟后各界态度及思考研究——以〈申报〉报道为中心》
材料三 梁启超在中华民国建立十年后写的一篇文章中也有颇为深刻的认识。他说：“原来政治是民意造成，不独‘德谟克拉西’（民主）政治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即独裁政治、寡头政治，也是建设在多数人意识之上。无论何种政治，总要有多数人积极的拥护——最少亦要有多数人消极的默认，才能存在。所以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
——摘编自许增紘《民众觉悟与辛亥革命的成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对袁世凯复辟态度的转变历程，说明促成这一转变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张勋复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三“国民对于政治上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这一观点进行分析。
材料一 16世纪，英国国王授予部分从事海外贸易活动的商人特许权，建立了众多的特许公司，其代表有莫斯科公司、利凡特公司和东印度公司。
| 莫斯科公司 | 成立于1555年，拥有对俄贸易特许垄断权。公司向俄国输出的货物主要为呢绒和火器，从俄国输入主要为蜂蜜、鱼油、毛皮、木材和海军军需品等。1698年其垄断权被取消。 |
| 利凡特公司 | 成立于1581年，垄断对奥斯曼土耳其的贸易。该公司每年出口价值约15万英镑的呢绒，进口国内生产所需的原料。该公司利润率高达300%，其势力越来越强大。到1825年才最终失去特许状。 |
| 东印度公司 | 成立于1600年，拥有在印度贸易的垄断权，后又获得官吏任命、审判、军事等权力。每年向国内提供产自亚洲的棉布与丝绸，获利巨大，并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58年英国政府正式接管了印度事务。 |
——据王军《16—18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
材料二 19世纪60年代，在李鸿章等人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一批军事企业相继建立。这些企业隶属于总督、巡抚，形同官府衙门。后又建立了一批“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其总办、督办也均是由政府任命。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开始提出了按照西方国家的条例，准许民间投资开办。20世纪初，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民用企业逐渐转为商办企业。为此，清廷出台了一系列鼓励工商业的政策法令。
——据周其厚《论洋务企业经营管理方式的变革》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特许公司在英国出现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洋务企业与英国特许公司的不同之处，并简析洋务企业转变经营管理方式的影响。
材料一 在中世纪西欧，医院是慈善事业的典范。以英格兰为例，11世纪中叶以前的医院一般依附于修道院，其职责主要是为宗教团体中患病的成员提供服务。11—13世纪，它们开始成为病人集中的重要机构，但病人管理时所遵循的规章制度大多来自修道院。医院院长一般由内部成员推荐，但要经过所在地区主教的认可。医院中的修女（或修士）主要承担照看病人、抚养孤儿、护理伤者等服务工作。15世纪，英格兰王国有约20%的医院破产关闭，剩下的一些也为其他宗教收客所或者大学学院所教并。
——摘编自陈凯鹏《中世纪西欧医院的形成及其特点》
材料二 19世纪以来，除了少数能够承担私人医生高昂费用的上层人士，大部分民众需要求助于营利性的公共医疗服务。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医疗服务供给主体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济贫法医院，属于政府监管下的济贫法体系；另一类是志愿医院，属于民间慈善资本捐助成立的医疗机构。两者都需要相关人员推荐方能入院，普通患者缺乏自主权。1919年，英国成立卫生部，首任卫生大臣克里斯托弗·艾迪森提出：“与照顾和治疗病人相关的服务不应作为济贫法的一部分，而应作为国家卫生服务的一部分。”从20世纪20年代起，英国地方政府改组济贫法医院为市立医院，市立医院由此兴起。进入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国有化潮流的兴起。市立医院逐渐转型为国有医院。
——摘编自李文慧《20世纪英国市立医院的兴起与转型》
某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促成近代以来西方医院功能定位转型的主要原因。以英国为例，概括中世纪和近现代医院的不同功能定位，并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另提出一个主要原因均可，并阐述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