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玄之争“科玄之争”缘于1923年2月学者张君动在清华大学作的《人生观》讲演。他认为，人生观为主观的、综合的，起于直觉，体现自由意志与个性；而科学为客观的、分析的，重因果规律与事物的共性，故科学于人生观无能为力，解决人生观问题唯赖玄学。同年4月，丁文江在《努力》上发表《科学与玄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力斥其非。其后，胡适、陈独秀等人均参与论争。
张君动极力推崇中国古代宋明理学，指出在人欲横流之际，“诚欲求发聋振聩之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若夫心为实在之说，则赖宋明理学家而其说大昌，真可谓其功不在禹下者焉”。
胡适主张“拿科学作人生观的基础”，“殊不知，我们若不先明白科学应用到人生观上去时发生的结果，我们如何能悬空评判科学能不能解决人生观呢？”“在那个自然主义的宇宙里，天行是有常度的，物变是有自然法则的，因果大法支配着他——人——的一切生活，生存竞争的惨剧鞭策着他的一切行为
——这个两手动物的自由真是有限的了"。
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序》中，对张君劢提出的包括“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等在内的九项所谓科学无法解释的人生观，逐一作了说明。其中，针对财产公有私有制度一项，他从原始社会、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经济基础不同着手，依次说明矗立其上的人们财产观念的演进。
——摘编自李直轩《文化系统的结构分化与要素整合——种解读“科玄之争”的新视角》
(1)“科玄之争”主要是由哪些因素引发的？
(2)“科玄之争”的兴起体现了当时社会思潮的哪些特点？
江村大墓
公元前157年，汉文帝刘恒驾崩于未央宫，群臣遵其遗诏葬于霸陵，但霸陵的具体位置并不确定。
元代学者骆天骧在《类编长安志》认为：“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这个说法一直被后世沿用。但是，2011年考古专家勘探确认凤凰嘴地点并无汉代墓葬遗存，排除了其为霸陵的可能。
江村大墓在距离凤凰嘴2000米的地方，考古专家发现了该墓平面为“亚”字形大墓。“亚”字形在汉代是顶级配置，只有皇帝、皇后才能用。考古专家扩大勘探范围后，发现一道东西长1200余米，南北宽约863米左右的夯土围墙把江村大墓和汉文帝的窦皇后墓合围在一个大陵园内，两座大墓同处于一陵园内称为“同茔”，一人一墓一坟头称为“异穴”，正好体现出汉代帝后合葬“同茔异穴”的特点。下图：
江村大墓地表无封土，外藏坑出土了陶俑、铜印、铜车马器及铁器、陶器等1500余件，铜器和铁器数量较少器较小，与史载汉文帝遗诏中所说“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相吻合。铜印章刻有“车府”“器府”“中司空印”等隶书文字，表明大墓周围外藏坑应为模仿现实官署、府库建造，这样的官署、府库大约有100多个，领导这些官署的一定是皇帝级别的墓主人。据此，江村大墓最终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西汉十一座帝陵名位问题全部解决。
——摘编自孙晓波《霸陵之谜：“江村大墓”发掘始末》
(1)阅读材料，概括指出江村大墓被确定为汉文帝霸陵的理由有哪些？
(2)阅读材料，结合所学，指出江村大墓印证了汉朝的哪些时代特点？
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编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编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
（1）依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饮食文化中体现出的治国原理与政治特点。（2）依据材料二，概括近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通用语”的存在。周秦时期，列国间即通行一种“雅言”；此后，东汉的洛阳话、唐代的长安话、宋代的汴梁话、明清时期的北京话等都曾成为“通用语”。古代中国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狭小的地域范围内，只有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或远途商人等少数群体才有跨区域日常交际的需求，因而“通用语”推广仅针对特定人群，官方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发起过统一“通用语”的运动。
——摘编自《普通话是如何产生的》等
材料二 明清时期的“通用语”被称为“官话”，常被视为现代曾通话的前身，但它并无统一的语音标堆。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许多人主张在全国推广“通用语”，即推行以“国语”取代“官话”的“国语运动”。“国语运动”提出了“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主张。“言文一致”指口头语和书写语的统一、主张书面语不用文言，改用白话；“国语统一”指建立一种全体国民都会说的，语音唯一的，具有普遍性的“通用语”。这些主张与《新青年》将白话作为唯一的文学语言的提议互相呼应，打破了长期以来义言文占据主导地位的现象，为白话文的广泛应用铺平了道路，也为普通民众学习识字提供了便利条件。
1949年以后，为了体现各民族的平等与相互尊重，在1955年召开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对规范的汉民族“通用语”的名称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决定把清末至民国的“国语”改名为“普通话”，取“普遍通用”之意。随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日益深入广泛，普通话作为中华民族族际“通用语”的功能不断巩固，同时少数民族语言仍然可以自由的使用和发展，并受法律保护。
——摘编自《清末“国语”的概念转换与国家通用语的最初构建》等
(1)阅读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通用语”的特点。(2)阅读材料二、结合所学，解读中国近现代“通用语”的演变，
材料一 春秋时期民族关系不是强调血统与种族之差异，而是以文化礼仪作为华夷区分的标准，实际上反映了华夏文明的发展中融合了众多其他种族或部族。如秦，本为西戎，最终统一六国，建立我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此后，“华夷观”逐步形成一套中国化的民族思想：强调四周民族与华夏的不同，凡文化习俗不同者，皆目为夷狄。第二、夷夏之防。游牧民族进入中原，既威胁中原王朝的统治，也会给中原农耕经济造成破坏。因此防止少数民族冲击中原便成为历代处理民族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第三，用夏变夷。统治者将经济文化上的先进落后关系指称为文化上的尊卑关系，把少数民族内附称为“归化”或“内化”。
——摘编自霍维洮、马艾《经济、文化、制度三维向度中的古代多元一体民族关系格局》
材料二 在近代中国，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政治精英将西方经典民族形成理论中国化，提出“保国保种”“爱国爱种”的思想意识。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宣布“五族共和”，在民族与国家关系上，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后来孙中山制定了22行省外加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联合建国方案；中共制定了由“民族自决”“联邦制”发展到“民族区域自治”的建国方案。在中国各民族的前途问题上，孙中山提出过“振兴中华”的目标；中共制定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纲领。中华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是中共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上述民族政策，致力于维护国家和中华民族整体性的意图充分显现，中华民族独立和建立主权国家伴随着中华民族“自觉”的历史进程。
——摘编自赵刚《民族政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华夷观”民族关系思想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过程中所呈现的特点。
材料一 应该承认，非洲一系列独立国家的建立，正是暴力斗争与和平手段相结合的产物。尽管这些国家的确是最终以和平方式获得独立的，但这并不排斥暴力斗争在其整个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陈香零《试论战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
二战后非洲国家独立进程示意图
材料二 2000年10月12日，中非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本着“平等协商、增进了解、加强友谊、促进合作”的宗旨，通过了《北京宣言》和《中非经济和社会发展合作纲领》。双方一致决定在21世纪建立和发展南南合作框架下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大力推动中非在经贸、金融、医疗卫生、教育等领域合作，促进中非共同发展。从此，中非合作论坛这一对话平台和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开辟了中非关系发展的新纪元。
——摘编自齐建华《中非合作论坛充满生机前程无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二战后非洲独立运动特点。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简述新中国为促进中非友谊做出的努力。
材料一 1876年，上海格致书院创办，以使“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注：指近代科学）”。书院创立新式考课制度，题目登载于《申报》，应试者邮寄课卷，由书院评定等级、发放奖金，并择优刊发。1886至1894年，命题者有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刘坤一、津海关道盛宣怀、招商局总办郑观应等17人。应征士子来自江苏、浙江、广东等十省，累计获奖2090人次，刊出优秀文章345篇，正所谓“四方风动，群彦云起”。
材料二 格致书院考课命题分类统计表（1886-1894年）
| 考课命题类别 | 题数 |
| 格致类：格致概说、格致分支学科（天文、物理、化学、医学、测量等） | 24 |
| 语文 | 2 |
| 教育与人才 | 13 |
| 富强治术：工业、轮船铁路、商贸利权、邮政、农产水利、社会福利 | 33 |
| 军事防务：边防、海军 | 7 |
| 政治：国际形势、议院 | 8 |
| 其他：刑律、捐输、教务 | 5 |
材料三 1889年李鸿章为格致书院命制考题如下：印度近来讲求茶利，不遗余力……印商近以华茶掺和印茶，冀畅销路，始则华多而印少，继则华少而印多，中国茶利后此必渐为所夺。能预筹防弊之方欤？
补充资料 1835年，英国人首次将中国茶引种到印度，当地大规模茶园逐渐兴起。提及华茶渐衰的原因，时人“或谓廛税太巨，成本较重者；或谓均自由种植，生产漫无节制、栽培方法墨守成规者；或谓资本不足、制法失于讲究”。
(2)阅读材料三和补充资料，置身1889年的特定时空，假如你是一位参与格致书院考课的士子，将如何应答李鸿章的考题？
要求：符合时空限定，理解问题准确，多角度分析、论述，逻辑清晰。
材料一 东固位于吉安县城东南120余华里五县交界的边境（如图6），四周崇山峻岭，地势险要。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和农民协会。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赖经邦等秘密恢复了党组织，并发动了东固暴动，先后建立了江西工农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这样，以东固、桥头为中心的方圆约200里的范围不仅成为群众斗争异常活跃的游击区，而且创造了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相结合的成功经验。1929年2月，朱德、毛泽东、陈毅率领的红四军来到东固根据地，这里的经营方式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赞扬，陈毅称之为“东井冈”。
——摘编自刘统《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东固革命根据地全盛时期示意图
1929年2月—1929年10月
（1）依据图文材料，概括东固能够成为“东井冈”的原因。
材料二 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指井冈山）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因为这种形式取得群众不致失掉群众，武装群众不是守土的赤卫队而是游击队。……战术是飘忽不定的游击，游击的区域是很宽的。
——毛泽东给湘赣边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材料三 他们（东固根据地）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毛泽东给红四军一位领导人的信（1929年6月14日）
（2）依据材料二、三，概括“东固革命根据地”的特点，分析其创建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给事中（门下省谏官）之职，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
——白居易《郑覃可给事中制》
材料二 唐代谏官进谏，有专用之纸，时称“谏纸”，且有“月给谏纸”的制度。唐肃宗《令谏官言事制》云：“谏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陈时政得失。若不举职事，当别有处分。”
——摘编自傅绍良《唐诗中的“谏纸”“谏书”“谏草”与唐代谏议规范》
材料三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某次经筵后，皇帝与内阁首辅申时行有一场讨论，其大致内容如下：
皇帝：魏征此人如何？
首辅：魏征事唐太宗，能犯颜谏诤，贤臣也。
皇帝：魏征早年追随李密，又追随李建成，后来又侍奉唐太宗，忘君事仇之人，非贤也。
首辅：魏征所著《谏太宗十思疏》，至今也被视为正直之言，不可因人废言。
皇帝：唐太宗弑兄屠弟、逼父退位，岂为贤德之君？
首辅：纳谏一事为帝王盛美，故后世贤之。
皇帝：魏征大节已亏，纵有善言，亦是虚饰，何足采择。
最终，皇帝决定经筵罢《贞观政要》。
——摘编自樊树志《重写晚明史》等
注：经筵是大臣定期为皇帝讲授经史的活动，以“培养君德，成就帝业”。
《贞观政要》记录了唐太宗求谏纳谏、任贤使能等德政，是明代经筵的重要内容。
(1)依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概括唐代谏官制度的特点和作用。(2)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评述万历皇帝与内阁首辅的讨论。
文学人口由三部分组成。即文学创作者、传播者和阅读者。明代文学人口数量比唐宋有了极大增加。据统计，如果加上地方社学、里学的生员数。明代后期曾接受过一定教育的市民不下100万人。据学者估计，明人有诗文作品存世者至少有20000人。《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明代著述18621种。另有学者统计。现存明文集有2000多种，几乎是唐、宋、辽、金、元诸代总和的2倍。明代形成苏州、杭州和建阳三个全国最大的刻书中心。官刻、坊刻、家刻使得大量雅、俗文学作品得以生产和保存。据《全明分省分县刻书考》载明代刻书者有4670人，这一数字并不包含书业中粗识文字的手工业者：据《明会典》载，嘉靖十年仅一司礼监刻书工匠即超千人。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西厢曲》《水浒传》等消费人口庞大。清人钱大昕论及当时盛况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全国以售书为业的书商数量也相当可观。
——摘编自李玉宝《明代文学人口的壮大与书业生产的繁盛》
(1)依据材料，概括明代文学人口发展的特点。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明代文学人口发展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