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运河是人工开凿的河流。中国在春秋时期已有运河。秦始皇开凿连接湘水和漓水的灵渠，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隋朝的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了中国南方和北方。元朝的京杭大运河，全长近1800千米，为世界之最。
——搞编白《经济与社会生活》
材料二 苏伊士运河位于埃及东北部的苏伊士地峡上，北起塞得港，南到陶菲克港。1859年由苏伊士运河公司破土动工，1869年8月18日修成，11月17日正式通航。1882年因英国入侵埃及，运河被迫关闭。英国占领运河区后，企图完全控制苏伊士运河。因该运河是重要的国际轨道，关系着各国的切身利益，所以，英圆的企图遭到了西方列强的反对，英因独占运河的目的未能达到。但英国占领埃及后，在运河区驻军，严重损害了埃及的主权。英国占领的74年间，每年提取了运河收入的绝大部分，埃及人民知没有从运河得到多少利益。埃及人民为了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收回运河，进行了长期斗争。1956年，埃及宣布运河收归国有，同年10月英法为此发动侵略战争，运河又遭关闭。1967年中东战争，以色列占领埃及西奈半岛，苏伊士运河被迫停航8年之久，直到1975年才又恢复航运。
——摘编自《普通高中历史地图册 ·经济与社会生活》
材料三 由中国投资并建设的柬埔寨德崇扶南运河于2024年8月5日开始动工。该运河全长约180公里，建成后可通航3000吨级散货船，将成为柬埔寨第一条从首都金边通往泰国湾的水航道。下图为德崇扶南运河规划线路示意图。
运河一现有河流…---日界出推口
——摘编自网络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中国古代运河和近代苏伊士运河的特点，并说明两者共同的影响。(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德崇扶南运河开凿的原因。
材料 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孝文帝诏曰：“刑法所以禁暴息奸，绝其命不在裸形。其参详典，务从宽仁。”太和三年(公元479年),孝文帝认为法令不够全面，导致官吏用法时轻重不分 “诏中书令高闾集中秘官等修改律文，随例增减。又救群官，参议厥衷，经御刊定。五年冬途 凡入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即门诛，指诛其亲族)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
孝文帝在太和十一年(487年)三次下诏。诏曰：“三千之罪，莫大于不孝，而律不逊父母，那髡刑(剃去罪人须发的辱型),于理未衷，可更详改。”又诏曰：“前命公卿论定刑典，而门房之 犹在律策，违失《周书》父子异罪。推古求情，意甚无取。可更议之，删除繁酷。”秋入月诏 “可详案律条，诸有此类，更一刊定。”并在十月时诏令公卿参议律令。太和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人子孙，又无期亲者，仰案后列奏以待报，著 格。”太和十五年(公元491年)五月乙亥日，孝文帝诏大臣“议改律令”;七月丁已日又“事”,翌年四月正式“班新律令，大赦天下”,是为“太和律”。至此，北魏律基本定型。
——摘编自马越《试论北魏法律儒家化》
(1)根据上述材料，概括太和年间律令儒家化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太和年间律令儒家化。
材料 1909年10月，朝鲜人安重根于哈尔滨火车站刺杀了曾任日本总理大臣和首届朝鲜统监的伊藤博文。1910年8月《日韩合并条约》的签署，标志着日本对朝鲜殖民统治正式确立。刺杀事件发生后，安重根的故事在中国广为流传，并多次被改编及搬上戏剧舞台（详见表）。
| 时期 | 概况 |
| 辛亥革命前 | 代表剧目有传奇剧《藤花血》《亡国恨传奇》、说唱鼓词《英雄泪》、粤剧《安重根行刺伊藤侯》、话剧《东亚风云》等，安重根在剧中被塑造为“豪杰”“盖世英雄”形象，剧作中所蕴含的褒贬、爱憎明确。 |
| 辛亥革命后至五四运动前 | 安重根题材的戏剧有所沉寂，1915年后有所复苏，其间《朝鲜亡国演义》《朝鲜痛史》《日本灭高丽惨史》《亡国影》等历史演义大量涌现。除旧剧重新排演外，亦有《朝鲜闵妃》（后被迫更名《新镜花缘》，后半部分情节主要描述的是闵妃被日本人残杀后，朝鲜义士的举动）、《朝鲜亡国记》、《卖国奴》（以朝鲜末代总理为主角，揭露朝鲜义士刺杀伊藤博文的必然性）等新剧出台。 |
| 五四运动后 | 安重根题材的戏剧编演活动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体，20世纪20年代“五七”和“五九”国耻纪念，1923年收回旅顺、大连租借地运动期间，1925年五卅惨案和1928年济南惨案爆发后，相关戏剧的编演较为活跃。 |
——据张会芳《英雄·亡国·国贼：辛亥革命前后安重根题材戏剧的叙事转移》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清末民初中国编演安重根题材戏剧的特点，并说明中国编演这类戏剧的影响。(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安重根题材戏剧在近代中国编演的因素。
材料一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一个月后，红二十五军从河南罗山县出发。按照红二十五军从鄂豫皖出发到达陕北的行军距离计算，总计约4500公里，历时十个月。和三大主力红军相比，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距离较短，途中也未经过雪山、草地，被称为“小长征”。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副军长都曾在长征途中因身先士卒负过重伤，长征开始时，政委便在战斗中牺牲。但这支部队因常打恶仗，缴获多，武器较好且弹药充足，装备大大超过由游击队改编而成的陕北红军。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大大加强了陕甘根据地的力量。此后，红军在陕甘打开了局面，为随后到达的中央红军能落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红二十五军的领导人在得不到中央消息的情况下自觉分析形势，独立自主地作出西征北上的决定，为长征的胜利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摘编自徐焰《“小长征”奇迹-红二十五军长征之谜》
材料二 1936年2月，中央红军从陕北向山西发起“东征”。同年3月初，毛泽东率红军东征总部机关进驻桃红坡镇大麦郊村（今属交口县）。晋系军阀阎锡山宣传红军“杀人如割草，贫富一齐都糟糕”，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躲进山沟里，不敢接近红军。毛泽东指示部队，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把群众接回村来，以免老乡们冻坏。他邀集群众代表座谈，谦和地说，我们是穷苦人民自己的队伍，东渡黄河是为了抗日救国。之后，红军每到一处即挨门挨户地宣传党的主张，积极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没收汉奸、卖国贼与剥削群众的豪绅地主的财产和土地分发给群众。3月中旬，毛泽东指挥东征红军与阎锡山的军队激战，消灭阎军近3个团。战斗结束后，蒋介石抽调国民党中央军10个师驰援山西，声称协助阎锡山“进剿”红军。不久，毛泽东率东征总部机关继续转移，并听取了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的工作汇报，他还指派干部帮助当地组建起1000多人、6个连队的“工农红军晋西游击支队”。
——摘编自王宇新《走进交口，唤起春回大地的红色记忆-追寻毛泽东在山西的光辉足迹（二）》
(1)根据材料一，简析红二十五军长征的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央红军“东征”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红军长征取得胜利的主观原因。
材料一 元代在黔东南地区普遍实行土司制度。元代委任的土司名号就包括宣慰使、宣抚使等，这些由中央王朝所委任的土司并不是虚衔，而是实职。每一个职位都有明确的职衔、品级，这与前代的羁縻州县长官很不相同。土司的领地是相对稳定的，但土司无权改变自己的领地，只要他们不犯法，不立功等，朝廷就不会轻易改变他们的领地，允许他们“世有其土，世长其民”。对朝廷而言，土司是皇帝管辖的官；但对于土司统治下的居民而言，他们则是坐镇一方的“土皇帝”。
——摘编自佘贻泽《中国土司制度》等
材料二 明朝建立后，中央政府在取得对黔东地区的控制权后，在这些地区密集地设置驿站和卫所，尤其是卫所规模往往超出常规。卫所并未把原住民纳入军户，它靠大规模的军事移民来维持。卫所官兵连同军户的数量往往非常可观，鼎盛时期的黔东卫所军户群体估计有十几万。这些移民相当于一股巨大的开发力量，动摇了土司的基础。
——摘编自吴春宏《明代卫所制度与黔东地区的郡县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代“土司”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元代相比，明代对黔东地区经略方式的发展，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代经略黔东地区的意义。
材料一 班固撰写《汉书》时，沿循《史记》设《循吏传》，记载了六名循吏：蜀守文翁“少好学，通春秋……仁爱好教化”；胶东相王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颍川太守黄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北海太守朱邑“为人淳厚，笃于故旧，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天子器之，朝廷敬焉”；渤海太守龚遂“见齐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躬率以俭约，劝民务农桑……春夏不得不趋田亩，秋冬课收敛，益蓄果实菱芡。劳来循行，郡中皆有畜（蓄）积，吏民皆富实”；南阳太守召信臣“为人勤力有方略，好为民兴利”。
——整理自班固《汉书·循吏传》
材料二 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良吏传》中正传有41人，附传有13人，其中13人以“直谏”“劝谏”入传。“除暴安良”“战功卓著”“正直敢谏”成为臣僚入传的重要标准。北宋修《新唐书》，改《良吏传》为《循吏传》，正、附传共记24人，其中16人取用《旧唐书》。入选之人多为考课优异，有富民、缉盗、治狱、化俗、抚边等实绩的官吏。仅以“直谏”“军功”在《旧唐书》中入传，但缺乏治民政绩的官吏，或不取，或记于附传。宋元以后，“循吏”逐渐限定为“累领剧镇”“终于庶僚”的官吏；考课优异和民心民意是其最主要的标准。
——摘编自牛子晗《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书》中“循吏”入选的标准。(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唐书》和《旧唐书》中“循吏”入选标准变化的原因，并简述历代正史编撰《循吏传》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20世纪10年代中期至20年代，西方国家开始放弃“放任主义”，全面或部分干预国家经济。英国在内阁中增设了劳工、外贸、粮食管制等13个部，强化对经济的领导。20世纪20年代，劳合·乔治政府通过实行“复兴计划”，有“计划”地调节生产，并颁布了《工业法庭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国在20年代实行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发放失业救济金、工人伤残补助金及养老金等多种社会福利措施。20世纪10年代末，美国政府对企业实行全面监管，全面控制了铁路运输，加强了反对垄断组织的运动，禁止不公平的竞争和欺骗性的企业行为，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设立了调解与和解局、调解事务局等。
——摘编自肖钟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本主义世界影响的再认识》
材料二：1941年6月24日，苏联成立了疏散委员会，6月27日颁布的《关于人员和贵重物资转移与安置办法》，要求优先向工业落后的东部转移生产军工产品的工厂企业。与此同时，按照6月26日颁布的《战时职工工作时间规定》，企业管理者有权要求职工每天义务劳动1——3小时。6月30日成立了劳动分配委员会，以便更集中地按国家需要分配劳动力资源。7月1日、23日苏联先后发布《关于扩大苏联人民委员会在战时条件下的权力》《授予各加盟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边疆区(州)执行委员会调动职工工作的权力》两项决定，使政府机关能够更有效地进行经济动员。
——摘编自余伟民《成败得失之间：苏德战争爆发前后苏联的应对举措及其经验教训》
(1)根据材料一，指出20世纪10年代中期至20年代西方国家“全部或部分干预国家经济”的措施，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上述举措出台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41年6月—7月间苏联出台的经济政策的影响。
材料：三司判官，即三司系统内的盐铁判官、度支判官、户部判官的通称，是三司使、三司副使的协助官员。三司所掌稳定在二十案，其中度支司掌赏给、钱帛、粮料、常平、发运、骑、斛斗、百官八案；盐铁司掌兵、胄、商税、都盐、茶、铁、设七案；户部司掌户税、上供、修造、曲、衣粮五案。宋初两朝三司判官多专于上述二十案事务。逮至真宗朝，三司判官频繁参与本职外的体量安抚，即对灾伤区进行安抚、赈济；还出按刑狱、国家正旦使(外交使节)等临时性事务。司马光指出：“国初……晓钱谷者为三司判官，……近岁三司使、副使、判官，大率用文辞之士为之，以为进用之资涂，不复问其习与不习于钱谷也”。仁宗朝担任正旦使的三司盐铁、度支、户部判官中，多带直集贤院、集贤校理、秘阁校理、崇文院检讨这类代表较高文学水平的贴职。
——摘编自邓森林《北宋三司判官的沿革及其差遣职能探究》
(1)根据材料，概括宋代三司判官职位的变化。(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推动宋代三司判官职位变化的因素。
材料一 在15世纪以前，世界上早已存在一些国际贸易的洲际网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这条丝路横跨欧亚大陆，把当时世界上最发达的几个地区——中国、印度、地中海世界——连接了起来，成为当时世界上路程最远、历时最长同时意义也最重要的国际商道。在15世纪之前，虽然已经有一些以海上贸易为基础的地区性市场网络建立起来，这些局部网络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和苏伊士地峡相互连接，但是这种连接相当松散，尚未能将世界主要地区紧密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李伯重《15世纪以前的世界贸易网络》
材料二 19世纪以来，工业化进程使得各国对廉价原材与出口市场的需求极大提升，全球殖民地再一次开启快速扩张，同时亚洲多国在武力压迫下签署不平等条约被迫打开市场。亚洲诸国主要作为欧洲的出口市场，而拉丁美洲、非洲各国廉价原材料供应国的地位进一步加深。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经济整体，并形成了一个以西欧、北美国家生产和出口制成品，其余国家生产和出口初级产品并进口欧美制成品的国际分工和世界贸易格局。20世纪初期，形成了统一的无所不包的世界经济体系和世界市场。
——摘编自王涵、贾萧君等《19世纪：工业革命推动的贸易变化从历史看贸易体系变化系列之二》等
材料三 二战后经历较长的和平时期，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开展和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改善，促使国际贸易有以下主要变化：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比重大大增加；服务贸易迅速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重要组成部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流向，“北北贸易”取代“南北贸易”成为主要的贸易模式；区域性自由贸易迅速发展。
——摘编自海闻《国际贸易》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5世纪以前国际贸易发展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8世纪中期以来国际贸易得以发展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从国际贸易发展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 劝农，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宋元时期进一步完善。宋代劝农走向制度化，官方推行的劝农制度，其核心主要是“厚农桑”以及设置“劝农使”，主要体现为：一是设立劝农使职衔并明确其职责；二是为将劝农政事落到实处，采取细化的奖罚制度。除此之外，宋代还推广前代的《四时纂要》《齐民要术》等农书，指导农业发展。
至元九年（1272年），元世祖下诏，命劝农官举察勤惰，“于是高唐州官以勤升秩，河南陕县尹王存以惰降职。自是每岁申明其制”。约在至元十年（1273年）司农司官员编辑《农桑辑要》七卷成书，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书颁诸路”，大约每隔五六年，就颁行一千四五百部。按察司（廉访司）或总管等官员编写劝农文、劝善书，用通俗文字介绍农桑技术，如时人所说：“分司劝谕立课程，朝送农官暮迎吏。诫言谆谆不敢忘，榜示门墙加勉励。”
——摘编自柳雨春、黄俊成《浅议宋代劝农制度》等
(1)根据材料，归纳宋元时期劝农制度发展的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一个宋元时期农业领域的新现象，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