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消除贫困既是人类的共同理想，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价值追求和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向贫困宣战，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农村自主经营，从《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到《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贫困问题得到初步解决。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为扶贫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在脱贫攻坚战中，全国累计选派25.5万个驻村工作队、300多万名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同近200万名乡镇干部和数百万村干部一道奋战在扶贫一线。“十三五”期间，全国贫困人口每年净减少1000万以上，让贫困群众真真切切过上了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生活。2021年，我国终于整体上彻底摆脱了绝对贫困，同时成为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减贫目标的国家，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摘编自马振清、李明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除绝对贫困的中国之治》

材料   正是为了实现其对“仁”的崇尚和济世的目的，子贡毅然选择经商这条途径来积累财富。当他拥有大量财富之后，并未骄奢自满，而是将财富用来资助需要救济之人。子贡曾向孔子请教过诸如“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之类的问题。他认为，财富本身并无善恶之分。子贡始终把“礼”作为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准则。经商逐利本无可厚非，关键是能否做到不被金钱蒙蔽双眼，不攫取不义之财。子贡很快由“富而无骄”上升到“富而好礼”的崇高境界。正是因为他极力奉行孔子所倡导的“言必信，行必果”，子贡在商界赢得了较好的信誉，纵观子贡儒商精神的历史意蕴和丰富内涵，可以发现其不仅与当今世界的发展规律并行不悖，而且对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从事各种商业活动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唐金培《子贡儒商精神的历史意蕴与当代价值》

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材料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0年来,国际法体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国际法主体持续增加并日渐多元,国际法客体也不断扩大,一批国际法新分支陆续形成。国家权利义务范围也并行扩展;另一方面,国际法体系“从主权优先到人权优先”、“从同意导向到强制导向”以及“从整体性到分散性”的转变日趋明显。中国与战后国际法体系的互动始终是双向的,在国际法体系对中国的发展与崛起产生重要影响的同时,中国也以自身的能力和方式塑造着国际法体系。…中国推动国际法体系发展的具体路径应当是,通过从融入到参与、从主动到主导,最终实现从规则的“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身份转变。逐步引导改变不合时宜的国际法原则和规则,推动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在增进人类福祉的同时,有力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材料二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强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应当在变动的国际法体系和国际秩序中努力塑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不再以“旁观者”而是以“融入者”的身份参与国际事务,积极面对以前可能并不需要直面的问题。应当重视构建新的国际法体系,把中国的合理权益和主张上升为新的国际法规则,将中国价值、法治观念和法律思想注入新的国际法体系。与此同时,在关注国际法理论和实践的过程中,中国国际法学者也应当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形成一套成热的、能够体现中国特色和增进中国诉求的国际法理论体系。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盛红生《战后国际法体系演变与中国角色》

材料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战后争夺霸权的斗争仍日趋激烈。但是人民普遍厌战，和平主义运动由此兴起，加之俄国十月革命引发的革命浪潮，列强不得不打着和平的旗号，企图掩盖战争并准备扑灭革命风潮。1927年，法国外长白里安建议与美国缔结条约，主张用和平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美国政府照会法国，建议由美法两国向世界发出联合倡议，先由六个主要国家签署白里安提出的非战公约，然后由世界所有国家签署，由此，法国和美国的"双边"公约被改造为"多边"公约，从而美化了美国的国家形象。法国政府虽然不是很情愿，但是慑于美国的实力，不得已同意了美国凯洛格提出的方案。1928年8 月，《非战公约》签字仪式在法国举行。作为《非战公约》发起人之一的凯洛格承认公约"只有教育和道德的价值"。除了麻痹资产阶级和平运动者之外，《非战公约》并没有改变国际形势，也无力阻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摘编自刘德斌《国际关系史》等

材料一   早在商代，已从巫、史、祝、卜等从事宗教事务的术士中，分化出专司礼仪的人员，他们是早期儒士。孔子超越了历史上儒士以精通礼仪为术业的狭隘，把周礼提升到道德之源的高度，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化的超越突破，影响了此后中华文明的基本面貌和走向。孔子开创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全新方向，因此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性。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

材料二   在先秦列国争霸的时代，儒家虽然论证了君权的正当性在于行仁政，但当时尚没有出现大一统帝国，各国任官也没有特别倾向于儒士。而汉帝国建立后，当务之急就是重新解释儒家经典，论证家国同构之大一统帝国的正当性，论证皇帝权威的神圣性，论证如何组建以皇权为核心的官僚系统。……代儒学要实现这些新功能，还必须从儒学原有的价值系统中推导或创造性转化出若干重要的新观念。

——金观涛刘青峰《中国思想史十讲》

材料三   精神文化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与课题，……建立一种什么形态和特质的新儒学则不能离开思想的内部渊源与外部挑战。基本上，（宋明）新儒家的努力一方面是强化社会所需要的价值系统，并将其抽象为“天理”，同时将其规定为人性的内涵，体现为强烈的价值理性的形态。另一方面，努力在排斥佛道二教出世主义的同时，充分吸收二教发展精神生活的丰富经验，探求精神修养、发展、完善的多方面课题与境界，建立了基于人文主义的并具有宗教性的“精神性”。

——陈来 《宋明理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