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四川古代交通闭塞，“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盆地内多山地、丘陵，将广袤的地域分隔成众多的小平坝（即小盆地），一平坝到另一平坝并不方便。四川人民为了消除空间阻隔，不断开拓交通路线。至两宋时期，由于都城都在四川东面，唯以长江水路为主体的峡路横贯东西，是四川与中央政府的唯一通途，成为四川最重要的交通路线。峡路是转输蜀布帛、粮草、川盐和纲马的重要漕运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重要通道。但峡路转输成本高昂，民困不支，且水路险恶，事故频发。
——据蓝勇《四川古代交通路线史》等整理
材料二1904年，川人设立川汉铁路公司，着手筹办铁路。虽尝试过官办、商办、官商合办等多种方式，但至1910年，该公司只筹到所需路款的约十分之一，开工日期一推再推。1911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通过向四国银行团借款官办，剥夺了川汉铁路公司的筑路权，保路运动随即发生。民国成立后，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屡有兴工之议，但至解放前，未能铺设一寸铁轨。
——据宓汝成《近代中国铁路史资料》《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整理
材料三为实现西南人民自清末以来40余年的愿望，展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生人民政权的力量，成渝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正式开工修建。1952年7月1日，也即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纪念日，新中国第一条由自己设计、自己建造，材料零件全部为国产的成渝铁路在重庆、成都两地同时举行隆重的全线通车庆祝大会。它的建成，是中国筑路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摘编自俞荣根等《当代重庆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四川古代交通状况，说明四川峡路交通在宋代的地位与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清末川汉铁路在筹办过程中为何充满曲折。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成渝铁路修建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赋予音乐家挣脱束缚、争取自由和表露个性的精神。以前，音乐家受雇于宫廷、教会、城市和剧院，按雇主要求为特定的目的和场合创作音乐。大革命后，他们跟随贝多芬走上“自由”音乐家的道路，其地位从奴仆一跃成为时代的先导。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音乐家们广泛搜集民歌，大量运用民间音乐元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语汇。
——摘编自沈旋等《西方音乐史简编》
材料二 （20世纪）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录制技术的巨大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习惯。音乐更迅速、更简便和更广泛地传播，提高了大众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人们可以随时听到名家大师们完美的演奏，对音乐更加熟悉。
——摘编自（法）P.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大众文化英雄是甲壳虫（披头士）乐队，他们来自英国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尽管他们采取了美国流行音乐的风格，比如爵士乐和早期摇滚，但是甲壳虫乐队在即兴发挥的表演和对权威的嘲弄中加入了一种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感觉。他们的音乐还表达了一种渴望享受生命乐趣的情感，这是现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跨越国界的重要特征。英国的这支流行音乐组合在70年代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对西欧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冲击。
——摘编自（美）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音乐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以来影响西方音乐发展的重要因素。
材料一 墨西哥和美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较（单位：1990年国际元）
| 1820年 | 1930年 | |
| 墨西哥 | 759 | 1618 |
| 美国 | 1257 | 6213 |
——据[英]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统计》
材料二 19世纪20年代墨西哥独立后，社会经济结构与殖民地时期相比没有明显变化。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向国际市场出口农矿产品，消费的工业品则依赖进口。采取的自由贸易政策适应了这种发展方式。所有这些都与内战之前美国南方地区非常相似。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发生后，国际市场上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墨西哥外汇收入骤减，无法进口工业品，只能在本土生产。为发展工业，出台了贸易保护政策，大规模工业化在此独特背景下开始了。
——摘编自刘新成、刘北成主编《世界史·近代卷》
材料三 墨西哥的贸易保护本来是为了应对大萧条而采取的应急措施，后因世界大战造成的世界市场混乱得以延续。二战后贸易保护成为有意追求的长期政策目标，不仅是因为它确实带来了巨大的工业化成就，更因为保护状态下发展起来的工业不愿面对外国产品的竞争。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是墨西哥历史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但到80年代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保护主义带来的弊端充分暴露出来。
——摘编自[美]加里·杰里菲等编《制造奇迹》
(1)指出材料一中墨西哥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相对于美国的变化，并结合材料二解释变化的原因。(2)结合材料二、三，分析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贸易保护对墨西哥工业化的影响。
材料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社会围绕之旋转的太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1939年2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口号，号召各根据地开展生产活动。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艰苦劳动将其改造为“陕北的好江南”。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志在治沙的林业人进驻地处高寒、极端少雨、沙化严重的塞罕坝，经过近5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2010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指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摘编自《劳动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1)根据材料，概括劳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的深刻涵义。
材料一1895年，严复发表《原强》一文，以达尔文、斯宾塞的学说阐述国家盛衰治乱之理。文中以“群”对应英语中的society，并首揭“群学”一语。此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逐渐萌生“以群为体，以变为用”的维新思想，较为全面地阐述了群与学、群与强、群与治、群与变、群与会的关系，认为“合群”是传播新知、开启民智、实现自强的有效手段。作为联结同志，开通风气的一种有效方式，组织学会自然是“合群”的题中之意。 因此，学会便作为康、梁等人“合群立国”的主要举措之一，应运而生。
——摘编自方平《晚清上海的公共领域（1895—1911）》
材料二1900年以后，绅士在城里办商会、学校，建立各种组织，结社非常普遍，“社会”极为普遍地成为其总称。从 1902年起，报刊中“社会”的使用次数开始增加，逐渐取代更具有传统政治色彩的“群”。1903年，革命刊物《浙江潮》发表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广泛使用近代意义的“社会”概念；革命党人陈天华在《苏报》上撰文，强调学生与“各级社会”不同，是“祖国存亡之关键”。 1904年后，“社会”一词高度普及。伴随“社会”一词的风行，时人开始思考如何进行政治变革和社会改造。部分革命党员意识到自己是“中等社会”的代表，必须以“下等社会”为依托，为根据地，并自信有能力领导“下等社会”进行“有秩序之革命”。尽管“中等社会”并没有真正把“下等社会”发动起来，但他们领导的革命则是一个承先启后的历史环节。
——据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等整理
材料三“社会”一词的逐渐普及与社会主义的传播和革命思想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为同一历史过程。根据对《新青年》杂志的统计，1919年之前，“社会主义”一词总共才出现34次；1919年，“社会主义”的使用次数激增至104次；1921—1922年间高达 685次。1919年，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其中写道：“自马氏与昂格思合著《共产者宣言》……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在时代潮流的激荡下，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从这里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新希望。
——据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写出康、梁等人“群学”思想的关键词。结合所学，概括维新派传播“群学”思想的根本目的。(2)根据材料二，概括 20世纪初“社会”一词逐渐取代“群”的原因。结合所学，列举1911年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领导“有秩序之革命”的重要举措。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 1919—1922年间《新青年》杂志中“社会主义”一词使用次数激增的国内动因。从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简析“先进知识分子奔集到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的缘由。
材料
有学者认为，“与万国对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最高目标，为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明治政府将“安内竞外”视为治国安邦之道，在日本官方文书中频繁出现类似“与万国对峙”的表述。1868年，日本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宣扬国威哀翰》，主张“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勾勒出“大陆政策”的扩张方向。此后，伊藤博文把废藩视为“抵御外辱，仲张皇威于海外”“与万国并立”的条件。木户孝允提出，“以文明开化为国家富强之途径”，1870年，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强调，“朝鲜国北连满洲，西与清国之地相接，使之屈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亦为经略、夺取万国之源也”。
——摘编自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提出“与万国对峙”的背景及实施方略。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日本提出“与万国对峙”目标的历史影响。
材料
李时珍（1518~1593）自幼对医学感兴趣，后跟随父亲学习医术，广读天下医书。蕲州遭逢大疫，李时珍父子为民众治病，“千里就药于门，立活不取值”。经此磨炼，医术愈精。李时珍发现，以往药书中存在药物误注、图文不一、主次不清等错误，常常危及病患生命，遂立志重修本草。其足迹遍及大江南北，跋涉山川，采集药物标本，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他虚心拜当地人为师，问询渔樵农夫，细心收集大量有关药物、单方、验方的零散资料，撰成中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李时珍将前人对药物的分类发展为16部、60类，以部为纲，以类为目，使中药的分类更加科学；仔细描述每味药物的产地、形态、性味、功用、方剂等，精心绘制药图。历时近30载，“稿凡三易，然后告成”。
——摘编自唐明邦《李时珍评传》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的条件。（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所体现出的研究方法，并分别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 刘劭，字孔才，广平邯郸人。魏文帝黄初（220—226）年间，“受诏集五经群书，以类相从，作《皇览》”。其著述除《人物志》以外，大部分已经散佚。《人物志》是一部系统品鉴人才的著作。在鉴识人才上，刘劭把人的精神、感情、筋腱、骨骼、气息、脸色、仪表、容貌、语言概括为“九征”，即人的道德修养的外在表现。“九征皆至，则纯粹之德也。九征有违，则偏杂之材也。……兼德之人，更为美号。”在人才使用方面，他认为“人材不同，能各有异”，要“量能授官”。
魏明帝时，刘劭“与议郎庾嶷、苟诜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论》”。景初（237—239）年间，因“王纲之弛颓”“治典阙而未补”，刘劭奉诏制定《都官考课》七十二条。
——摘编自陈寿《三国志·刘劭传》等
(1)根据材料，概括刘劭的历史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时代背景，评述刘劭的人才观。
材料 1992年4月，按中央统一部署，山东诸城对150家市属独立核算企业进行审计，发现有103家亏损，其中43家资不抵债，同年10月，诸城市政府选择5家企业进行试点改革，涵盖小型国有工业企业，小型国有商业企业、小型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第一家试点改制企业—国营电机厂的改革方案由职工提出，其内容为：将企业净资产平均出售给每一位员工，国有土地使用权不入股，让企业有偿使用，诸城市政府将之总结核定为“人人持股，平均持股”的股份合作制方案，准予实施，并在全市推广，至1994年7月，该市288家乡镇以上企业有272家实现改制、其中210家实行了股份合作制改造。
1996年，中央九部委对诸城改革进行联合调查，对其改革给于高度评价。诸成实行企业股份制改革后，经济活力迅速迸发，21世纪初期，吸引多家世界500强企业投资落户，一跃进入中国百强县行列。
——摘编自迟福林主编《伟大的历程：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实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诸城市企业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诸城市企业改革的路径。
材料一中国古代军事人才的培养与选任随时代变化而不断调整。西周“六艺”重视射、御。唐代设立武举，测试骑射、负重等。两宋至明代都延续武举，并设置武学。
就武举而言，两宋“以策（论）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凡武举，始试义、策于秘阁，武艺则试于殿前司，及殿试，则又试骑射及策”。由于统治者重文轻武，宋代士人有能力应进士举者，不屑于应武举。明弘治六年（1493）规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然而明代武职多荫袭，武举只是补充形式。
就武学而论，宋代武学“设教授以文武臣熟知兵事者充任……视看人材、试验弓马，合格者始许入学”。其教学内容除弓马武艺外，尤其重视“习诸家兵法，教授纂次历代用兵成败、前世忠义之节”。明代武学则增加了《论语》《孟子》等作为主要教材。
——据《宋史》《明史》等
材料二“以弧矢定天下”的清王朝，武举渐以骑射、技勇为重。嘉庆年间改策论为默写武经百余字即合格。而武官选任则以行伍出身为正途，武举出身次之。就军事教育而言，清廷不再专设武学，而是在官学设立武学教习教授生员。
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天津水师学堂、湖北武备学堂等新式学堂。其课程主要教授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新式炮台和营垒的构筑方法等工程技术。编练的新军按才学品行优劣、训练勤惰、考核成绩高低决定赏罚，排以上的军官须由军事学堂出身者担任。
——摘编自《中国大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明武举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阐述从宋明到清代军事人才培养与选任的变化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