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9 世纪中叶，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踏碎了清王朝“天朝上国的迷梦”，也唤醒了中国人保家卫国的强烈民族意识，民族主义的情愫以各种方式在不同社会群体身上表现出来。甲午之后觉醒了的民族意识在巨大的民族耻辱感的推动下，借鉴西方近代思想，逐渐走出了传统的狭隘民族主义的藩篱，尝试着以西方的民族主义来革新本民族的国民性时，就意味着这个民族学会了用世界的标准，而不是以民族的标准来衡量一切，这一阶段资产阶级对民族主义有了全新的把握，对民族主义的内涵进行了全面提升。
——摘编自马俊林《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化》
材料二：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传统的民族矛盾转化为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共同的利益、共同的命运不仅激发了中国各族人民保卫祖国、保卫民族生存的共同责任感，也促使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走到一起在反帝反封建的大前提下，民族意识的民族性与社会性取得了一致。在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中，国家利益与民族利益高度一致，保卫国家主权与维护民族独立是一体两用,交融无间。近代民族主义在一定意义上是民主主义的一部分，近代革命具有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双重内涵。推翻封建专制，进行民主革命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根本方向，也是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本质特征。在近代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也是与民族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没有民族的解放，就不可能有人民的解放。
——摘编自张翠仙，郝保权《略论近代民族意识的形成与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简析中国近代民族意识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中国近代民族意识的时代特征。
材料一 明代的监察制度实行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领导，它独立于中央各部和地方政府，形成了皇帝对整个官僚系统的全面监控，大致包括御史制度、言谏制度和地方监察制度。监察机构的监察范围广泛，上至官府，下至民间，包括行政、司法、军政、财政、教育，甚至思想和学术领域等，都在监察之中。同时为了保证监察机制的规范运行，还开展了大规模的监察立法活动。例如，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前后相继出台了《宪纲总例》《纠劾官邪规定》《出巡事宜》《巡抚六察》等一系列监察法规。
——摘编自李丽《试论明代的监察制度》
材料二 1987年8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县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设立行政监察机关的通知》，各地随即设立了省（区、市）、市（地、州、盟）、县（市、旗、区）三级行政监察机关，有的地方在乡、镇也设立了行政监察机构。从监察对象来看，《行政监察条例》《行政监察法》出台后，明确为“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从领导体制来看，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监察机关受本级人民政府和上级监察机关的双重领导，监察业务以上级监察机关领导为主。这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监察体系和反腐败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摘编自刘晓峰《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监察制度发展历程、演进趋势及改革目标》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两种监察制度的共通之处。(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两种监察制度产生的不同影响。你从中得到了哪些启示？
材料一 华夏服饰传承发展了数千年，形成了多样的服饰风格和丰富的服饰文化。春秋时期的深衣、汉代的曲裾和直裾、唐代的襦裙、宋代的圆领袍衫、明代的比甲等，展现了华夏服饰的美观大方与纷繁多彩。将华美的形式与威严的礼仪融为一体，是华夏服饰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将服饰视为一种礼仪、礼制，通过服饰的不同来区分尊卑，划分等级。长期以来，华夏服饰被人们视为道德的重要载体，表达着人的情感，传达着道德的规范和内涵。通过服饰与天地相和合，从而带来福瑞和平安，是古人美好的愿望，也是古人的一种习俗、文化和信仰。
——摘编自《中国衣经》《服章之美与礼仪之大——华夏服饰中的儒家文化内涵》
材料二 “服妖”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对封建礼制中“服制”象征体系的背叛和挑战；其二，“服妖”为一种“妖风”“妖象”，可能对封建政治统治造成威胁。魏晋南北朝时期“服妖”现象多发，如最高统治阶层“好胡”之风，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社会习俗、服饰习惯等方面的“胡化”。唐代时出现“时世妆”一词，到明清两代“时尚”“时髦”一类名词的出现，不仅仅是服饰冲破礼教拘束的例证，更是从深层次反映了人们在服饰生活上对时尚的憧憬和追求。明末，“服妖”现象发展到极致，出现僭礼的现象。
——摘编自周韦《从“服制”与“服妖”论中国古代服饰的社会功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服妖”现象出现的原因。
济宁士绅
材料一 据《（康熙）济宁州志》里的相关记载，洪武三十余年间（1368-1398年）济宁本州只出过1位进士（这与科举举措反复以至于中断12年之久有关）。在明初的近一个世纪（1368-1464）里，济宁也仅仅出了12位进士。但是，从1545年到明亡的1644年，则出现了53位进士，几乎每3年一轮的科考就产生1名进士。终明一朝，共计产生243名举人，其中65人后来考中进士。他们的户籍都在济宁本州，即便是来自毗近的城镇或乡村，他们或者在济宁城里的官学肆业，或者参与城里的文化与社会活动，或者在城内、城郊拥有房产和生意。总的来说，济宁科举功名者的比率在明清时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山东乃至整个中国北方居于翘楚地位。
材料二 明代最具全国性影响的济宁士绅是靳学颜（1535年进士，官至侍郎）和于若瀛（1583年进士，官至巡抚）。他们科举功名、宦绩卓著，诗文美名远播。靳学颜在退休后还积极参与和领导与地方政府合办的赈济等地方公共事务，成为济宁士绅传统的奠基人。其“弟学曾，山西副使，治绩亦有闻”。他去世后，受到隆庆皇帝特别下诏表彰。
明代后期，济宁涌现出更多在地方乃至全国范围内都有重要影响的官员、士绅及家族。其中，徐标成为后代士大夫的楷模。他出生在距济宁城只有9公里的工商名镇安居镇，幼年便以聪颖、懂事称誉乡里，并在天启五年（1625）中进士。之后他在明季风雨飘摇的岁月中，树立了正直、勤廉、干练的形象。1644年，时任兵部侍郎的他在李自成占据山西、准备进攻京师的前夕殉难。
——以上材料均据孙竞昊《明清时期济宁的士绅与社会》
(1)简析明清时期济宁科举功名者比率较高的原因。(2)以济宁为例，概括说明明代士绅发挥的社会作用。
材料 1902年，漕运总督陈夔龙奏请设立江北大学堂，首创本籍客籍分班教学的方法。河南、直隶等地客籍群体自发兴建旅学。1904年，山东巡抚周馥创立了最早专门招收客籍学生的官办学堂——山东客籍学堂。河南紧随其后，并进一步消融省界，设立了旅汴学堂。学部很快将之推广到全国。
招收客籍学生是清末新政时大多数学堂通行的做法，各省还是优先保证本省学子入学，而客籍学生入学往往被限制条件。在这一年（1904年）前后，限制客籍的做法愈演愈烈，演变为蔓延全国的学额争端。以客籍为主体的官僚阶层想到了一种另辟蹊径的办法，即绕开已有公立学堂，利用自筹经费和公款，创办专门招录客籍学生的客籍学堂。
随着全国新式学堂办学规模的迅速扩大，学生数量远远超过可以给予的官职数量，学堂选官制度难以维持，清王朝谋划采取新的文官制度取而代之。本省外省的籍贯身份不再显得重要，学额争端渐趋缓和，一部分客籍学堂开始转型为普通高中小学堂。辛亥革命后，旧官宦群体纷纷携眷返乡，各地的大多数客籍学堂也随之解体。
——摘编自王超《从畛域之分到消融省界：清末新政中的客籍学堂》
(1)据材料，概括指出清末客籍学堂创立与发展的原因。(2)据材料，概括客籍学堂发展演变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客籍学堂的影响。
材料一 东晋南朝曾经数次北伐，但都未能成功。东晋桓温北伐关中，进至灞上。《晋书·桓温传》记其事有云：“初，温恃麦熟，取以为军资，而（苻）健芟苗清野，军粮不属，收三千余口而还。”据《晋书·王羲之传》记载，对于北伐，王羲之曾言“千里馈粮，自古为难，况今转运供继，西输许洛，北入黄河。虽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忧，便以交至。……须根立势举，谋之未晚。”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而“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
——摘编自陈寅恪《魏晋南北朝讲演录》
材料二
北魏疆域图
材料三 北海寻伏诛，其庆之还奔萧衍，衍用其为司州刺史，钦重北人，特异於常。朱异怪复问之。曰：“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如登泰山者卑培塿，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庆之因此羽仪服式悉如魏法。
——摘自《洛阳伽蓝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晋南朝北伐失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孝文帝迁都洛阳的得与失。
材料一 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抗日人民政权的建设，始终把廉政建设作为政权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致力于建设一个民主、公正、廉洁的政府。太行抗日根据地成立初期，首要目标是扩充力量、扩大武装，而非“阶级纯化”，因而，根据地的阶级成分较为复杂，制度政策尚不完善，干部整体数量不足。根据地的一些干部自身革命意志不坚定，有了思想懈怠和不良作风，违背了廉洁从政规范，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贪污腐化行为。为遏制贪污腐败与浪费等不良风气，打造根据地风清气正的良好风貌，保持党自身的纯洁性，太行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机关采取了多项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摘编自夏文华、孙凡闵《太行抗日根据地廉政宣传的实践及其特点》
材料二 1942年，日军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以军事“扫荡”为主的毁灭性打击政策，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承受着空前巨大的军事压力，面临严重困难的局面。一方面，军事上战斗频繁，伤亡重，干部牺牲大；另一方面，根据地面积缩小，生产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状况极端困难，有些地方军民的吃穿等基本生活需要得不到保障。面对这样的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强调在新的残酷斗争中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根据地广大军民，正确处理各抗日阶级、阶层之间的关系，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战胜困难。
——摘编自石仲泉《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核心地位》
(1)根据材料一，简述中共在太行抗日根据地进行廉政建设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实行的阶级政策，并简评其实行的意义。
材料一 1936年，“宏观经济学之父”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开创了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同时推翻了当时风靡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使经济学研究重点由古典经济学推崇的以供给侧为中心转为凯恩斯主义推崇的以需求侧为重点。凯恩斯认为所谓有效需求不足，即总供给与总需求并不总是处于均衡的状态，充分就业只是特例，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却是常态，有效需求不足是造成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源。凯恩斯提倡的依靠政府力量实现国家干预经济的需求管理政策为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带来重要贡献。
——摘编自刘少磊、许妍《凯恩斯有效需求理论视角下需求侧改革》
材料二 到20世纪70年代，以哈耶克为鼻祖，以科斯、米塞斯、弗里德曼和卢卡斯、拉弗、费尔德斯坦等为骨干的新自由主义理论队伍初步形成气候，并以这些骨干为首，形成了新自由主义的诸多学派。哈耶克是以英国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为基地的伦敦学派的领军人物，主张绝对自由化、完全私有化、彻底市场化，强调自由市场、自由经营，在他看来，任何形式的经济计划、国家干预始终与效率无缘；私有制是自由的根本前提。新自由主义学派不仅在美国、英国，甚至在欧洲、乃至全球都能看到他们的影响。必须强调的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名义将新自由主义推上英美两国主流经济学的宝座，绝不仅仅是撒切尔和里根他们的个人喜好，而是他们所代表的国际金融垄断资产阶级利益和需要决定的；从另一方面说，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之所以青睐新自由主义，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张适应了美英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全球扩张的需要。
——摘编自何秉孟《再论新自由主义的本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凯恩斯主义的核心内容并列举二战后西方各国贯彻凯恩斯主义的主要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新自由主义的特点，并对其进行评价。
材料一 内战吞噬了印第安人大量的胜利果实。有些部落自己也蓄奴，自然跟邦联结成一派，其他的则与联邦为盟。到战争结束，大面积的印第安土地被割让，俄克拉荷马西部因此成了数千名新迁徙者的家园。俄克拉荷马遥远西部的这些未分配土地的开放，标志着印第安对该地区所拥有的独立主权的末日即将到来。随后，联邦政府打散了由俄克拉荷马西部不同部落集体拥有的土地，以160英亩为标准向个人分配。1898年，国会通过《柯蒂斯法案》，废除所有印第安领地的部落管辖权。不到十年，俄克拉荷马的部落民人口锐减到当地人口的1/10，数百个新社区依靠农业、采矿和其他工业发展起来。
——摘编自法拉格等著《合众存异：美国人的故事》
材料二 1934年，罗斯福政府颁布《泰勒牧场法案》。该法案确定了公共草地持照放牧制度，规定了放牧时间和强度，规范了公共土地利用机制，结束了长期以来西部公共草地的掠夺式经营和无序利用状态。
——摘编自纳什等编著《美国人民》
(1)根据材料一，概括美国内战对其西部开发带来的影响。(2)根据上述材料，说明美国政府西部政策的转变并简述《泰勒牧场法案》的特点。
材料一 国民政府最初向英国寻求金融借款是在1934年底。为缓解白银外流提出1.5亿英镑的借款，但因数额过大且违反新四国银行团（由英美日法组成）的原则被英国拒绝。出于缓解东亚紧张局势并维护在华英商利益的考虑，英国于1935年2月提出一个由英美日法四国联合对华提供借款的计划，并由四国各自派财政专家赴华考察，但该计划未能完全落实。10月29日，李滋罗斯将借款一事告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询问日本是否愿参与，日方没有立即回复。
——摘编自王钊《1935—1937年中英金融借款交涉》
材料二 1937年10月11日，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段茂澜拜会英国驻华大使馆中文参事包克本，提出“缅甸云南一线，缅甸境内有拉（腊）戍城至中国边境未经修筑之公路仅一百八十公里，我国云南境内有弥渡至边境亦只三百八十公里”，希望英国“秉援助中国抗战之义，即日兴修自拉（腊）戍至缅交界之公路，俾能由缅直通于中国公路”。11月3日，英国外交部正式授权贺武：“可以向中国政府表示英国政府与缅甸政府在原则上同意修建连接中缅的直通公路。”
——摘编自孙歌《全面抗战爆发后中英修筑滇缅公路交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中英金融借款交涉的时代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这一时期中英交涉发生变化的原因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