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45年，杜鲁门总统在国情咨文中说：“科学研究的进步，是国家安全与福利必不可少的条件”。

195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成立。同年，美国国防部将电子计算机转为民用后，带来了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二战后，美国的科学与技术已结合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致使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应用的周期不断缩短。美国政府于1953年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直接向高技术小企业提供贷款。按美国1954年税法规定，工业企业的科研开支可作为当年的生产开支，从企业的应税收入中扣除，企业为建立非营利性科研机构而提供的资金免缴所得税。美国每年支付的技术引进费用高达几百亿美元，欧洲、亚洲、美洲每年有大量的人才流向美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推进产学研的合作。二战后，日本技术研发的大部队在企业，日本还建立了地方性开发机构“工业试验场”以及研究实验中心网，为没有建立技术开放机构的企业和小企业服务。多年来，日本国家研究开发总经费的67%优先用于企业的技术开发。1950~1979年的近30年中，日本引进技术31729项，其中在工业现代化期间共引进技术专利14497项，支付外汇25.8亿美元。1978年后，技术引进范围也从欧美扩展到东欧、亚、非等地区。

——摘编自舒辉《美、日实施技术进步的措施与借鉴》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百废待兴，国家建设以恢复战争创伤、奠定发展基础为主要目标。为此，新中国外交战略选择了“一边倒”，在国家间关系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获得了苏联的大力支持与援助。科技战略则选择模仿苏联，发展基础科技。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受到威胁，科技战略以研制军事“杀手锏”为主要任务，以应对可能出现的侵犯我国国家安全利益的行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变为不结盟政策，韬光养晦：科技战略则提倡科教兴国，推动科技与各相关领域的密切结合，谋求国家的全面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外交战略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科技战略则选择搭建科技创新体系，进行创新型国家建设，为国家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摘编自崔佳瑛《新中国科技发展与对外关系互动演进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