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美国对苏“冷战”的重要支柱，两极格局瓦解之后，北约的未来走向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在“冷战”结束初期，西方国家许多人（包括美国人）都认为北约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甚至有人作出“北约即将死亡”的论断。然而，原北约成员国尤其是美国并不甘心北约退出历史舞台。就欧洲安全问题来说，在西方国家看来，北约在这方面的作用是其他组织或国家无法替代的。……北约也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大支柱……不仅如此，欧洲仍是美国核心利益所在，美国仍需要通过北约来实现其对欧洲局势的控制。此外，将中、东欧纳入西方阵营，不仅会为美国及西欧赢得更广阔的战略空间和战略纵深，还会对俄罗斯构成有力的制约，有利于美国单极世界秩序目标的实现。因此，美国及其他北约成员国作出了保留北约、改造北约、扩大北约的决定。
——摘编自张建华主编《世界现代史：1900-2000》
材料二 上海合作组织于2001年正式成立，是欧亚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安全与经济合作组织。上合组织成员国奉行平等互利、不结盟、不针对其他国家和组织及对外开放的原则，旨在促进成员国的相互信任与睦邻友好，维护和加强地区和平、安全与稳定，促进经贸合作。2017年6月，上合组织完成首次扩员，吸纳印度与巴基斯坦为正式成员国。新成员国的加入，地理活动空间的扩展，议程的扩大，不仅会深刻影响上合组织的内部运行和发展前景，改变各成员国在上合组织和地区内的利益格局，还将重塑整个中亚与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格局。
——摘编自李亮《上海合作组织扩员研究：过程、影响及其应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国家保留并扩大北约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约东扩和上合组织扩员的不同。
材料一尽管乾隆皇帝在1757年发出了“闭关”的上谕，“通夷之各关口，严行封禁”，东印度公司还是代表英国在1760年向中国提出乞改广州海关，一改贪污、腐败等弊端，以期求得正常的商业交往，但是清廷却认为这是英国人“心怀叵测，不可不留心筹计，豫为之防”，对此加以防备，不理会英国的贸易请求。
——摘编自翁俊媛《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商业交往》
材料二1726年12月28日，法国东印度公司致函其派驻印度本地治理的委员会，准其利用公司船只承接运输业务，装载私商货物前往澳门和广州，而且“运费始终要比英国人的运费低一些”，以增强竞争力。1730—173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训令大班“垄断今年广州所有的绿茶”，尽可能地阻止法国人、奥斯坦德人及荷兰人取得任何绿茶，以免其走私运入英伦。英使马戛尔尼于1792年受命访华，引起了法国人的忧虑，指出当时英使觐见乾隆皇帝，藏有不可告人的目的，“不仅要将法国，而且还要将所有其他海洋诸强统统逐出中国贸易”。
——摘编自吴敏《广州贸易时期的英法关系》
材料三马戛尔尼此次访华欲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和开辟对华贸易的核心期许为清廷所拒。1793年的外交失败对于英国政府进一步对华政策的制定影响极大。英国东印度公司寄希望于马氏访华能够打开中国市场。可是，马氏访华失败了，因此自1798年以后，对华鸦片贸易量呈现激增状态，迅速达到4000箱/年，并很快突破5000箱/年、6000箱/年。
——摘编自李秦《从<马嘎尔尼访华日记>看英国外交》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8世纪晚期清政府﹑法国对中英贸易所持的态度。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末英国针对中英贸易采取的措施。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清政府，法国、英国关于中英贸易的做法。
材料一:给每一个人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一切已有的价值规范和秩序将被重新估价和重新构造。这确乎是西方社会转向现代建构起“现代性”道德价值观念体系的基本出发点。使人们有可能逐步意识、认同、接受乃至维护和坚持诸如自由与平等、人权与人道，个人与社会、自然法与国家民主（法制）政治……全新的“现代性”政治和“现代性”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念。启蒙的道德意义在于摆脱中世纪神学的信仰伦理传统，在于建造和建立一种新的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秩序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体系。
——摘编自万俊人《西方“现代性”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之建立论纲》
材料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运动，是在面对过去、反叛过去的激烈态度中形成的。在民主方面，从对西方的议会制度产生兴趣和仰慕，到君主立宪主张的提出，再到民主共和方案的设计，最后人们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在科学方面，从“师夷长技”阶段对西方“坚船利炮”的羡慕，到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引进，再到自然科学的传入，最后人们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研究。
——摘编自薛子燕《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
(1)根据材料一，概括启蒙运动价值观体现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文化运动价值观的内涵。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西方现代价值观建立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唐代士人阶层编撰家训的风气日盛，如王方庆《王氏训诫》，柳沘《戒子孙》，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家训内容多以“忠孝”教育为主，“名门右族，莫不由祖考虑孝勤俭以成立之”。唐代家训开启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富贵、财产不再恒久，“读书便是随身宝，高官卿相在朝廷”成为人们的最高追求。
——摘编自金滢坤《中国童蒙文化研究》
材料二: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空前繁荣，甚至商贾之家都有家训。明太祖颁布“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教民六谕》成为明朝家训的指导原则，清朝统治者对明太祖的“六谕”稍作修改，要求乡约每月宣讲。明清家训重视贞烈观，以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孺皆知，女子家训、家法惩戒、婚丧嫁娶规范等内容愈见增多。
——摘编自徐少锦《中国家训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家训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清时期家训文化的变化。
材料 我国古代农业曾经长期领先世界，也养活了众多的人口。但进入近代以后，西方自然科学在农业中的运用，把中国传统农业抛在了后边。有识之士不断反思中国传统经验型农业的内在缺陷，梁启超曾分析，中国传统观念使得自然科学知识与农业生产严重脱离。甲午战后，人们似乎达成了“振兴农工，实富强之本”的共识。在维新派的呼吁下，百日维新期间农业改革的诏书措施主要有：劝谕绅民“兼采中西各法”发展我国的农业；建立农业行政机构，专督农业生产；引进西方农学，发展农学教育，设立农务学堂，编印外国农书；民间要“广开农会”，以利推广农业技术。上述措施并未因戊戌政变而中断，而是在地方督抚张之洞等人的支持下深化执行。戊戌变法时期的农业改革，使我国传统农业不论在技术体系上还是农学体系、经营方式上，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
——摘编自张守权《戊戌变法对中国传统农业的改良》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戊戌变法重视改良农业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戊戌变法农业改革的意义。
材料一 相较中世纪经院哲学思想指导下教育的垄断性和单一性，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学提出只有周全地掌握知识才能使人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自我。这一时期意大利的大学开创性地把历史纳入大学课程里来，使得历史学的重要性达到空前的高度。职业性学科主要分为法学、医学和神学三类。各个大学里所设民法教授的数量相比以前都有大幅增加；医学中对解剖学的重视和医学人文主义的出现使得学科课程有了很大的改变和发展。在15世纪末以后，数学的教学内容发生了很大变化，代数和几何都成了数学学科的内容，数学在天文学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除此之外，绘画艺术、音乐和体育也成为大学学科的组成部分。与人文学科相比，文艺复兴时期的大学里自然科学的地位相对较低。
——摘编自陈超《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学的教学革新及其当代意蕴》
材料二 18世纪末的新人文主义思潮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发展和实现个人的全部潜力。这要求语言学、古典学科、历史、自然科学和哲学，都在大学这种教育形式中得到体现。这种从人的全面发展考虑的大学导向将哲学院变成大学的中心。柏林大学创始人洪堡强调哲学院应成为科学研究的发源地，成为其他学院效仿的榜样，并相应地增加哲学院的教授和讲座数量。源于哲学院的研讨班也为其他学院所采纳。在18世纪的大学研讨班里多是“向学生传授一些被认为有用的不成体系的实务知识”，在此基础上，18世纪末柏林大学的研讨班，更加强调“让学生参加教授的研究活动，是以使学生习得教授的思想、教养为目的”。
——摘编自李东升《研究型大学在德国兴起的三步曲——从哈雷到哥廷根再到柏林大学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概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大学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归纳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大学相比，18世纪后柏林大学新发展的表现。
材料一 明朝，内阁阁臣的选拔方式大致有两种：特简和廷推。特简是指由皇帝直接以圣旨的方式任命阁臣，而不通过吏部。这种方式大致又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由皇帝本人亲自选拔出阁臣；二是皇帝采纳大臣们的荐举，或由中官们的援引而任命；再有一种形式是由现任阁臣们推举若干名人选，再由皇帝点用。万历以前，阁臣的选任大多是通过特简。而万历以后，则多是廷推。廷推是由吏部会同九卿、科道共同推举，推举出的往往是一些威望素著的大臣。明代的廷推大典形式很严格，大都是朝廷的高级官员和言官们，所以，廷推能够采纳众议，较为公正。特简和廷推的决定权最终还是在皇帝手中，因而皇帝的喜欢与否是能否入阁的决定因素。
——摘编自冯宪军《明代内阁阁臣的选任》
材料二 明朝内阁相当于一个秘书处，这在法理上来说内阁是没有宰相之名，由此也就没有宰相之责，可又确有宰相之权。内阁行使相权缺乏律法依据，所以外廷同内阁之间会出现一些权力上的纷争，在责任上也会相互推脱。明朝的内阁，受到皇权和宦官势力的牵制，当年张居正任首辅，仍须与司礼监太监冯保结好才能执掌大权。明朝内阁其本意是想要分担皇帝的政务压力，但是后来却因为内阁权力划分和律法等问题，使得内阁是一种不健全的存在，在皇权的压制下，内阁被夹在了皇权和外任官员之间，极其容易受到君主意志的影响。
——摘编自陶佳城《浅谈明朝内阁制度的优缺点》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内阁阁臣选拔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朝内阁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材料一 在西方近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制度逐渐解体，儒学走向衰落，中国面临亡国、亡种、亡教的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和挑战，康有为积极求“变”，对儒学进行改造和重构。康有为模仿基督教，创立并倡导孔教，以宗教的形式重建儒学，为儒学的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寻求合适的形式。他利用今文经学诠释经典的方法，将西方进化论、民主政治和人道主义思想等融入儒学的思想体系。此外，康有为还尝试将科学研究方法引入儒学研究，但他对科学并不盲崇，而是认为科学与道德各有其作用和边界。
——摘编自邓林华《守常与应变——康有为与儒学现代转型》
材料二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并没有全部反传统，他们强烈反对的只是儒家文化中的许多糟粕。但知识分子的行为方式毫无疑问是猛烈的，对儒家糟粕的攻击是激烈的。儒家传统文化是一个结构性的框架，它是一个整体，文化中的各个部分是统一的，即使是它的糟粕，也与儒家文化的精华乃至整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是，当它的一部分，尤其是一个影响了中国人几千年的部分受到猛烈攻击时，它的整体框架便动摇了，人们甚至会怀疑它的全部都是错误的。就这样，儒家文化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开始动摇了。
——摘编自薛超良、刘思悦《新文化运动对儒家文化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变革儒学主张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主要目的。
(2)根据材料二，指出新文化运动对儒学的态度，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文化运动的影响。
材料一 王安石的第一项经济改革措施是解决农民的资金短缺问题。1069年的青苗法向急需资金的农民每年提供两次贷款，农民缴纳赋税时按20%的利率返还利息。这比农民向私人放贷者借贷的利率更合理些。私人放贷的利率达到70%，把小自耕农和租种土地的佃农逼到破产的境地。这项改革计划在官员中激起强烈反响，反对派认为，与其说新政节省了财政开支，不如说加强了中央集权，并进一步加深了官僚化。从金钱交易中获利不是国家该做的事情。在各级行政机构，包括地方州县，改革的敌对派或明或暗地干扰，拖延甚至阻止改革措施的实施。
——摘编自【德】迪特·库恩《宋的转型－儒家统治的时代》
材料二 青苗法实施中，出现了地方官强行让百姓向官府借贷，而且随意提高利息、加重盘剥的现象。这成为反对派攻击新法的借口。新法一直在守旧派的攻击和变法派内部意见不一致的艰难情况下进行。1085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变法派成员相继被排挤出朝廷，史称“元佑更化”，变法受挫。
——摘编自傅乐成《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安石实施青苗法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青苗法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简要评价王安石青苗法改革。
材料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军规定“伤害外人者斩”“保护租界者赏”“守卫教堂者赏”。嗣后美国驻汉口领事虽然拒绝承认武昌革命军政府，但同时也拒绝清政府提出的由外国军舰帮助巡护长江，阻止革命军渡江的请求。武昌起义后短短半个多月，中国南方多省宣布独立，美国国务院认为此时向清政府借贷款是“不合时机和不明智的”。虽有个别美国外交官和商人担心革命威胁美国利益，主张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国务院却收到民众和舆论界潮水般的信件和电报，他们大多要求美国尽快承认中华民国。
——摘编自崔志海《美国政府对辛亥革命态度的原因分析》
材料二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政府向美国寻求援助，但因美国顾虑美日关系而遇冷。1939年2月起，美国才陆续以民间贸易的形式向中国提供几笔数量有限的贷款。太平洋战争美日正式开战前夕，美国政府通过《租借法》，以总统名义扩大对华援助。《租借法》规定反法西斯战争结束，“租借”援助即告停止，但中国在1945年9月以后又继续获得与整个战时中国所获“租借”相当的“援助”。周恩来对此指出，“今日美械师几乎全数用之于进攻中共解放区”。
——摘编自任东来《抗战期间美援与中美外交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美国政府对中国辛亥革命采取中立态度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从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援助”的变化趋势并进行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