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为吏之道》（如上图）是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的一部分，阐述了从政任官的道理。其中说明了官吏的表现有“五善”“五失”，前者强调“忠信敬上”，后者则包括了“不安其朝”、“犯上弗知害”和“非上”等。官吏在处理政务时要“审悉无私”“审当赏罚”，同时还要“兴之必疾，夜以接日”，不得“贱士而贵货贝”“兴事不当”，否则会受到严惩。官吏在司法诉讼、惠民取民、公文处理、维护治安等方面都达到了要求，才能被称为“能”，以及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吏。在个人操守与修养方面，既要坚持“一断于法”的底线，又要遵循谨己亲民的原则，还要能够止欲去愿、处柔防反。
——摘编自朱振辉《秦简<为吏之道>法律思想研究》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为吏之道》体现的法律思想。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秦简《为吏之道》的史料价值。
材料一 西汉末以前，所谓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太尉掌管武事，时设时废。《汉书》往往每逢大事，辄载：“事下丞相、御史。”唐代的行政中枢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若论其实，侍中、中书令在唐方为真宰相，余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即宰相的构成愈加复杂，中枢权力更加分化。
——摘编自施建雄《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材料二 通过这一调整，朱元璋大大地提升了皇帝的权力，致力于实现其所谓的“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的构想，然而改革的弊端也立时显现。据史料记载，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前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1160件，共计3291件事。大小事务都要汇集到皇帝那里作出最后决断，对皇帝的个人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摘编自李子龙《虽无宰相之名 实有赞襄之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相比，唐代宰相制度的变化，并对其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对宰相制度所采取的措施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
材料一 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摘自拉贝《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4日）
材料二
材料三
材料四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周松涛口述证言：
三台洞的大屠杀是我在江这边亲眼所见。虽然当时只有十几个日本鬼子，是从燕子矶过去的，但他们打死的人不计其数。这些日本鬼子先用机枪扫，接着又用刺刀戳……1938年，我有一次去下关卖柴，日本兵拿中国人开心，用刺刀戳我的头，我当时血流满面，到现在头上还留有伤疤。
材料五 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山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摘自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判决书
材料六 “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没有30万人”“埋葬数之多不过1300到1500具”“城内埋葬数至多为623具”。
——摘自东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杀的彻底见证》
(1)史料根据呈现形式可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请以此标准对上述史料进行分类。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五、六的论定哪一个更可信，并说明理由。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在史料运用中应坚持的原则或方法。
材料一 左图为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家族墓）中出土帛画《非衣图》的一部分。该部分描绘的是“天界”景象，人首蛇身的女娲居中，周围有目月、扶桑、升龙、神仙、怪兽等，寓意死者可以成仙，像鸟一样飞升上天。该墓还出土了大量帛书和简牍，包括《脉法》《阴阳十一脉柩经》等养生类书籍。
材料二 左图为《西汉成都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画像石。刻画了汉景帝末期蜀地太守文翁在成都办学讲经的情形。
材料三 文翁通《春秋》，“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修学堂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汉书.循吏传》
（1）上述材料中包含了哪些史料类型，依据材料举例说明。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西汉前期治国理念的转变，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从整体上来观察五四运动，它的骨干力量是以《新青年》同仁和以北大为中心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其中既包括19世纪70-80年代后一代，拥有出国留日经历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包括了罗家伦和傅斯年这样的19世纪末的新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留日时期，日本学界正处于“主义”概念广泛应用的时代，这样的经历让陈独秀等人对“主义”有着更加深刻的理解。在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心中，不管秉承什么“主义”，有“主义”比没有主义强，“主义”应该成为衡量一切行为的尺度和标准，已经成为他们的共识。
----摘编自邵明众《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的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考察--基于社会思潮变迁的视角》
材料二 五四运动展现了中国青年力量，在主义和社会运动的催化下，中国青年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从社会改良转向谋求社会改造，乃至革命，他们成为社会变革的急先锋。先进青年结成了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他们创办社团，制订组织章程，训练组织骨干，增进组织团结，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先进青年教育服务群众，宣传鼓动群众，组织凝聚群众，找到了一条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群众基础。先进青年在实践中发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都行不通，转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摘编自张治银等《酝酿和探索：五四运动与建党准备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概括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特征。(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五四运动中中国青年活动的价值。
材料一 新石器时代，随着黄河流域各部落以及部落集团之间的往来逐渐频繁，逐渐形成了夏、商、周三族，并先后建立了夏、商、周三代王朝。三族不断融为一体，产生了共同的文化认同。春秋战国时期，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发展。在民族大迁徙、大杂处、大交融的环境中，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诸子学说的争鸣竞长，促进了早期中华文化的发展。
——摘编自陈连开《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及其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弘扬》
材料二 中华文化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等条件下形成的，其过程中没有经历过被强行嫁接或重新塑造，因而有着自己相对独立与完整的文化体系。中华文化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数不清的思想大家、文化学者，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宝库。中国文化主张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对外来文化不是排斥与拒绝，而是吸收与创造，从而不断地充实与丰富自己。
——摘编自张连珍《中华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和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早期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有利因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华文化的特征。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国际法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法主体持续增加并日渐多元,国际法客体也不断扩大,一批国际法新分支陆续形成。国家权利义务范围也并行扩展;另一方面,国际法体系“从主权优先到人权优先”、“从同意导向到强制导向”以及“从整体性到分散性”的转变日趋明显。中国与战后国际法体系的互动始终是双向的,在国际法体系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中国也以自身的能力和方式塑造着国际法体系。…中国推动国际法体系发展的具体路径应当是,通过从融入到参与、从主动到主导,最终实现从规则的“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身份转变。逐步引导改变不合时宜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推动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有力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材料二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强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应当在变动的国际法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再以“旁观者”而是以“融入者”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积极面对以前可能并不需要直面的问题。应当重视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把中国的合理权益和主张上升为新的国际法规则,将中国价值、法治观念和法律思想注入新的国际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关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国际法学者也应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形成一套成热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和增进中国诉求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二战后国际法发展的表现。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在国际法发展中中国做法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竞技体育向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的知识，谈谈中西体育文化对你的启示。
材料 正是为了实现其对“仁”的崇尚和济世的目的，子贡毅然选择经商这条途径来积累财富。当他拥有大量财富之后，并未骄奢自满，而是将财富用来资助需要救济之人。子贡曾向孔子请教过诸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之类的问题。他认为，财富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子贡始终把“礼”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经商逐利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能否做到不被金钱蒙蔽双眼，不攫取不义之财。子贡很快由“富而无骄”上升到“富而好礼”的崇高境界。正是因为他极力奉行孔子所倡导的“言必信，行必果”，子贡在商界赢得了较好的信誉，纵观子贡儒商精神的历史意蕴和丰富内涵，可以发现其不仅与当今世界的发展规律并行不悖，而且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唐金培《子贡儒商精神的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概括子贡儒商精神的内涵。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子贡儒商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