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正当中国未开垦的土地要用完的时候，她的人口却开始加速增长起来。最大的推进是在1949年系统地采用现代的公共卫生措施以后，人口增长率从1949年以前数十年中每年不到1％一跃而为2％以上……劳动组织的改变并不是不重要，然而这种改变自身能产生多大效果，完全要看传统的技术中给提高生产率究竟留下多少余地。……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使用传统方法取得的粮食产量增长已经开始放慢，但是由于现代工业兴起而带来的对于粮食产量的需求，却开始加速增长……政府所采取的第一个具有长远意义的步骤是重新组织人民公社，以便减少管理和生产积极性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开始从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法国每年进口500到600万吨粮食……第二个重大转变是在现代资本投入上的大规模投资。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农村电气化扩大了，现代农具、电动机、水泵和其他机械销售量增长了，最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化肥工业的发展。到1966年，化肥的进口量比1957年增加了1倍以上，国内生产也提高了7、8倍。
——摘编自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年）》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初期农业发展面临的挑战。(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60年代中国农业措施转变对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材料一 北宋时，官府采用方田法进行较大规模的土地清查，以厘定田税，并写入户帖。南宋时，两浙地区开始推行经界法，规定由农户自行文量土地，依照固定格式绘出“田之形状及其亩步四至”的田形图，并载明土地来源情况，呈报官府检核。南宋政府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砧基簿，构成了私有土地产权登记册。明清的鱼鳞图册，即源于此。
——据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材料二 11世纪中期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后，派专员对各级封臣和自由人的土地、财产、收入进行核查和登记。在教士、郡长、佃户等作证下，专员向当事人询问土地的归属、大小和庄园各类财产数额，并将调查结果登记造册。该登记册为国王提供了征税和下派封建义务的依据。12世纪起，英格兰封建庄园效仿威廉时期的做法，定期清查庄园土地和财产，并登记造册。这一做法为中世纪英格兰封建庄园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据郭守田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等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格兰土地清查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中国和中世纪英格兰以清查为核心的土地管理制度对各自历史进程的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土地管理所体现的国家治理理念。
材料 中华民族素有尚武的传统，这样的传统我们可以追溯到先民们对力量和勇武的歌颂与崇拜，但中国的尚武精神一直追求的不是战争的延续和野蛮的厮杀，而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境界。中华民族的尚武精神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少数民族优秀成分。“尚武”是唐代蓬勃社会精神的真实写照，它真实影响着唐代文学的面貌。直抒文人墨客心中的万丈豪情与赤忱之心、高度发展的文化又催生了唐代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唐诗中描述“忽见山头水道堙，鸳鸯环甲被金鞍马上弯弓搭箭射，塞门看。为报乞寒王子大，胭脂山下战场宽。丈夫儿出来须努力，觅取策三边”。李唐王朝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与辽阔的国土唐朝从士族到百姓，都显示出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而积极昂扬的精神面貌与勇武劲悍的追求，又促使唐代尚武精神历久弥新、更加昂扬，而这种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日本古典的武士精神。
——摘编自付婷《浅谈唐代前期的尚武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朝尚武精神的主要特征。(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唐朝尚武精神的作用。
材料一 我国对月的崇拜在原始社会中就存在，西周已形成较为完善的祭月之礼，后历朝历代因之。人们通过观测月亮的圆缺变化周期，逐渐形成了日、月等时间观念，并以此为依据制定了历法，称为阴历或太阴历。人们对月亮还充满各种想象，建构了月宫、嫦娥、玉兔、桂树等神话形象，用以寄托长寿、团圆等美好的期盼。
——摘编自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等
材料二 明末清初，徐光启等编撰的《崇祯历书》和康熙皇帝召集学者编订的《历象考成》均吸纳了西方有关月亮的科学知识。民国时期，天文学家陈遵妫撰写的《天文学概论》详述了月地距离、月球大小、质量等内容。这一时期，教科书、大众期刊、学生丛书等也纷纷介绍月亮知识。
2004年，中国国家航天局正式启动探月工程。2013年，“嫦娥三号”着陆器和“玉兔号”月球车登上月球，国人真切地见到了月亮的“庐山真面目”2020年，“嫦娥五号”返回器带回了月球样品，科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深化了人们对月亮的认知。
——摘编自谭丹《西学与近代国人的月亮新知》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们对月亮的认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以来国人对月亮认知的变化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进入战国后，诸侯国君逐渐演变为集权专制君主，实行官僚制度。这套制度的基本内容是：其一，在官吏任免方面，突破“亲贵合一”“世卿世禄”的旧制。选拔官吏，或因军功，或由荐举、游说，或择自侍从养士。被任命的官吏多非贵族，“官无常任”，不得世袭。其二，以玺印符节作为官吏权力的象征和凭据。国君任命官吏时授予玺印，免职辞官时回收玺印。将帅统兵发兵，也须持有兵符。派遣使臣，则用国君授予的“节”，国君颁赐给官吏玺印符节，赋予官吏行使行政、军事、司法诸权以合法性。其三，严格实行官吏岁终“上计”。每年地方官须向国君呈报财政预算。国君采用合券制，年终稽查两片符券所载数目的盈亏。盈者升官受赏，亏者降职问罪，以督促官吏尽责尽力。其四，推广俸禄制。发放数额，依官职高低而有等差。俸禄取代封色，国君可随时任免或调动官吏。
——李治安《中国古代官僚政治）
(1)概括战国时期官僚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分析官僚制度形成的历史背景。材料二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这里的“监”是“掌监郡”的“监御史”。它隶属于御史大夫，代表皇帝监察地方官吏，使地方官不敢欺骗和违抗中央。汉初，郡国并行，各郡没有设置监御史这个官职，但中央派人监察地方的作法继承下来。到汉武帝时，在全国置十三州部，每州派刺史一人。刺史对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对下主要监察郡守和强宗豪右，从其“周行郡国”可以看出，诸侯王也在督察之列。刺史以六条问事，形成“秩卑”“任重”的局面。作为中央派出的监察官，虽不是地方官，由于能控制地方长官，因而极易越权。随着东汉后期阶级矛盾尖锐，刺史（州牧）的秩位提高、权限扩大，刺史可以督察辖区内一切朝廷命官，有选举、劾奏之权，有权干预地方行政，又拥有领兵之权，事实上演变为地方的高级行政长官。有的州牧、刺史甚至权位父子相袭，实际上成了割据一方的军阀。
——摘编自安作璋、熊铁基《秦汉官制史稿》
(2)依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秦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变化，并分析变化的影响。材料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社会围绕之旋转的太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1939年2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口号，号召各根据地开展生产活动。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艰苦劳动将其改造为“陕北的好江南”。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志在治沙的林业人进驻地处高寒、极端少雨、沙化严重的塞罕坝，经过近5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2010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指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摘编自《劳动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1)根据材料，概括劳动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起的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的深刻涵义。
材料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方针，各解放区继续实行抗日战争时期确立的民主选举的各项原则和制度。一些解放区开展了民主选举运动，颁行了选举法规。1945年10月至1946年初，陕甘宁边区为召开第三届参议会首次大会进行了乡、县、边区三级普选。这次选举产生了10名边区参议员，包括各社会阶层的代表。在党派关系上，共产党员61人，国民党员19人，救国会员1人，无党无派人士89人。解放战争后期，对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者的范围和条件作出新的规定。1949年1月，《东北解放区县村人民代表选举条例草案》规定：经军事法庭、司法机关和人民法庭判决剥夺公民权者，有反革命行为及民主政府缉办在案者等无选举权与被选举权。1949年6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明确地把“赞成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建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列为被选为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的首要条件。其他解放区颁布的选举法规也有类似的规定。
——摘编自韩延龙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文献选编》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范围调整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解放区人民政权选举制度的积极作用。
《塞尔登中国地图》长160厘米，宽96.5厘米，采用中国古代风景画手法，使用汉字标注，并采用上北下南方位，同时标识了欧洲风格的罗盘和比例尺条。图中明朝信息最为丰富，北京城、黄河、各省边界等都有详细描绘。但却仅位于地图左上部分，中国南海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中央位置。地图展现了东亚和东南亚全貌，覆盖了西起印度洋、北抵日本海、东南达印尼中部诸岛的广大地区。该地图瞻观性较高，但它并非一幅中国传统的陆地舆图，而更可能是一幅航海路线图。这些航线以中国南部的泉州与漳州港为起点，形成一个网络、最远可达地区最西端的印度于利于特港。图中还标注了如何前往也门、阿曼和霍尔木兹海峡。有学者根据图中信息判定，该地图为明末中国人所绘。
该地图后被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约翰·萨利斯获得，辗转落到了约翰·塞尔登（1584—1654）手中。塞尔登是英国律师，下议院议员，东方学家，是对波斯、阿拉伯以及中国的相关知识感兴趣的英国学者之一。在他那个年代，海洋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塞尔登比同时代的人更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正经历海洋变迁的时代。他主张海洋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由国家行使管辖权。在去世前夕，他将该地图捐赠给母校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塞尔登中国地图》的名字也由此而来。
——摘编自（加）卜正民著《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世界近代史知识，简析这幅地图流传到英国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学者判断这幅地图为中国人所绘制的依据，以及该地图的意义。
材料安抚向位之初议，归一处于永顺，归四处于酉阳，岂无故而为此。因此议出而永顺始有反唇。何以一 立盟书称各照古界管业而遂贴然无譁[哗]乎?此四处之古界者若以归酉而帖然，则永顺何以反唇?若以归永 而帖然，则酉阳岂甘尽弃。总之，土司田地，其本来得于何处，惟土司各自知之，必不尽吐于汉官也。若 必以汉法绳之，则反激而多事。故明剖之不服，而模稜[棱]于古界二字，反为心服。非真模稜已也。古界 二字汉官视为模稜，而在土司之自为根底，则不啻若苍素。但仍其古界之无言，即以夷治夷之道也。
以不分明之地而各称古界，是即夷人之所谓分明者耳。夷人以自私自利为恒情，但于自私自利之中而 各有均得，则私而反以为公，此所以终为夷俗，而终不可以汉法绳之者也。此古界之言，向位所以解两家 之结者，岂非必夷官乃能调夷俗者乎?
——摘自《处理永顺酉阳土司争地仇杀案残稿》
(1)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管理民族事务的制度，并概括其特点。
(2)根据所学知识，补充一项明清政府管理民族事务的措施，并进行评价。
材料一中国古代城市化的发展和城市人口变化密切相关。唐朝至明朝的城市化率都在10%左右，而战国时期城市人口占总人数的比例高达20%，唐代城市总数在1000个以上，宋代新发展起来的城镇有80处，拥有10万户的城市由唐代的10余个增加到40个，明代大中城镇数量增加到1000个，而世界人口城市化率在1800年仅为3%。1834年，中国关内的18个省共有城镇中心地1653个，城镇人口占总人数的比重5．1%，这与世界城市化水平相比，则毫不逊色。
——马侠《中国城镇人口迁移》
材料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率从1843年1．0%上升到1893年的6．0%，而世界人口城市化率在19世纪40年代初到本世纪40年代的一个多世纪里，已经从5%上升到28%，其中发达国家有半数以上人口从乡村转移到了城镇。1800年，全世界人口最大规模也就是百万人左右，而且数量很少，西方城市根本没有一个超过100万人口，伦敦最大，也只有959310人。但是到了1900年，出现人口超过百万的大都市11个，其中包括柏林、芝加哥、纽约、费城等在内。
——何一民《城市发展周期初探》
(1)依据材料一说明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特点。
(2)依据材料二分析近代中国人口城市化趋势，并结合所学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