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从历史来看，中央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既非“皇权不下县”的“地方自治”，也非“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集权控制”。古代行政权力致力于基层秩序的稳定以及赋税徭役的征收。家族宗族负责家族内部及家族之间民事纠纷的裁决、乡约教化、协助政府管理赋税徭役的征收事务、推进资助乡村公共事业、保卫乡里，等等。乡绅作为乡里的代表与官府沟通，官府批准的福利救济经费通常由士绅承担。很多地方，保甲职役是由宗族组织中的各姓氏或房支派轮流顶充，保甲与宗族是相互融合的。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从1948年开始，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建立符合城市特点的基层社会管理体系。接管各大城市后，中国共产党废除了保甲制度。参照乡村经验，不少城市建立了市、区、街三级行政管理体制，街政府成为最基层的行政机构。这种三级行政管理体制导致政出多门，效率低下，无法适应城市“集中”的特点。不久，街政府被撤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各地进一步探索城市基层管理模式。1954年，国家颁布条例，规定在城市基层设立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和群众自治性组织居民委员会，正式确立街居体制。通过街居体制，无单位、无组织的群众被全部纳入政府管理范围。

材料   为了使俄国的沙皇专制制度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求，亚历山大二世在司法制度方面也推行了一些改革。改革之后的司法机构不再是行政官僚机构的一部分，而是政府的一个独立部门。司法程序具有公开性和口头性的特征，而不是以前的官僚性秘密。当事人可以在法庭上进行陈述并取得足够的法律援助。新的律师阶层产生了，所有俄罗斯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且受到一样的对待。几乎一夜之间世界上最差的俄国司法制度变成了文明世界里最好的一种。尽管还存有局限，但就改革的长远意义而言，现代公正代替了专政和混乱。作为公众利益的核心机构，法庭享有了比在一般情况下俄国所允许的更大的表达意见的自由。

——摘编自【美】梁赞诺夫斯基《俄罗斯史》

材料一   工人阶级尚未强大起来，自然不能发生一个强大的共产党——一个大群众的党，以应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议决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党员应加入国民党……我们须努力引导劳动群众由日常生活的争斗到政治的争斗。目前政治的争斗，自然只是国民运动——排除外力及军阀的运动。

——摘编自《中共三大关于国共合作的决议案》

材料二   

材料一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禁止技术外流，以维持其工业国家的主导地位。此时，英国全面领先，成为美国的效仿对象，（美国）各州纷纷亮出政策，吸引人才，引进技术。出生于英国的美国“工业革命之父”塞缪尔·斯莱特就是在人才政策吸引下来到美国的。除了拿出吸引技术人才的政策，美国政府还设立鼓励出售技术秘密的专项奖金，并派出间谍，窃取英国的机器图纸和技术。作为后起追赶国家，美国采取了很多手段来获得工业技术，或自己创新，或投资购买，或人才引进，从而突破了英国的技术封锁。

——摘编自韩毅《美国工业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在苏联的帮助和我国自力更生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相辅相成的情况下，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中国成功地实现了航空、核能、火箭、电子、自动化等现代科技的启动。然而，在国防尖端技术上，苏联的援助并不可靠。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中国共产党坚持不以牺牲主权为代价而妥协，继续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大无畏精神，带领广大干部与科技工作者千方百计地继续研发和探索先进的科学技术。正是由于在引进技术的同时注意消化吸收，新中国才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与底气。

——摘编自董志凯《自力更生方针与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一新中国科技发展回顾（1949~1978年）》

材料一   孔子周游列国，为实现其政治理念和治国方略四处奔走，其所关怀之核心，乃是现实政治，而非纯粹的知识。而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以后，大多读书人积极入世，奉行“学而优则仕”的原则，以期通过对知识资源的掌握谋取仕途，参与政权建构，从而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这就直接产生了大量以服务现实政治为目的的知识分子一士大夫。在先秦，中国尚未形成规范的选拔机制，选拔士人参与政治及士人的进阶，主要依靠诸侯的赏识。但是，这种人才选拔制度并不成熟和规范，而统治者也一直在主动地进行制度设计，促使士人与权力进一步结合。直到隋朝创立的科举制，成为往后中国政治吸收、笼络士人的常规机制，并越来越成熟，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结合趋于制度化、规模化。

——据刘广莉《依附与独立：中西古代知识分子与政治权力的面向》整理

材料二   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反省中国传统文化，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的。例如，康有为显然接受了西方近代自由、平等、博爱和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受过儒家文化的熏陶。孙中山也是如此。可以这样说，凡是近代有成就的学者，很少对民族文化持虚无主义的态度或者完全肯定的态度。当时，古今中外的思想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冲突、相互渗透、相互吸收，形成一种错综复杂而又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五四时期的进步学者对传统文化的剖析、研究，以及用西方近代文化与之对比研究都达到了新高度，取得的成绩超出前人。即使新文化运动中有全面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的言论，也并非这场深刻的文化运动的主流。只有民族精神的振奋，才能实现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而民族的强大凝聚力，来源于自身的历史和文化创造。因此，对传统文化，立足点是肯定其精华，这样才能科学地舍弃其糟粕。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传统文化》

材料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位于武汉与广州之间的长沙成为中国阻止日本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最前沿堡垒。在两次长沙会战失败后，日军未放弃再攻占占长沙的野心。由薛岳领导的驻守长沙的第9战区的部队大都经历了武汉会战等一系列战役，经历过层层考验，不管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算得上是中国军队的精英……在1942年12月开始的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面对十余万日军的进攻，中国军队重兵防御，拼死抵抗，毙伤日军万人以上，赴俘敌360名，步枪1138只，机枪160挺，炮11门等，最终取得胜利。此时，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接连失败，中国军民却能在长沙城下给日军以毁灭性打击。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影响。

——摘编自许金强《大显中国军威的第三次长沙会战》等

材料一   公元1696年康熙帝率军亲征，平定了噶尔丹发动的叛乱。公元1720年，康熙帝又派兵进入西藏，驱逐了准噶尔的势力。清朝统治者还与内外蒙古上层长期联姻，积极传播佛教，利用上层联络和文化影响的作用，促进了内外蒙古与内地的相互了解，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原王朝受游牧势力南下威胁的问题。自贝加尔湖以东，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也归入清朝的版图。

——方铁：《试论历代王朝的疆域与边疆》

材料二   经过康煕、雍正、乾隆、嘉庆祖孙四代的开拓，中国疆域达到了内在发展的极致。同时，中国按照自身发展的轨道滑行，国力达到了全盛。在此条件下，清朝于北方遏制了沙俄的继续南下，且运用外交手段划定了边界；于南方，运用朝贡贸易体制把欧洲列强的权利锁定在规程所允许范围内。这使得前中期的清朝对其疆域的最终奠定，能够从容地从学理与法理上自我确认。另一方面，无论是沙俄，还是西欧列强，皆是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从未经历过的强劲敌手，在此情况下，外来的欧洲式的领土、主权与国际法的概念，即作为各国相互关系准则的对于领土、主权与国际法的界定，帮助清朝确立了中国领土管辖范围的明确界限，而清朝以前的中国传统王朝对于那些鞭长莫及的疆土，一直满足于模糊不清的分界线，始终处于想象之中。

——于逢春：《论中国疆域最终奠定的时空坐标》

材料三   康熙朝以来，华夷之限的界限逐渐模糊，真正意义的大一统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华夷之别，逐渐为中外之别所替代。对此，有以下两种认识可供讨论：①康熙带着他的民族扑向了先进的汉文化；而汉民族则最终接受了明清鼎革的现实，将康熙视为了真命天子。②与西方政治势力和文化接触后，刺激了清王朝的边界概念的形成。（清帝国）开始加强了自我认同的意识，近代民族国家的意识逐渐产生。

——据张研、牛贯杰《清史十五讲》、邹逸麟《论清一代关于疆土版图观念的嬗变》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