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1919年到1921年，英国停战纪念日的仪式基本形成。仪式中反复出现的元素，使停战纪念日与其他节日区分开来。除全国性的两分钟默哀、佩戴红色虞美人小花和到战争纪念碑前追思缅怀外，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员类别也逐渐固定。通常，公众由德高望重的人士带领，政府官员、牧师、战死者家属、退伍士兵、护士、消防员、中小学生和童子军依次敬献花圈，最后官员或牧师发表演讲，使听众从中得到慰藉、汲取力量。对演讲者来说，既然英国政府已为纪念活动定下了基调，那么，留给他们自由发挥的空间就不多了。如何将大战、英雄主义与无私奉献之间的联系阐释得更为动人，就成了他们努力的目标。例如在1924年纪念活动中，大卫·萨瑟兰用华丽的言辞阐述了1914年英国卷入大战的原因，并将它与伤亡者的崇高形象联系起来：“他们为英国而亡，但又不仅仅是为了英国。他们是为了自由，而自由是我们这个民族自博迪西娅女王之后一直拥有的宝贵遗产。”

——摘编自史林凡《试论一战后英国停战纪念日的社会记忆》

材料一2005年4月20日北京青年报《环球光速昨晚耀长城》：为纪念划时代物理学大师逝世50周年，全球举行“物理照耀世界”光束传递活动。他说过这样的名言：“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20世纪最后一期的《时代周刊》也将其评选为“世纪人物”，称他为“天才、政治难民、人道主义者、原子和宇宙谜的开启者”，“以其伟大的思想和无与伦比的形象独占鳌头”。

材料二1939年8月2日，爱因斯坦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极大关注，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务必抢在法西斯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后来，当原子弹真的从潘多拉魔盒里跳出来后，爱因斯坦陷入了巨大的后悔与痛苦之中，自认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建议研制原子弹。并曾说过：“我并不认为自己是释放原子能之父，我是以一种很间接的方式参与其中的。事实上我没有预见到原子能会在我这个时代释放出来，我只是在理论上认为它是可能的……”“由于我不能预知原子能在今后的益处，我只好说目前它是个威胁。但也许这样也好，它可迫使人类在国际事务中采用秩序，倘若没有这种恐惧的压力，这种秩序决不会出现。”

——《爱因斯坦晚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