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为吏之道》（如上图）是1975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的一部分，阐述了从政任官的道理。其中说明了官吏的表现有“五善”“五失”，前者强调“忠信敬上”，后者则包括了“不安其朝”、“犯上弗知害”和“非上”等。官吏在处理政务时要“审悉无私”“审当赏罚”，同时还要“兴之必疾，夜以接日”，不得“贱士而贵货贝”“兴事不当”，否则会受到严惩。官吏在司法诉讼、惠民取民、公文处理、维护治安等方面都达到了要求，才能被称为“能”，以及成为一个合格的官吏。在个人操守与修养方面，既要坚持“一断于法”的底线，又要遵循谨己亲民的原则，还要能够止欲去愿、处柔防反。
——摘编自朱振辉《秦简<为吏之道>法律思想研究》
(1)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为吏之道》体现的法律思想。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秦简《为吏之道》的史料价值。
材料
说明图1为三晋通行的由青铜农具镈演变而来的铲形币。
图2为齐国、燕国通行的刀类青铜铸币，由农具、手工工具和日常用具——刀演变来。
图3为楚国流通的铜贝——蚁鼻钱。
图4为半两钱，形制为圆形方孔，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图5为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即南宋印会子的铜版）。
(1)从史料类型、艺术价值、技术价值方面概括材料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以“中国古代货币演变”为主题，撰写一篇解说词。（要求：观点明确，内容详实，逻辑清晰，表述成文）
材料一 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丛报》即刊载了五口通商口岸的史地知识。1850年，传教士郭实猎向英国皇家学会呈递关于西藏史地和自然资源的报告。《天津条约》以后，西方传教士和领事官员便发文介绍了北京、苏州、杭州、汉口等地的史地资料。1875年，罗约翰撰文将中国东北地区的重大史事按编年进行勾勒。除此以外，来华西人还着眼于中国的生活、习俗、文学、艺术、科技，在内容建构上，逐渐呈现出综合的书写倾向。随着中外时局的变动，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改变了“中华文明西源说”，把中国视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明单位。
——摘编自崔华杰《从历史理解中国：近代来华西人的中国历史书写及其路径演进》
材料二 道咸以来，海禁大开，部分文人士大夫将传教士介绍到中国的世界史地知识梳理成系统，撰《海国图志》、《瀛寰志略》等著作，介绍西方政治、地理、科技，徐图寻求“制夷”之法。同光年间，“史学经世”的观念流行，读者群体也不断扩大。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并发文评介西方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交通，鼓吹变法自强。1876年，郭嵩焘将出洋考察日记汇编为《使西纪程》，对西方的政教、工业、海防、外交做了相对客观的记载。甲午战败后，世界历史书写和评价的著作剧增，最具代表性的是王先谦所著的《日本源流考》《外国通鉴》《五洲地理志略》，不仅将“中国”纳入“世界”进行书写，还为后人了解各国的政局、物产、民俗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摘编自邢科《晚清至民国时期中国“世界史”书写的视角转换》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近代以来西方书写中国历史的背景和演进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人书写“世界史”的特点及书写活动的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归纳影响历史书写的主要因素。
材料一 宋代海洋政策出现了全新的变化。北宋政府禁止在海上与辽、金之间的人员往来和物质流动，设立专门针对辽的海防机制。宋代将外商贸易纳入系统的市舶管理体制之下，实行抽解和博买，并允许和鼓励本国民众从事海洋经济活动。宋代海洋政策表现出极强的利益取向，中原王朝中第一次以财政的眼光看待海上贸易。沿海地区商业出现兴盛的局面，与海上贸易相关的手工业和商品性农业大兴。宋代海船逐渐采用水密隔舱等技术，使其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和抗沉性。海陆联结之地的居民被编为特殊的户籍——船户与渔产。
——摘编自黄纯艳《宋代海洋政策新变及其国内效应》
材料二 明清时期中央政府的海洋政策演变
| 时间 | 政府政令 |
| 洪武十四年 | “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私相交易者，悉治以罪” |
| 永乐三年 | 泉州、宁波、广州，等三处市舶司更名为“来远”“安远”“怀远” |
| 顺治十八年 | “沿海居民分别内迁三十至五十里，设界防守，严禁逾越” |
| 乾隆二十四年 | 关闭江、浙、闽三海关，由粤海关行商垄断对外商贸易事务 |
——摘编自胡林梅、文绪武《中国古代海洋意识的历史演进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宋代海洋政策的新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国内效应”。
(2)根据材料二分析明清时期海洋政策的历史趋向及原因。
(3)根据上述两则史料，简析宋代以来海洋政策的历史启示。
材料一 西方的文官制度效法的对象是明清科举制度，但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予以适应性改造。明清科举选官主要以考八股文为主，考试内容单一，在科举考试之后，任官则由国家统一调配。西方的文官制度考试一般分为笔试和复试，对通过考试的官员进行分类，建立通专人才相结合的新体系以及职前培训制度，使每个职位都可获得最佳人选，从而满足不同部门的需要。
——摘编自李永强、马慧《论中国科举制度对西方文官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1904年1月，张之洞等人拟定《奏定学堂章程》经正式颁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史称“癸卯学制”。“癸卯学制”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初等小学堂属普及教育性质其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中学堂属普通教育性质，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设高等学堂和大学堂，高等学堂“以教大学预备为宗旨”，大学堂分为经学科大学、政法科大学、文学科大学、医科大学、格致科大学、农科大学、工科大学、商科大学。与上述各级学校并行的，还设有高级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两类。
——摘编自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
(1)根据材料一，指出西方文官制度与中国明清科举制度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清末“癸卯学制”写一篇历史短文。（要求：主题明确史论结合，逻辑严谨，表述成文）
材料一 政治制度构建示意图
材料二
材料三 隋唐时期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其中门下省负责谏议和封驳，不仅有权对宰相作出的决策提出异议，也可以对皇帝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
(1)据史料一、概括秦朝政治制度的表现及突出特点；(2)据史料二、在地方行政制度上，汉朝在秦朝制度基础上进行了怎样的“改进”？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对产生的影响又是如何解决的？
(3)根据史料三和所学知识，概括唐朝三省六部制中三省的职责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这一制度的作用。
材料一 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很可能是老百姓在逃跑时从后面被打死的。
——摘自拉贝《拉贝日记》（1937年12月14日）
材料二
材料三
材料四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周松涛口述证言：
三台洞的大屠杀是我在江这边亲眼所见。虽然当时只有十几个日本鬼子，是从燕子矶过去的，但他们打死的人不计其数。这些日本鬼子先用机枪扫，接着又用刺刀戳……1938年，我有一次去下关卖柴，日本兵拿中国人开心，用刺刀戳我的头，我当时血流满面，到现在头上还留有伤疤。
材料五 在谷寿夫部队驻南京之期间内，计于中华门外花神庙、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鞋山等处，我被俘军民遭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并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屠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
——摘自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谷寿夫判决书
材料六 “南京大屠杀死难人数没有30万人”“埋葬数之多不过1300到1500具”“城内埋葬数至多为623具”。
——摘自东中野修道《南京大屠杀的彻底见证》
(1)史料根据呈现形式可分为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和口述史料，请以此标准对上述史料进行分类。
(2)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材料五、六的论定哪一个更可信，并说明理由。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在史料运用中应坚持的原则或方法。
材料一 西汉末以前，所谓三公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其中太尉掌管武事，时设时废。《汉书》往往每逢大事，辄载：“事下丞相、御史。”唐代的行政中枢又有了很大的变化。“若论其实，侍中、中书令在唐方为真宰相，余以他官参掌者无定员，但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及平章军国重事之名者，并为宰相"，即宰相的构成愈加复杂，中枢权力更加分化。
——摘编自施建雄《王鸣盛论汉唐之际政治制度的得失》
材料二 通过这一调整，朱元璋大大地提升了皇帝的权力，致力于实现其所谓的“上下相维，大小相制，防耳目之壅蔽，谨威福之下移，则无权臣之患”的构想，然而改革的弊端也立时显现。据史料记载，自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前后八日间，内外诸司送到皇宫里的奏章，共有1160件，共计3291件事。大小事务都要汇集到皇帝那里作出最后决断，对皇帝的个人能力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摘编自李子龙《虽无宰相之名 实有赞襄之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汉代相比，唐代宰相制度的变化，并对其进行评价。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朱元璋对宰相制度所采取的措施及其产生的消极影响。
材料一 左图为长沙马王堆汉墓（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苍家族墓）中出土帛画《非衣图》的一部分。该部分描绘的是“天界”景象，人首蛇身的女娲居中，周围有目月、扶桑、升龙、神仙、怪兽等，寓意死者可以成仙，像鸟一样飞升上天。该墓还出土了大量帛书和简牍，包括《脉法》《阴阳十一脉柩经》等养生类书籍。
材料二 左图为《西汉成都文翁石室授经讲学图》画像石。刻画了汉景帝末期蜀地太守文翁在成都办学讲经的情形。
材料三 文翁通《春秋》，“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修学堂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汉书.循吏传》
（1）上述材料中包含了哪些史料类型，依据材料举例说明。
（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西汉前期治国理念的转变，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 杜佑（诗人杜牧的祖父），自幼读书勤奋，经传之外，尤其重视历史典籍的学习。十八岁开始从政，从县丞起步，后来担任地方刺史、淮南节度使乃至宰相。杜佑虽位及将相，仍常手不释卷，孜孜以读。杜佑少时亲眼看到过开元、天宝的盛世，但他一生主要活动是在安史之乱以后。因此，他专心于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得失，意图总结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以为施政的张本。杜佑历经36年著成专叙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典》。《通典》综合历代史志中有关典章制度的资料，分门别类，竟委穷源，以收会通之效，为史书编纂开辟了新的途径。在《通典》中杜佑还发展了史书自注的方法，他的注文大致可分为释音义、举故典、补史事、明互见、考史料五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杜佑还冲破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思想的桎梏，表现出历史进化的观点。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等资料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概括杜佑撰写《通典》的背景条件，指出其撰书意图。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简评杜佑对中国史学发展的贡献及其治史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