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外史纲要上、选择性必修一整理

材料一   显然，中共一大会议在讨论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网领”，只简单说明并规定了作为“共产党”应该怎么做，却没有一处具体谈到，作为中国的“共产党”在中国该怎么做，具体到中国的国情、实际的阶级状况和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目标及其政策策略等重要决策，都只能由中共二大来解决了。

——摘编白杨奎松（关于早期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

材料二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要从乡村转移到城市，全党必须“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提出了对个体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干部们提出了从“战斗队”转变为“工作队”，“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要求。《报告》无疑是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理论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之作。

——摘编自李捷（毛泽东对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杰出历史贡献》

材料一   秦始皇统一六国，北击匈奴，南平百越，并西南夷，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皇帝被称颂为天下的主宰，“六合之内，皇帝之土”，“法令由一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大大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发展，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加强了华夏与周边各族的联系与交流。汉承秦制，是秦统一王朝的继承与发展。至汉武帝时期，在实现了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和经济上空前繁荣的同时，积极致力于边疆的统一与发展。秦汉根据边疆各族发展的实际情况，实行不同的管理办法，丰富和发展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治理体制与政策，成为保障“华夷一统”的有效措施。

材料二   辽宋夏金时期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促进了各民族的交融发展，加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统一性。辽、金统治者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皆以中原王朝自居；西夏虽偏居西北，亦自认华夏。辽、金、西夏政权通过学习中原典章文化，尊孔崇儒，“修文物彬彬”，强调自身已达到“不异中华”的文明程度，以此自居华夏；同时坚持本族旧俗，有意识地保持民族文化传统。这时的华夏认同已超越了族类语言、习俗的认同，上升为更高层次的政治与文化认同，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认同，从而使中华整体意识得到升华。

——摘编自刘正寅《中国历史上华夏认同的演进与升华》

材料一   至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西汉已建国近百年，处于蓬勃发展、大有作为的时期，国内真正实现了空前的统一、各个区域之间的交流与日俱增。与城外国家之间也开展了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民族自信心、白豪感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司马迁选用春秋战国以后的各种传说，不仅给古今帝王排了一个纵的世系，而且给各民族排了一个横的血脉网络。中原各诸侯国便都是黄帝的后代。不仅如此，连一向被视为戎狄蛮夷的秦、楚、吴、越等国，司马迁也为他们排列出了与黄帝的血缘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各少数民族立传，……作《南越列传》第五十三赞扬南越王赵佗能和辑岭南百越地区的各个民族，成为汉王朝的南方屏障。他对汉武帝发动的伐大宛、伐东越、伐南越、伐朝鲜、通西南夷等掠夺性的战争都深为不满，他也谴责了勾奴统治者对汉族人民的侵扰。

——摘自吕伯涛《浅议司马迁的民族观》

材料二   从明代开始，中央王朝在西南地方民族地区陆续推行改土归流。由于土司制度的性质，无论是中央王朝执行权力还是土司履行义务，都是通过土司阶层来落实的，而改流的内涵即为改土司统治为流官治理。改流后，曾经的土司区武陵山区（湖北、湖南、重庆的交界地区）对外道路体系迅速扩张，以“川湖大道”“澧沅水道”“黔湖通道”等为主干的道路网络体系在短时期内形成，“自改土而后，拔荆斩棘，行李往来，逐为三省之要区，四冲之捷径”：迅速成为全国桐油、茶油、蜂蜜、漆、木蜡、朱砂、水银、各种药材等的重要产区；各地官学、义学、私整迅猛发展，“人知向学，富家以诗书为恒业，穷苦子弟争自灌磨，亦不以贫废读。”在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士知向学，弦诵不绝，生聚教训，尚取古法。兼之舟楫可通，商旅所集，风景犹类中州，近日人文振起，彬彬礼乐之乡”。

——摘编自莫代山《改土归流对中华民族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明朝将渝东南土司纳入地方行政系统之中，布政司、都司、府、卫这些机构都曾对渝东南诸土司行使过直接统辖之权。《明史·地理志》记载洪武八年（1375），明朝“改（酉阳）宣慰司为宣抚司，属四川都司”。第二年，在其之下又“置平茶、邑梅、麻兔、石耶四洞长官司”……洪武二十七年（1394），酉阳宣抚冉兴邦以袭职来朝，命改隶重庆卫，隶属于四川都司，这意味着明朝对酉阳土司的统治更加严密。同时，明朝将之前隶属酉阳土司的邑梅、平茶土司析出，分别隶属不同的地方基层机构。永乐十一年（1413）实力较强的邑梅、平茶二司被朝廷剥离出酉阳土司，使得其失去左膀右臂，实力大受影响。……明熹宗天启元年（1621），酉阳土司因援辽之战作战有功，被擢升为宣慰司。朝廷又以其“辖平茶、邑梅、石耶三长官司”以示嘉奖。

——根据张万东《明清王朝对渝东南土司统治研究》整理

材料二   封建帝制被推翻后，云南、四川、西康、青海、甘肃等地仍有不少土司。国民政府对一些残余土司进行了改土归流。1931年内政部提出改革土司的基本原则：凡能直接改县的地方须直接设县管理。但实际仍然保留部分土司或土流并治。抗日战争爆发后，云南边疆的土司如傣族土司刀京版，潞江土司线光天等自发组织民众抗日，并因抗日有功受到政府嘉奖。……铁道部还制定西南地区铁路建设计划，川滇公路、川黔公路与川康公路也相继建成通车。云贵川三省的邮务也有所发展。……国民政府曾以书面文件的形式，提出中国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在法律上予以确认，但蒋介石上台以后，认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不过是汉族的宗支。国民政府主张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的政策……如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大力推行统一语言文字，汉苗通婚，统一服装等三大运动，要求民众统一使用汉语，强迫苗族姑娘嫁给汉人，派人到苗寨剪去苗族妇女的头发与花裙。

——根据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整理

材料三   作为全国唯一拥有民族自治地方的直辖市，重庆常住少数民族人口217.08万人、占全市总人口6.77%。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集中体现了各民族共同心理特征、最高社会归属感，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党在各族群众中的主心骨和领导核心作用。……对照市委“弘扬脱贫攻坚精神，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在共同富裕新征程上取得更大成绩”的要求，渝东南民族地区……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的机遇，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材料一   秦对蜀的政治改造，是有步骤、分阶段进行的。公元前314年秦灭蜀之初，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用的政策。到秦昭王时，由于泰在蜀地成功地进行了土地制度变革，造就了大批拥护秦国政权的个体小农，从而争取到广大蜀人的支持，使废除分封制、确立郡县制的时机臻于成熟，因而借口“蜀侯馆反”，诛之而国除。公元前311年，泰惠文王令张仪、张若修筑成都城池，将商业市肆集中到少城南部加以统一管理，形成规模很大的“成都市”，推动了蜀地工商业的进一步发展，使蜀地的工商业者也成为秦制的积极拥护者。秦对巴蜀政治制度和经济结构的改造，从根本上使巴蜀从原来的独立王国转变为统一王朝之内的郡县，“法令由一统”，成为以秦王朝为代表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光荣之一员。

——摘编自段渝《论秦汉王朝对巴蜀的改造》

材料二   综观整个清代，四川地区在清朝经略西藏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四川境内的康区，“东起打箭炉之折多山，西至前藏之丹达山”，是四川的通藏要道。清人曾言：“本朝抚辑西藏，至于再，至于三，均由四川之打箭炉征兵入藏。”清朝在四川通藏要地储备粮饷，以随时应对西藏局势，清军入藏的军饷、驻藏官员俸禄和西藏僧俗官员津贴的供给，均由四川负责清代规定，达赖和班禅需要定期遣使进京朝贡，西藏使者进京时，四川地区有护送、查核和管理的职卖。总之，清朝对西藏的经略离不开四川在各个方面的支撑，体现了作为朝廷直辖行省对于藩部地区的控制价值。

——邓涛《藩部经略与直省支撑—四川在清朝治理西藏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