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秦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灭义渠后在西北地区设陇西等三郡；开岭南，在南越之地设置南海等郡。汉王朝亦然，在匈奴故地陆续设立敦煌郡等，在西域设立西域都护府。西域都护是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其职责主要是维护当地秩序，保障丝绸之路西域南北道的安全和畅通。秦从匈奴手中夺得河套地区后，就以“益田一顷，益宅九亩”的“拜爵”方法，将数以万计的中原汉族军民，“戍以充之和迁去开垦土地”。有汉一代，更是大规模实行屯田戍守、徙民实边的政策。自汉代起，“汉人”作为华夏民族的称谓已为境内外普遍接受。华夏民族与周边民族的融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内地居民迁入边地，对这些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摘编自徐杰舜《秦汉民族政策特点初论》
材料二 清王朝首先划定了民族之间的活动边界，限制族际人口流动；其次，在户籍管理上实行差别化的户籍制度，一是户籍有普通籍和特别籍之分，把满族、蒙古族等民族归在特别籍内，在特别籍内进行旗籍和藩籍的划分等；在管理体制上区分内外，这个区别有关内、关外之别。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中，各民族的“自主权”越来越少。清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封禁制度，也是清王朝专制的具体体现。清王朝的民族政策覆盖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领域，但是无论是政治制度的改革，还是经济制度的改革，都是以王朝统治服务为根本宗旨，而不是以天下苍生为念。
——摘编自董文强《清朝民族政策的历史进步与局限》
材料三 1949年9月，《共同纲领》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把民族关系列为第六大关系，又强调指出：“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1979年，中共中央批转的《新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的方针任务》指出：“为了胜利地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一定要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加强各民族团结。”2009年，胡锦涛在讲话中指出：“党中央确立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还强调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思想基础、群众基础、制度基础等日益深厚牢固。”
——摘编自肖锐《新中国60年民族政策的主线》
材料四 朝贡外交是中国古代王朝特有的一种外交体系……自商周以来，中原王朝都一直认为自己居天人之中，是“天朝上国”，凡要与中原王朝建立关系、展开外交者，必须以朝贡方式进行。到了清朝，造就万邦来朝、八方来仪的盛世，并没有其他帝国那种军事的、经济的功利要求。……中国近代（1840—1919）外交转型是中西方文化碰撞的结果，它不是基于晚清社会内部新因素产生与发展的刺激而做出的主动反应，而是晚清政府所做出的被动对策。这个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发展过程，就是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外交观念和西方近代外交现念与制度之间关系的过程。尽管晚清外交转型没有能够指导晚清外交奏响胜利的旋律，但在西方近代外交理念与制度的挑战下，在中国形成的近代外交思想还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这就是：它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国步入近代化轨道……
——根据李敏《试论中国近代外交的转型》等文章改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政权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并说明其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述清王朝处理民族关系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政策的主线，并说明围绕这一主线新中国采取的政策和措施。
（4）根据材料四，概括中国古代朝贡外交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中国近代外交转型的历史影响。
材料 美国学者罗兹曼在《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清末‘新政’的）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他还认为，中国的困难的实质在于，这种过渡阶段破坏了久经考验的选拔精英的程序，科举制度的废除破坏了经典教育，严重地削弱了传统价值的影响，代之以毫无章法可循的局面。
——摘编自萧功秦《从科举制度的废除看近代以来的文化断裂》
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材料中有关科举制度被废除的观点。（要求：可对观点进行评析，也可以提出自己的新观点；观点明确，史论结合）
3 . 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二（秦始皇）下令“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从而全部拆毁了内地的诸侯互防长城。
——摘自《中国军事通史》（第四卷）
（1）根据材料一，概述秦始皇修筑万里长城是如何做到因地制宜的。
（2）指出材料二中秦始皇拆毁“内地的诸侯互防长城”的主要背景。有人在论及秦始皇的统治时，认为“秦始皇筑了长城，也毁了长城”。结合所学知识，评述这一观点。（评述要求：对该观点赞成、反对或另有观点均可，观点明确；运用材料中的史实进行评析，史论结合。）
材料 洪仁玕是太平天国运动中最进步、最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1859年，洪仁玕从香港来到天京，向太平天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主张。洪秀全让他总理朝政，他在《资政新篇》中指出，“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等一切轻污文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并非“经纶实际”。他认为，这些傲慢的语言会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无补于事。他提出，一方面要允许外国人以技艺来“教导我民”，另一方面要制订“一定章程，一定礼法”对其加以限制约束。这些外国人在华活动就只能是“为国献策”，而不是“毁谤国法”。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洪仁玕提出新治国主张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洪仁玕的思想主张，并对其进行简要评析。
材料：为了改良麦、棉品种，荣氏兄弟在20世纪20年代初设立了农事试验场，进行实验工作。荣氏兄弟接受爱国实业家张謇“用教育来创进实业”的主张，先后在无锡创办了公益第一、二、三、四小学，在上海申新一厂办子弟学校，为了培养企业技术管理人才，创办了公益工商中学，并设有商店、银行和工厂，供学生实习用。
经过五四爱国运动，荣家企业在抵制外货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22年，其中茂新有4个厂，福新有8个厂。其生产能力，拥有纱锭13万余枚，比创办时期增长了9.4倍。1921年，荣宗敬任总经理。这标志荣氏企业系统基本形成。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概括荣氏企业能够迅速发展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荣氏兄弟的事迹。
材料一 自17世纪起，大批旅游图册的出版与热销帮助欧洲人建构了相对系统完整、全面清晰的“中国图像”，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满足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此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与时尚资讯的迅速传播，时装版画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与世界服饰文化的平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中，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东西方服饰贸易出现了繁盛局面。来自异域的新鲜生活信息与时尚潮流资讯伴随着借助海洋贸易流入的大量东方服饰纺织品向西方扑面而来，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服饰纺织文化与相应的“衣冠之制”。
——摘编自宋炀《17—18世纪东方国家外销服饰纺织品与近代世界文化建构》
材料二 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清政府不断颁布的“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障碍。1791年，英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中英双方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了。
——摘编自胡良益、潘天波《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7—18世纪东西方服饰贸易繁盛的原因以及影响。(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英冲突的实质，并结合所学知识对其进行评析。
材料一 秦统一六国后，在郡内设置“监”这一官职。汉初，各地方不定期派遣御史去监察。经过汉初数十年的休养生息，至武帝时则"民则人给家足，都鄙縻间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又颁布“推恩令”，还三次大规模地出击匈奴，使匈奴远遁漠北。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诏条察州”。这样，充分调动了中央与地方两个方面的积极性，实现了监察权与行政权相分离，基本摆平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因此完全意义上的纯监察制度是汉武帝时期的刺史六条察州制，故清顾炎武称"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
——摘编自史云贵《汉代刺史制度述论》
材料二 秦中央监察机关为御史府，御史大夫为副丞相，佐丞相之职，御史府附从于相府之内。汉初承用秦制，御史大夫既为副丞相，又是监察长官。汉朝中央监察机关由司直、司隶校尉和御史府组成。司直属于丞相府官员，主要负责行政系统内的监察，集行政与监察于一身。西汉后期至东汉，御史大夫转为三公之一、御史中丞不再履行相应的行政职责成为独立的最高监察长官。
——摘编自艾永明《中国古代监察体制评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实行刺史制度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指出秦汉时期中央监察体制发生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的影响。
材料一 西北地域广阔，地形复杂，气候多变，给中原王朝治理西北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由于西北与京师长安的唇亡齿寒的关系，故历代中原王朝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而隋唐时期，浓厚的胡汉交融的社会和家庭氛围弱化了“夷狄非我族类”的民族观念。……隋唐统治者吸取前代的经验，最终在西北地区推行羁縻政策，如唐高祖在即位后第二年就下诏：“画野分疆，山川限其内外，刑政疏于函夏，怀柔远人，义在羁縻”。
——王红武《隋唐西北羁縻制研究》
材料二 元朝对西南少数民族首领施行“参用其土人”的制度，且“世官、世土、世民”。明朝沿袭并大为拓展，《明史·土司传》记载“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明政府制定了授职、承袭、升迁、奖惩等法规，完善朝贡、纳赋之制，颁行征调土兵办法。土司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基础之上的。明中期以后，封建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明末一些土司纷争仇杀、抗命朝廷，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康熙、雍正两朝进行大规模改土归流，随之展开清查户口、核实赋税等工作。土司势力大大削弱。
——摘编自龚荫编著《中国土司制度简史》
(1)根据材料一指出隋唐时期中央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的民族管理政策，并归纳影响该政策制定的相关因素。结合所学，分析该政策产生的效果。(2)阅读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评析土司制度的兴衰。
材料一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