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刻有文字的石碑，一般被称为碑刻。碑刻记事类似于器物铭文，“自三代以来，圣贤遗迹著于金石者多矣”，“后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常见的碑刻有纪事碑、题名碑和诗文书画碑等。还有一种用于赞颂官员政绩的碑刻——德政碑，但碑文往往“既私褒美，兴长虚伪，伤财害人”，因此历代王朝经常下令严禁私立，惟特殊德勋者，经朝廷批准，方可立碑。大量碑刻记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世代相承，形成了中国古代的碑刻记忆文化。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近代中国出现了众多的公共纪念碑，包括历史事件纪念碑、历史人物纪念碑等，其设立方式和具体形制不同程度地受到外国文化影响。历史事件纪念碑着眼于纪念重要历史事件，维护和保存了公共记忆，如“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革命记碑”，碑文详尽记述了黄花岗起义的筹划、准备及战斗的经过，也列举了参加起义死难烈士中可考姓名者86人的生平和就义情况。历史人物纪念碑多为纪念重要历史人物而立，如“中山纪念碑”“华侨五烈士碑”等，后者详细记述了谢八尧等5位华侨烈士的英雄事迹。这些公共纪念碑往往与特定的场景相结合，形成纪念空间，供人参观缅怀，从中获得历史认同感。
——摘编自林声主编《中国百年历史名碑》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碑刻记忆文化的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公共纪念碑涌现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通过碑刻传承历史应具备的要素。
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1)据材料概括当时浙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变法所借鉴的浙东施治措施。(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安石在浙东的施政原则。
材料— 20世纪30年代的货币混乱带来了一系列灾难性后果，在各国中激起对于国际合作的热望。从英美提出战后国际货币计划开始，凡参与讨论的国家都没有对其目标提出异议。在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推动他国同意一系列国际货币安排，筹备设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此同时，以英国为代表的诸国所获得的成绩，如稀有货币条款、过渡时期的设置等无一不是顽强斗争的结果，绝非源于美国方面的慷慨恩赐。苏联代表认为，会议对于维护并加强世界和平与安全均具有重要意义。法国代表回顾了货币与经济会议的多次失败后，认为此次会议在历史上“开创了一个新时代”。
——摘编自王在帮《霸权稳定论批判》
材料二 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未与他国商量便径自宣布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直接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引起世界哗然。在各国讨论应对这一重大变故之时，大多数决策者头脑中不断浮现的是，将大萧条转变成一次世界大灾难的事件——1933年世界经济会议的失败、纳粹主义的兴起以及最后的世界大战。但从宏观视角看，这些担心被普遍夸大了。浮动汇率没有带来经济萧条或政治混乱，更没有引发战争，布雷顿森林体系其他机制得以延续。
——摘编自[美]弗朗西斯·加文《黄金、美元与权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20世纪30年代货币混乱的表现，简析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创了一个新时代”的含义。(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说明浮动汇率没有引发经济萧条等严重后果的原因，并评价美国停止美元兑换黄金的举措。
材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方针，各解放区继续实行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民主选举的各项原则和制度。一些解放区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颁行了选举法规。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陕甘宁边区为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首次大会进行了乡、县、边区三级普选。这次选举产生了10名边区参议员，包括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在党派关系上，共产党员61人，国民党员19人，救国会员1人，无党无派人士89人。解放战争后期，对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者的范围和条件作出新的规定。1949年1月，《东北解放区县村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规定：经军事法庭、司法机关和人民法庭判决剥夺公民权者，有反革命行为及民主政府缉办在案者等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49年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明确地把“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列为被选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首要条件。其他解放区颁布的选举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
——摘编自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范围调整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瞻观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区最西端的印度于利于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近代史知识，简析这幅地图流传到英国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依据，以及该地图的意义。
材料一吾邑号称文献之邦，代有名贤，社祭相望，独至黄宗羲先生，尚无专祠，无以崇礼先哲、讽励人民也。先生言“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目之为东方卢梭。其为学也，上承阳明，知行合一；于经史历数之学，无不贯通。观乎方志之传记，著述之留遗，盖可想见其为人焉。查黄公学行风节，卓绝千古，晚清之季，从祀文庙。姚邑为公故里，理应设立专祠。
——摘编自《余姚知事请建先贤祠宇》（1917年）
材料二县长林泽，为崇敬先贤起见，特发起组织黄社。黄宗羲先生道德文史，彪炳千秋，明社既倾，力谋匡复，其悲愤忠义之气，充塞宇内。当此学术衰歇、民气消沉之际，极宜集社崇奉，以资表扬，而昭激励。
——摘编自《余姚县长发起组织黄社》（1936年）
(1)据材料概括黄宗羲的学行表现，指出当地人了解其学行的途径。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地方官倡导纪念黄宗羲的动机及其时代背景。
材料 《旧唐书》200卷，后晋刘啕等历时4年撰成。编修者以唐代国史、实录及朝报、吏牍、家状等为主要编撰材料，但对材料缺少剪裁和整理，“敷衍成帙”。纪传中大量抄录唐代皇帝诏敕和臣僚奏疏、表章、诗赋等，屡现“本朝”“今上”等文字。因其保存很多原始材料，司马光编写《资治通鉴·唐纪》时，纪事多取自《旧唐书》。
北宋时，仁宗令欧阳修等重修唐史，历时17年乃成《新唐书》225卷。书中创设4表，增加3志及列传331人，列传部分还参考了碑志、家谱等新材料。新设《藩镇》《奸臣》《叛臣》《逆臣》等类传，并将《忠义》调至类传第一。大删《旧唐书》所录诏令、奏疏等，或直接将骈文改写成散文，总字数比《旧唐书》少约16万字。
——摘编自陈高华等《中国古代史史料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料角度分别概括《旧唐书》与《新唐书》的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唐书》的编修原因及其编纂原则。
材料一甲午战争后，中国糖业由盛转衰，清政府着意扶植糖业发展，同洋糖进行抗争。1898年，户部建议江西等“种蔗之地，广植丰收，购机制造，则岁增之利无算”。1909年，四川总督赵尔巽派人赴日本考察新法制糖，预备回国后正式成立公司，后因辛亥革命爆发而罢。1929年，中国企业家发起国糖保护运动，国民政府给予这些企业家经营特权，并修改关税，保护原料糖进口。然而，由于时局动荡、国力不济等原因，中国糖业发展始终成效甚微。
——摘编自赵国壮：《东亚糖业史研究》
材料二江户幕府初期，日本多次派使节到中国学习制糖技术。明治初年，又从福建引入优良甘蔗品种。1895年，日本侵占中国的糖品生产基地台湾，以之为基础，加快制糖业发展。1906年，政府设立负责糖业调查、补助等事宜的糖业改良事务局。日本糖品产量增长了3倍以上。与此同时，日糖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场，不断扩大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
——摘编自（日）社团法人糖业协会：《近代日本糖业史》等
(1)根据材料，概括中日两国糖业发展途径的相同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近代中日两国糖业发展的不同结局及其启示。
材料一 四川古代交通闭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盆地内多山地、丘陵，将广袤的地域分隔成众多的小平坝（即小盆地），一平坝到另一平坝并不方便。四川人民为了消除空间阻隔，不断开拓交通路线。至两宋时期，由于都城都在四川东面，唯以长江水路为主体的峡路横贯东西，是四川与中央政府的唯一通途，成为四川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峡路是转输蜀布帛、粮草、川盐和纲马的重要漕运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重要通道。但峡路转输成本高昂，民困不支，且水路险恶，事故频发。
——据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等整理
材料二1904年，川人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着手筹办铁路。虽尝试过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多种方式，但至1910年，该公司只筹到所需路款的约十分之一，开工日期一推再推。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通过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官办，剥夺了川汉铁路公司的筑路权，保路运动随即发生。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屡有兴工之议，但至解放前，未能铺设一寸铁轨。
——据宓汝成《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整理
材料三为实现西南人民自清末以来40余年的愿望，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生人民政权的力量，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正式开工修建。1952年7月1日，也即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纪念日，新中国第一条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成渝铁路在重庆、成都两地同时举行隆重的全线通车庆祝大会。它的建成，是中国筑路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摘编自俞荣根等《当代重庆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四川古代交通状况，说明四川峡路交通在宋代的地位与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川汉铁路在筹办过程中为何充满曲折。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成渝铁路修建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赋予音乐家挣脱束缚、争取自由和表露个性的精神。以前，音乐家受雇于宫廷、教会、城市和剧院，按雇主要求为特定的目的和场合创作音乐。大革命后，他们跟随贝多芬走上“自由”音乐家的道路，其地位从奴仆一跃成为时代的先导。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音乐家们广泛搜集民歌，大量运用民间音乐元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语汇。
——摘编自沈旋等《西方音乐史简编》
材料二 （20世纪）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录制技术的巨大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习惯。音乐更迅速、更简便和更广泛地传播，提高了大众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人们可以随时听到名家大师们完美的演奏，对音乐更加熟悉。
——摘编自（法）P.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大众文化英雄是甲壳虫（披头士）乐队，他们来自英国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尽管他们采取了美国流行音乐的风格，比如爵士乐和早期摇滚，但是甲壳虫乐队在即兴发挥的表演和对权威的嘲弄中加入了一种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感觉。他们的音乐还表达了一种渴望享受生命乐趣的情感，这是现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跨越国界的重要特征。英国的这支流行音乐组合在70年代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对西欧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冲击。
——摘编自（美）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音乐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以来影响西方音乐发展的重要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