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改革和革命构成几代国人救亡图存的两条主要线索。然而两者志虽同，却因道不合最终只能分道扬镳、渐行渐远。“问题与主义”之争便是此种意象之呈现。
材料一 现在舆论界大危险，就是偏向纸上的学说，不去实地考察中国今日的社会需要究竟是什么东西……要知道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所以我现在奉劝新舆论界的同志道：“请你们多提出一些问题，少谈一些纸上的主义。”更进一步说：“请你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这种主义如何新奇，那种主义如何奥妙。”
——胡适1919年7月《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材料二 若在有组织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很敏活，只要你有一个工具，就有你使用他的机会，马上就可以用这工具作起工来。若在没有组织没有生机的社会，一切机能，都已闭止，任你有什么工具，都没有你使用他作工的机会。……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可是专取这唯物史观的第一说，只信这经济的变动是必然的，是不能免的，而于他的第二说，就是阶级竞争说，了不注意，丝毫不去用这个学理作工具，为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那经济的革命，恐怕永远不能实现。
——李大钊1919 年 8月《再论问题与主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问题与主义”之争产生的时代背景。(2)结合中国近现代史的史实，对材料中李大钊的观点进行阐释。
材料18世纪的中国，缙绅和绅衿成为大中地主的主要来源，他们靠特权积聚财富，其利益同商品生产和市场都不存在直接的联系，至少市场不是他们获取财富的最主要的途径。受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影响，“君子不言利”成为士大夫阶层的共同道德标准。中国封建社会只给读书做官的人以优隆的社会地位，经商致富的人始终得不到社会真正的尊重。从事商业化经营的地主一旦经营致富，便放弃直接经营，转入到出租地主行列：他们常会通过买功名、捐官爵，摇身一变为缙绅地主。
18世纪的英国，政途不是唯一的出路，地主依财产取得相应的政治地位，既可通过经济的手段(主要是作为一个地产所有者)取得社会地位，也可因担任政府高官显职获得爵位，殊途而同归，似乎不存在款优孰劣之分。在商业化的浪潮中，封建领主向地主转化，他们掠夺资源、看重功利和效益，不但经营企业化的农业，而且普遍涉足工商业。作为土地所有者，他们并非仅仪是坐收地租的寄生者，更是直接参与了资本主义农业的改造(圈地运动),而且成为地产改良的重要投资人。
——摘编自徐浩《18世纪中英商品经济发展中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概括18世纪中英两国地主对商业化经营的态度差异。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差异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中国地主对待商业化经营的态度给中国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
材料一 明末清初，在儒生明确意识到理学和心学的缺陷时，吸收外部思想资源就成为必要，格致之学由此勃兴，成为广泛引进西方科技知识的载体。而明末清初西方科技被译作“格致”，正可作为其标志。从1902年起，中国出现了一股放弃“格致”而改用“科学”的潮流。下图所示为1894年至1915年报刊言论中“格致”（包括格物与致知）和“科学”的使用次数。
——摘编自金观涛《观念史研究》
材料二 在1901—1902年出版的严复译作《原富》一书中，开始出现了“格致”“格物”和“科学”三词并用的现象。对这三个概念的分别使用，体现了严复对这三个概念的不同认识：“格致”和“格物”主要指代物理、化学等具体的自然科学，而“科学”则指向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理论学科。严复在为《群学肆言》作序时，就提出了“群学何？用科学之律令，察民群之变端，以明既往，测方来也”。这表明他主张将科学研究的方法和手段运用于社会问题的研究，严复还认为政治学也应该被纳入科学的范畴。
——摘编自郑军《从“格致”到“科学”——近代国人科学观的演进》
材料三 中国人对“科学”所作的最早的权威性界说，见之于任鸿隽的文章。1915年，他在《科学》杂志的第一篇文章中说：“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之大命。就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至此，科学在中国，终于被确定为一种研究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变化规律的系统学问；而科学的地位，也得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认同，被安放在神圣的学术殿堂里了。
——摘编自李双璧《从“格致”到“科学”：中国近代科技观的演变轨迹》
(1)根据材料一、指出20世纪以来报刊言论中“科学”相对于“格致”（包括格物与致知）使用次数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解释这一变化的原因。(2)结合材料二、三和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国人科学观演进的影响。
材料一 秦朝法律体系中专门设有犯罪为奴的《收律》，秦简《法律答问》中有多处涉及“收其妻、子”的规定。籍没的场合如此广泛，民众动辄犯禁，随时都有可能沦为官奴婢。汉文帝继位不久，就“尽除收帮相坐律令”。此后，很少再见到籍没罪犯全家的做法，但是“今农夫五口之家……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债”的现象日益严重，到了东汉，有人批评时政说：“夫奴婢虽贱，俱含五常，本帝王良民，而使编户小人为己役，哀穷失所，犹无告诉，岂不枉哉？”
——整编自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
材料二 （明朝隆庆年间）看得本县路冲地狭，民少商多，以十分为率，二分务农，尚有八分说牙。……每现年里甲，每里仅存二三贫户，有司所费不赀，里长指称，恣意重科，苦将贫民锁押，买完方行释放，只得卖儿䰞女，破产倾家。里甲萧条，十室九空。而富商大贾，坐享厚利。当道者惟见市肆之繁华，不知乡野之疾苦。
——摘自《仪真县志》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汉文帝“尽除收帑相坐律令”所体现的治国思想，概括秦汉奴婢来源的变化，并分析这一变化对经营方式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概括明朝仪真县“民少商多”的成因。结合所学，列举清朝针对“里甲萧条”所采取的制度改革。
材料一 中国古代社会各阶层的着装有严格规范。下表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有关服饰规范的部分内容：
出处 | 内容 |
| 《礼记·深衣篇》 | 上衣用布四幅，表明一年有四季；下裳用布十二幅，代表一年有十二月；袖口圆弧，领子方正，意味着公正：背缝垂直，体现出诚直。 |
| 《新唐书·车服志》 | 唐高宗时对官服的规定：三品以上袍衫紫色，四品袍深绯，五品袍浅绯，六品袍深绿，七品袍浅绿，八品袍深青，九品袍浅青。 |
| 《宋史·舆服志》 | 绍兴五年，高宗谓辅臣曰：“金翠为妇人服饰，不惟靡货害物，而侈靡之习，实关风化…宜申严禁。” |
——摘编自张玲《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符号内涵及制度规范》等
材料二 明代的“服妖”分为衣冠复古、奢侈僭越、男女混装和习俗禁忌四个类别。衣冠复古，即穿戴模仿前朝服饰，包括了元蒙遗风和之前其他朝代的服饰：奢侈僭越，即以下僭上，违制使用贵重饰品和贵族服饰；男女混装，即女着男装、男着女装；习俗禁忌，即与传统社会认知相违背的服饰或服饰行为，如上层人士穿戴低贱之人服饰等。
——整编自赵梦菲《明代“服妖”服饰现象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中国古代服饰的文化内涵并说明其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为“服妖”下一定义，并对明代“服妖”的成因进行分析。
材料一 随着两宋城市的发展，一方面城市工商业发达，市井文化日趋繁荣；另一方面延续自南北朝隋唐而来的士人城居之风使得文人士大夫居城者明显增多。由此，士庶之间、清雅文化与市俗文化之间呈现相互对立、相互渗透的关系，这构成两宋城市文化的基本格局。由于士大夫拥有核心政治资源，掌握着文化霸权的仍然是官而非商，市民阶层处在士人阶层之下，属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臣民。 由于文化强势之最终仍有赖于政治资源，还衍生出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文化地位上产生相应层级差别的有趣现象。两宋城市文化发展，承续并巩固了唐代以来，文化资源集中于城市所带给专制国家在文化上前所未有的控制权，并从各方面影响着村落世界。
—摘编自包伟民《两宋“城市文化”新论》
材料二 11世纪欧洲城市开始兴起，城市居民以移民和原住民为主，二者是以城市特许状为纽带确立的共同体。城市特许状是城市居民通过种种争取自治权的斗争，从封建主手中得的契约，这意味着共同体的事由全体成员做主。12世纪，由于城市管理需要，罗马法在欧洲复兴；中世纪晚期，市民阶级形成，进一步推动了城市市民政治文化的生成，孕育了现代国家的雏形。特许状是一纸契约，赋予城市居民共同享有在本城经营工商业的权利，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市场意识等新的经济理念在城市诞生，现代会计、金融、公司制度等近代经济文化在中世纪城市得到初步发展。这促进了16世纪欧洲文明的凝聚成型。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城市文化的不同之处。(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造成古代中国和中世纪欧洲城市文化差异的原因。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文化多样性的理解。
材料一 1951年春，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等部门根据“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部署，着手试编第一个五年计划。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采取边制定、边执行的办法，经过多次修改，1955年，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原则通过，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计划中规定优先发展重工业和相应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投资比例为1︰7.3；大中型工业建设项目的53％分布在内地，222个项目分布在东北和沿海城市，合理地利用原有工业基础。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历史》等
材料二 1996年，经中共中央建议，八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提出指导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针，更多关注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和战略布局、改革开放的主要任务和部署、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和基本政策等宏观经济问题；纲要要求，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到201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过十五年的努力，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再上一个大的台阶，为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现代化，开创新的局面。
——摘编自《中国改革开放30年》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内容，简要归纳“一五”计划制定的历史背景及其意义。(2)比较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内容，指出两个有关五年计划的文件在主要内容上的不同，并略述从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 “一五”计划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由周恩来、陈云同志主持制定的。“一五”计划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到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五年合计钢产量1656万吨，等于旧中国从1900年到1948年49年间钢的总产量760万吨的218%,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
——摘编自龚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材料二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工业化步伐显著加快。从2012年到2021年，工业增加值从20.9万亿元增长到37.3万亿元，50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我国有四成以上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截至2021年底，全国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分别达到51.3%和74.7%,比2012年分别提高了30.7和25.9个百分点。发布留能制造国际标准42项、国家标准300多项，基础共性和关键技术国家标准的覆盖率达到97.5%。截至2021年末，全国企业的数量达到4842万户，增长1.7倍，其中99%以上都是中小企业。我国规模以上的工业中小企业户数达到40万户，营业收入超过75万亿元，利润总额达到4.7万亿元，较2012年分别增长23.5%、38.7%、37.1%。
——摘编自中国社科院《改革开放简史》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简述“一五”计划时期，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影响。(2)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新型工业化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化道路的不同之处。
材料一 及明之季，荷兰入处，布政施教，始以其法颁之台湾，所谓属地之法也……荷人以此法颁之爪哇，且以行之台湾。土番睍睍伈伈，受其约束，莫敢支吾。
泉、漳二郡商民贩东西两洋，以代农贾之利，比比然也。自红夷肆掠，洋船不通，海禁日严，民生憔悴。
——连横《台湾通史》上册
材料二 美国学者弗兰克所著《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在综合各家之说的基础上提出，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全世界白银产量的1/4至1/3流入了中国……大量白银的流入必然对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就出口的大宗商品生丝和丝绸而言，其产地主要为太湖周边的江南地区。因海外市场的刺激而迅速崛起的“外向型”经济，促进了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全面发展，从而将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王家范等《大学中国史》
材料三 明末清初，西欧耶稣会士东来，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徵等中国士人协同译介西方文化成就（《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坤舆万国全图》《远西奇器图说》等），清代顺康两朝，皇室爱好西学。与此同时，数以百计的来华耶稣会士又向西方译介中国经典及社情，此为欧洲启蒙运动的一种精神借鉴。
——冯天瑜《明清之变何以改变中国》
(1)根据材料一指出新航路开辟以后中国的海防危机并结合所学指出后果。(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新航路开辟以后中国获取的美洲物资及中国的外销商品，指出这种“经济全球化”对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
(3)根据材料三写出明末清初“译介西方文化成就”的西欧耶稣会士（一例）和徐光启的科技著作（一例），概括指出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特征。
材料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吹响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号角，以安徽为源头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形式的改革迅速拓展至全国广大农村的每个角落。同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符合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发展生产力要求的所有制关系。1979年4月，党中央召开全国经济工作会议，针对改革开放起步的势头和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形，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这是实行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次对经济建设做出重大决策，也是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一次根本转变。
——摘编自张佳雨、陶景霞《试论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大复苏》
材料二 1991年2月，邓小平在上海听取浦东开发规划汇报时就曾表示，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在一年后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再次强调：“上海要树立‘后来居上’的指导思想，可以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发展起点更高一点，搞得更好一点，更现代化一点。”南方谈话吹散了人们思想上的迷雾，成为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深圳时肯定了深圳在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取得的成绩，并指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
——摘编自严圣禾、党文婷等《南方谈话：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向新阶段》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探索经济改革的新途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