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十三世纪，蒙古贵族进行第三次西征，疆域在西边达到了黑海、叙利亚一带，出现了一个横跨欧亚的大汗国。蒙古在各地建立完善的驿站制度，并派兵保护和维持交通秩序。从中国直到西欧，东、西方商使往来不绝。这时意大利的威尼斯垄断了地中海东部的航运和贸易，威尼斯的势力范围和蒙古帝国衔接起来。公元1275年，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跟着父亲和叔父到达蒙古大汗驻所上都。此后的十七年间，马可·波罗一直在元朝供职。他除了在京城大都视事外，还经常奉大汗之命巡视各省或出使外国。作为一个见闻广博的旅行家，他留下了一部脍炙人口的游记。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作为早期的世界地图，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行记》。

———摘编自余士雄《中西方历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

材料二   1275年左右，列班·扫马和弟子马可从元大都出发，沿着丝绸之路一路西行，经新疆和中亚诸国抵达巴格达。他们在伊利汗国停留数年后，专奉伊利汗国蒙古统治者阿鲁浑的旨意，代表蒙古帝国出使法国、英国和罗马。列班·扫马的西行不仅拜见了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和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增强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而且在罗马建立了中国与罗马教廷的联系，对东西方基督教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马可·波罗实现的是13世纪欧洲人的中国之行，那么列班·扫马实现的则是中国人的欧洲之行。列班·扫马的西行向欧洲透露了交好之心，从而架起了欧亚外交的桥梁，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中西交流。作为最早游历西亚和欧洲的中国人，列班·扫马无愧于“中国的马可·波罗”之美誉。

——摘编自热依汗·卡德尔《列班·扫马的丝路之行》

材料一   16世纪，西式建筑在中国出现，多集中于澳门，主要由传教士和殖民商人修建。18世纪，由传教士郎世宁、王致诚设计，中国工匠精心修建的圆明园分园——长春园的欧式宫殿，是中西建筑文化交流的光辉典范。鸦片战争后，西式建筑作为工业文明的体现，开始大量传入中国，给国人巨大的思想冲击，如康有为见识了香港西式建筑林立、街路整齐后，认为西人治国有方，进而摒弃了“西人为古之夷狄”的看法。20世纪上半叶、西式.建筑规模进一步扩大，如上海国际饭店高达24层。另外，资政院、教堂、医院等建筑也一改中国传统建筑.“城高池深”的特点，体现了某些近代社会的气息。

——摘编自田毅鹏《西式建筑进入中国的沧桑往事》

材料二   早在秦汉时期，西方就通过陆路交通，从中国瓷器、漆器等商品上的建筑、风景图案信息来猜想推测中国园林。16世纪末开始，来华传教士的著作中对中国园林的记录让西方全新认知了中国园林，如《张诚日记》认为中国屋宇、花园的美在于布置得宜和对自然的模仿。18世纪，传教士马国贤、王致诚分别将《避暑山庄图咏》《圆明园图咏》传到西方，让西方对中国园林的了解进入到图像时代。受中国园林艺术影响，英国率先在西方兴建了以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为特征的自然风景园。

——摘编自李晓丹《17—18世纪中西建筑文化交流》

材料   中国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地图上画长城现在已经无法确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最早标有长城的地图是宋代的。学者研究发现宋代并不是一个修筑长城和利用长城进行军事防御的朝代，但宋人却认真地在许多全国性舆图上都画上了长城。今天苏州碑刻博物馆藏有一块宋代图碑，上刻《地理图》一幅，图中就有长城。值得注意的是图下部的跋文说道：“中原土壤北属幽燕以长城为境，旧矣。至五代时，石敬塘弃十六州之地以赂契丹，而幽蓟朔易之境不复为吾有者三百余年。”长城虽不是边境，但长城的意义本是阻抗北方民族的南下，所以图的编制者仍画上实际上不起作用的长城以求理念上的不败。此幅地图的编制有当年的时代意义，如跋文的最后一句话所言：“庶几观者亦有所感发焉”。所谓观者的“感发”就是感怀华夏北方领土的失弃。

——摘编自唐晓峰《宋代地图上的长城》

材料一   在西欧中世纪，教士和修道士的布道是一种重要的对民众直接进行神学指导的方式，是指教士以传道人的身份所进行的道德说教。中世纪的布道辞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关注话题、神学发展、语言学的发展、教俗人士的评论等。13世纪出现了极为普遍的所谓“针对性布道”，将听众分为“妇女”“教士“和“市民”等等，布道时耍兼顾听众的兴趣及时调整内容。通过戏剧来灌输信仰也是对民众进行基督教化的一种重要路径。戏剧为大众提供了一种对《圣经》中的多种阐释进行了解和认识的方法和途径，还有以说教为目的，强调人对神的依赖以及个人与社会责任的道德剧、神秘剧等戏剧。此外，基督教会还利用寓意故事来进行基督教化的伦理道德说教。这些教化方式使得道德教化在民众中的传播更为广泛和普及，其过程也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渗透性，这些活动促进了基督教伦理道德体系的建构。

——摘编自邹丽霞《<罗马人传奇>与中世纪后期拉丁西方的道德教化》

材料二   宋代，社会风俗的教化与规范呈现出新的面貌。如宋真宗率百官亲赴曲阜孔庙祭莫，亲撰《崇儒术论》，救编《九经疏义》领行学校，作“劝学诗”明谕天下读书人。《宋史·职官志》中记述：地方官员具有“宣布条教”“旌别孝悌”“举行祀典“宣风化”等职能。在重建学校教化传播通道方面，庆历四年范仲淹推行“新政”时邀请教育家胡瑗赴京师执掌太学，将长达30年的苏湖私学教化经验引进太学。此外，乡约、家训等也在民间的社会教化中发挥重要的功能。如北宋学者吕大钩创立的《吕氏乡约》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这其中“德业相劝”和“过失相规”着重于个人道德修养方面，而“礼俗相交”和“患难相恤”则侧重于个人道德的放大所造成的社会效应。陆游《放翁家训》也要求子孙秉承祖上清廉的家风，淡海名利、功利，教训子孙戒懒惰，与人为善，平等待人，同时祝福子孙要尽忠报国、廉洁为官、重视节操、不贫图富贵。

——摘编自张雪红《试论宋代社会教化的新特征》等

材料   西班牙人对美洲的征服粉碎当地文明的基石——印加帝国时期四通八达的大多数道路，只剩下岩石和荆棘；巨大的公共工程大部分随着岁月而消失，或被抢夺者毁坏；成百成千的印第安雕塑家、建筑师、工程师和天文学家同众多的奴隶混在一起，被抛到西班牙人的矿井中从事粗笨的、累垮人的采掘劳动。西班牙人还规定了印第安妇女服装样式和发式。1781年印加皇帝的嫡亲图帕克·阿马鲁（白人与美洲土著人的混血种人）领导了大规模的救世主式的革命运动，其他英雄还有墨西哥人伊达尔哥、莫雷洛斯等。当独立后的拉丁美洲人试图起步时，英国人又向他们举起了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双面魔镜，就像后来的美国人挥动的民主自由变色旗——有利的一面总是朝着自己。

——摘编自【乌拉圭】爱德华多·加利亚诺《拉丁美洲——被切开的血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