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宋代士大夫的风气，亦和前代不同。宋人是讲究气节的。这固然是晚唐、五代以来，嗜利全躯的一个反动，而亦和其学术有关系。宋朝人的议论，是喜欢彻底的，亦是偏于理论的。……所以当国事紧急之时，激烈的人，往往发为“只论是非，不论利害”“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的议论。

——摘编自吕思勉《极简中国史》

材料二   曾国藩的救国方案大体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守旧，通过恢复民族固有美德，以理学精神来改造社会；另一方面要革新，以坚船利炮的实用技术来提升王朝实力。曾国藩既是重视“明道救世”的大儒，也是重视事功的改革者。他主张治世在于“致贤”“养民”和“正风气”，以图取新卫旧，在新旧之间取得平衡。

——摘编自王建朗等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

材料三   1977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科学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中国成立后17年，教育战线、科研战线的主导方面是红线，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自觉自愿地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号召尊重脑力劳动，尊重人才。……这使科学、教育、文艺等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

——摘编自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

材料一   明清之际的广东罗定等地“铁矿既溶，液流至于方池，凝铁一版，取之。以大木杠搅炉，铁水注倾，复成一版。凡十二时，一时须出一版，重可十钧。一时而出二版，是曰双钩（钧），则炉太旺，炉将伤……凡一炉场，环而居者三百家，司炉者二百余人，掘铁矿者三百余，汲者、烧炭者二百有余，驮者牛二百头，载者舟五十艘。计一铁场之费，不止万金。日得铁二十余版则利赢，八九版则缩”。

有学者估算，20版铁，每版300斤，共6000斤，按万历年间北京官价约合96两（白银），如果每年生产6个月，收入可达17280两，考虑到“万金”的成本，每年资本周转不到2次。

——摘编自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等

材料二   在18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新式纺纱机发明之后，手织机再也应付不了工作了。由于煤的使用，虽然生铁的产量迅速增加，但棒状铁（一种由生铁精炼而成的韧性铁）的生产却受到限制。英国不得不从瑞典和俄罗斯输入棒状铁，其价格之高成为各地工匠加速推进冶炼技术研究的原因之一。不久，纯粹从经验中衍生的搅拌炼铁法的发明大大减少了用锤锻打的辛苦工作，并能迅速且大量地生产棒状铁。18世纪80年代，这一发明获得瓦特的赞许，许多厂商主动前来与发明家磋商其专利证的使用权问题。如理查德·克劳肖凭借此专利所开的工厂里，棒状铁的产量从每星期10吨提高到200吨。根据推算，1786年至1789年发明家所订的专利授权合同如果得到诚实的执行，那么他在专利权的法定保护期内，能获得高达25万英镑的使用费。

——摘编自[法]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

材料一   自17世纪起，大批旅游图册的出版与热销帮助欧洲人建构了相对系统完整、全面清晰的“中国图像”，成为欧洲人了解中国的窗口，满足了欧洲人对神秘东方的好奇心。此外，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成熟与时尚资讯的迅速传播，时装版画也成为欧洲人了解东方与世界服饰文化的平台。“18世纪英国的乔治时代，即使在偏僻的乡村杂货店中，也能买到东方缎带等一些时髦的奢侈品。”东西方服饰贸易出现了繁盛局面。来自异域的新鲜生活信息与时尚潮流资讯伴随着借助海洋贸易流入的大量东方服饰纺织品向西方扑面而来，冲击着西方传统的服饰纺织文化与相应的“衣冠之制”。

——摘编自宋炀《17—18世纪东方国家外销服饰纺织品与近代世界文化建构》

材料二   随着18—19世纪英国产业革命的成功，清政府不断颁布的“禁海令”对于正处在世界范围的经济扩张高潮中的英国人来说显然是一种障碍。1791年，英国对从中国进口的瓷器、漆器施行严格的高额关税，很明显就是为了遏制中国商品对英国本土企业的冲击。在此情况下，英国政府便向中国皇帝派出了第一个使节，说明此时清廷“禁海令”已然不仅仅是海上商业贸易层面的事了，已上升到国家政治层面，中英双方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了。

——摘编自胡良益、潘天波《清代海上丝路漆器文化外溢：贸易、想象与环流》

材料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夯实根据地乡村治理的领导力量。工农红军撤到边界各县之后，迅速行动起来，通过发动组织群众，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斗争，在此基础上，边界各县、区、乡各级工农民主政权逐步得以建立。深入开展土地革命，没有土地革命就不会有人民的支持，特别是党的工作重心转入农村后，毛泽东对土地革命的开展给予高度重视。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也促使毛泽东进一步思考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治理问题，特别是进入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对农村治理的变化主要体现在调整根据地的治理政策，但调整变化的中心非常明确，就是始终围绕着如何保障革命的胜利而实施对根据地的有效治理。

——摘编自邱春林《中国共产党乡村治理的百年变迁与现实启示》

材料一     18 世纪中叶到 19 世纪中叶，英、印、中在贸易上出现了一种三角关系。1685 年，因清政府的解禁，英国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1689 年后中国茶叶输英数量骤然上升，而英国毛棉织品的销售却在中国遇到困难，东印度公司日益发现印度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比英国商品更具有竞争力。18 世纪 30 年代，进入中国市场的印度棉花，给东印度公司带来 107%的毛利。但在国内，东印度公司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这一贸易使英国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而英国却找不出可以平衡这一贸易的商品。

——摘编自李宽柏《鸦片战争前英、印、中三角贸易的形成》

材料二   英、印、中三角贸易充分体现世界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改变了中英两国命运：茶叶与英国工业革命相始终，鸦片则与 19 世纪中国的苦难相始终。茶叶贸易对英国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如茶叶税收是英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垄断从中国进口茶叶是维持东印度公司和东方贸易的基础。从 19 世纪 20 年代开始，在印度输往中国的货物中，鸦片越来越重要甚至成为唯一重要的东西。鸦片在中国有很好的销路，保证了英国有足够的白银购买中国茶叶，而中国由茶叶所得外汇又全部流进了印度以购买鸦片。鸦片产量提高后, 原先准备输入中国的印度棉花大量运至英国。

——摘编自仲伟民《经济全球化与 19 世纪的中国》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关键在基层治理。传统中国的正式官僚体制只能到地方州县一级，州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则是以士绅、宗族等地方精英为主导的地方自治。中国自秦以后形成以地缘为特征的乡里组织是封建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是官府控制地方的重要工具，其职能主要是负责征派赋税徭役、掌管教化治安等。其他诸如公益活动、社会救助、水利设施等地方公共事务，则主要依托基层社会力量来完成。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正是在以血缘、伦理、道德为基础的宗族与士绅的协助下，使得古代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天高皇帝远”?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晚清西方列强的入侵使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国家必须从社会中汲取更多的资源以及进行社会动员。传统的乡村精英一方面需要充当国家收取税费、社会动员的先行官；另一方面作为乡村社会的领袖，族长、乡绅被认为是腐朽落后的封建力量，被受到西式教育成长的年轻一代的批判和反叛。以改造社会为目标的革命力量更是直接将矛头对准基层社会的宗法伦理体制，不断地通过斗争来瓦解宗法社会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基础。传统的乡村精英无法在基层治理中发挥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出了乡村治理的舞台。乡村社会的狠人、恶人、地痞等“土豪劣绅”便趁机登上了乡村治理的舞台，成为国家在基层的代理人。新乡村精英对基层资源的大肆汲取激化了基层社会的矛盾，基层社会逐渐失序。

——摘编自郭亮《家国关系：理解近代以来中国基层治理变迁的一个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