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红旗周报》是1931年3月到1934年3月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 此报主编是张闻天，作者有毛泽东、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王稼祥等人	该报刊登文章的篇目举例
	《中央关于日本帝国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鄂豫皖边苏区劳苦群众的奋斗》
	《关于全国灾荒与我们的策略的决议》
	《中国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
	《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劳动法草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宣战通电》
	《为马克思逝世五十周年告民众书》
	《苏联社会主义新城市的伟大建设》
	《苏联工人阶级的创造及其生活》
	《开展群众的斗争来回答白色恐怖》

材料二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党报党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积极探索。《红旗周报》刊登的文章指出：（一）“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一切伟大思想的结晶，是国际工人运动经验的总和，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宇宙观。”（二）“用一切力量开展群众的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组织、准备、领导、武装千百万的无产阶级与农民群众进行革命的民族解放战争来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及国际帝国主义的侵略与瓜分，来争取中国的独立、解放与统一。”（三）“中国的劳动民众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来为着这个政权而斗争，完全推翻国民党的，以及非国民党的（例如溥仪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政权，然后才能够解放全中国，才能解放自己。”（四）“全国的最高的党的刊物……以后党报必须成为扩大党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有力工具，成为群众的组织者。”

材料一   从1900到1929年，电力工业由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部门，上升为美国第二个最重要的经济部门。电力生产从六十亿千瓦小时提高到一千一百七十亿千瓦小时；提资额增至近一百二十亿美元；总收入近二十亿美元。三十年代增长较慢，但在1940年，电力生产已近一千八百亿千瓦小时；投资额一百五十五亿美元；总收入近三十亿美元。1912年，只有百分之十六的美国家庭使用电力，到1940年，使用电力的家庭已近百分之七十九。而且，涡轮发电机、电动机、电器以及电气装置的制造，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为头等重要的工业。1919至1929年是该工业发展最快的时期，其产值由九亿九千七百九十六万八千美元增至二十三亿零九十一万六千美元。1939年该工业产值为十七亿三千万美元。

——摘编自阿瑟·林克《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

材料二   为适应工业发展特别是新工业地区建设的需要，必须努力的发展电力工业，建设新的电站和改建原有的电站。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将以建设火力电站为主，同时利用已有的资源条件，进行水利电站的建设工作，并大力地进行水力资源的勘测工作，为今后积极地开展水电建设准备工作。五年内，电力工业限额以上的建设单位共107个，其中电站92个，输电工程和相应的变电工程15个。在92个电站中，属于苏联帮助设计的有24个。五年内，对长江及其主要支流和拉萨地区的水力资源的利用，将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一九五七年全国发电总量将达到159亿度，比一九五二年增长119%。其中：中央国营占87.72%，公用事业和居民用电增长79%。电站的建设和电力网的形成，将在主要的经济区域内初步地奠定动力基地，逐步地使各该地区的工业得到安全的、廉价的、充分的电力供应，为今后国家经济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准备动力条件。

——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大事

材料 地方行政制度改革是北魏孝文帝改革的重要内容。北魏前期，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广设军镇，相当于州，镇下置戍，相当于郡，对所在地区实行军事控制。上孝文帝为推行均田制、三长制，下令将全国分为38州，除北方边境地区外，中原各地全面裁撤镇、戍，改为州、郡、县，地方管理回归汉晋体制。孝文帝还将州、郡、县依所管地区大小、民户多少等，各分为上、中、下三等，各等级地方长官的品级不同，其下所设属员多少也有相应的差别，规定地方长官“依户给俸”，即据民户多少确定俸禄；又将州刺史带将军号的办法推而广之，各州刺史、各郡太守例加将军号，将军府僚属纳入吏部管理，实际管理一州一郡行政事务，这为隋朝时将地方官吏全部纳入朝廷管理奠定基础。“依户给俸”在孝文帝以后停用，而地方行政机构分为三等九级，直到唐代一直没有改变。

——据《魏书》等

材料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流通体制。1981年底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在农副产品的购销中实行合同制，通过合同将国家计划和农民生产协调起来。1983年开始，中央陆续制定调整农副产品购销的政策，逐步减少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品种和数量，并采取多渠道经营。1984年，农业丰收导致全国性的“卖粮难”，改革流通体制，势在必行。1985年，中共中央一号文件规定，“从今年起，除个别品种外，国家不再向农民下达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实行合同定购和市场收购”。有关部门相继出台一系列针对统购派购制度的改革文件，规定：粮食、棉花、油料、烤烟、蚕茧、糖料等大宗农副产品继续由国家定价，实行合同定购，农民完成合同定购任务后，可以自由购销。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等

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编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编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