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开元年间，唐朝达到盛世，但从均田制等制度层面看，也开启了衰败的肇端。《新唐书·食货志二》指出：“自开元以后，天下户籍久不更造，丁中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不实。”宋人刘怒认为：“魏、齐、周、隋，兵革不息，农民少而旷土多，故均田之制存。至唐，承平日久，丁口滋众，官无闲田，不复给授，故田制为空文。”唐朝官员队伍增长速度又特别快，贞观初期朝廷正式官员仅643人，到开元时已增至18000多人，天宝年间，均田制最终走向了崩溃。

——摘编自陈忠海《唐朝均田制的兴与衰》

材料二：通过对上一阶段土地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深刻反思总结，中共“六大”会议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以及《农民问题决议案》，对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实施的“没收一切土地”政策进行了改变，进一步制定了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只“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的政策。中国共产党摒弃了1930年以前共产国际的意见和苏联“土地国有”的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将“土地国有”发展为“土地农有”，经过各根据地的实践，最终于1931年春解决了地权问题，标志着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初步形成。这条路线可概括为“依靠贫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摘编自黎林烽《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及现实启示》

材料一   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拉开了新中国工业化建设的步伐。为了打破一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恶意封锁，把落后的农业大国迅速建设成为可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现代化水平的工业经济的新中国，苏联等东欧国家伸出了援助之手。此时中国工业化建设的主要任务就是安排落实苏联援建的156个大中型工业项目，用先进的生产技术装备和改造重工业，既加强国防建设，又增加各种农副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保证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摘编自钱津《论新中国的工业化建设》

材料二   1978年以后，党和国家借鉴了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的成功方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为工业化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强后盾。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调整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以规避传统工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环境污染与高能耗等问题。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统筹兼顾，处理好工业化建设与其他相关产业之间的重要关系。飞速发展的工业化使中国由一个贫困落后的农业国蜕变为世界工业大国和制造业大国。

——摘编自徐坤、王智《新中国七十年工业化进程中的“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