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太祖初壹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一》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初中央官制演进的基本特点，结合相关史实加以说明。(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内阁阁臣的地位变化及其参政优势，分析对明代政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中央官制的发展趋势。
材料 早在西汉时期，日本列岛上的倭人国家便开始定期晋见汉朝设在乐浪郡（治所在今朝鲜）的官吏，从而揭开了中日官方贸易的序幕。这一时期的中日贸易是一种偶然的、非定期的往来，且以简单的物物交换进行，但输入日本的先进生产技术给日本社会注入了新的血液。到隋唐时期，中日间使节往来频繁，遣唐使实质上是一种变相的官方贸易，这使大唐的先进文化全面而系统地输入日本，两国的官方交往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由于日本当时的商业还没有形成独立的部门，中小商贩还不具备来华贸易的实力，当时，官方贸易仍据主导地位，并呈现鼎盛的局面，直到唐末才随遣唐使的废止而衰微下去。
五代、宋元时期，中日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断绝，影响和制约了官方贸易，由于元朝时发动征日战争，官方贸易受到冲击而大为减少。但这一时期日本社会发展较快，出现许多专业商人，随着日本国内庄园经济的发展，日本出现了许多以庄园为依托的秘密贸易港，中日民间贸易得到长足发展，中国的药材、珠宝、铜钱、书籍大量输入日本，同时日本的莳绘、螺钿、水晶、扇子、刀剑等也深受中国人的喜爱。明朝时期，明廷出于消除倭患的政治目的，日本出于获取利润的经济目的，中日间官方贸易再次复苏。明后期，倭寇祸乱日益严重，这成为明廷的沉重包袱，中日官方贸易在嘉靖年间彻底终止，同时明清政府厉行海禁，德川幕府后期也先后五次颁布“锁国令”，致使两国的民间贸易也只能以走私这种畸形的方式表现出来。
——摘编自黄尊严、王芳《浅议古代中日官方贸易的特点》
(1)根据材料，概括古代中日贸易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日贸易发展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劳动正义思想，如保障“制民之产”，落实土地“均”“正”，践行“薄其税敛”，重视按“劳”各得其分，尝试“与民分货”，倡导“取于民有制”。保障“制民之产”是抓住了保障劳动正义的根本；落实土地“均”“正”是践行劳动正义的基础；践行“薄其税敛”是落实劳动正义的重要举措；重视按“劳”各得其分是实践劳动正义的中心环节；尝试“与民分货”是推进劳动正义的必要补充；倡导“取于民有制”是改善劳动正义的重要措施
——摘编自刘伟雄、李连根《中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及其现代启示》
材料二 进入阶级社会后，尤其是前现代社会，相比神话英雄、宗教人物、王公贵胄，出现在艺术作品上的劳动者的形象相对稀少了很多。直到16世纪，在商业发达的北欧，一些画家不吝创作以劳动者为主的绘画作品，这些作品中，劳动者质朴、快乐的形象中不失愚笨的一面，这是因为当时的艺术家“对乡村农家的态度与莎士比亚相似，习惯拿乡下佬开心”。到19世纪中期，现实主义明确把劳动者当作主要描绘的对象，创作了很多传世的经典作品。如古斯塔夫·库尔贝1849年创作的《碎石工》、米勒1857年创作的《拾麦穗》等，这些作品不仅体现了广大劳动者艰苦的劳作状态和艰辛的生活情景，实际上更是对当时社会制度的批评和拷问。
——摘编自郭广林《浅议近现代绘画与摄影里的劳动者形象》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者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事业中用勤劳和汗水、智慧和创造，营造了劳动光荣、知识崇高、人才宝贵的社会风尚，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壮丽篇章，涌现出大批劳动模范和鼓舞人心的劳模精神。在新时代，应重温劳模精神的丰富内涵，继续大力弘扬劳模精神。
——摘编自储新宇《弘扬伟大劳模精神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劳动正义思想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西方艺术界对劳动人民态度的演变趋势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时代大力弘扬劳模精神的伟大意义。
材料一 欧洲人开辟新航路绝非历史的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社会根源，还有一定的思想根源和宗教根源，商路不畅和转运成本过高造成的商业危机则是一个直接原因，以上因素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必要性；同时，欧洲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知识的进步、皇室的支持表明新航路开辟的主客观条件也已具备，远洋航行是可行的、有希望的，这些都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可能性。
——摘编自田丰秋《浅议新航路开辟的原因》
材料二 新航路开辟以后，世界各地区之间不仅有经济的往来，还有文明的交流。就以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例，四大发明问世后，逐渐走向了世界，对改造世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摘编自王蕊《浅谈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构成了新航路开辟的可能性”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航路开辟的影响。
材料一 世风即社会风尚，是指某一时期一个民族或一个地区的民众共有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和方法。汉代的“山东”、“山西”，又称“关东”、“关西”，乃是指华山和函谷关东西之地。山东主要包括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以及湖南、湖北诸省；山西主要包括今陕西、甘肃、四川三省。在西汉的四十六位丞相中，仅有李蔡、公孙贺等极少数人出身山西，且这些人也大多是以军功卓著登上丞相之位的。山东丞相至少有将近四十位，且大都是治国理民的文臣。秦代和西汉时期的将领，除开国功臣之外，大部分是山西人。“秦将军白起王翦。汉兴，郁郅王围、甘延寿、义渠公孙贺、傅介子、成纪李广、李蔡、杜陵苏建、苏武、上邽·上官桀、赵充国、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贤、庆忌，皆以勇武显闻。”
——摘编自史建群《战国秦汉世风的区域性特征》
材料二 西汉疆域图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秦和西汉时期“山东”“山西”的世风作出合理解释。
材料一：在传统中国，边疆是尚未或者正在驯化中的地方，边疆问题其实是央地关系的次生形态。从唐至宋，我们看到了两种边疆问题的解决方案，以及它们的实施结果。一种是唐代的藩镇模式。藩镇节度使本来是中央派出的边防统兵官，后来势力膨胀，引发了安史之乱。在唐朝之后的宋朝，对藩镇模式失败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解决方案是建立了一个极端的分权模式。
——摘编自赵冬梅《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
材料二：设置宣政院……负责处理民族和宗教事务，这些机构的设置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行省制度的确立，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调整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边远民族地区设置宣慰司、宣慰司都元帅府等，这些机构的官员中，更多的是当地民族首领人物……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由元代始。
——摘编自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唐、宋时期边疆治理方案的利弊。(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元朝地方管理制度产生的影响。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古代中国地方管理制度对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启示。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革。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富民”阶层崛起的原因并从国家发展与治理的角度分析“富民”阶层产生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的变化。并从经济、思想方面等简析明清商品经济发展对中国社会转型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均推崇“勇”德，下表是儒法两家关于“勇”德的论述
| 内容 | 出处 |
| “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 （要与面临任务知戒备、善谋划并能实现的人共事） | 《论语·述而》 |
| “贱礼义而贵勇力，贫则为盗，富则为贼” | 《荀子集解》 |
| “‘困而知’ ‘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 《中庸章句》 |
| “死而不义，非勇也。” “违强陵弱，非勇也” | 《春秋》 |
| “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怯民勇，勇民死，国无敌者必王”“使民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 | 《商君书锥指》 |
| “法之所加，勇者弗敢争” | 《韩非子集解》 |
材料二 西方的“勇”德最早表现于《荷马史诗》，它把尚武勇敢看作是最高美德，战场上越勇，获得的战利品越多，荣誉也就越高，越是受人尊敬。后来，思想家们又不断从哲学层面思考“勇敢”。亚里士多德： “一个勇敢的人，怕他所应该怕的，坚持他所应有的目的，以应有的方式，在应该的时间。一个勇敢的人，要把握有利时机，按照理性的指令而感受，而见子行动”。斯宾诺莎： “勇敢是一个人被激动而作同辈的人所不敢作的危险之事的欲望”。康德： “心灵通过思考而镇静地去承担危险就是勇敢”“轻率的人则是莽撞的，他敢于去冒险是因为他不知道危险”。
——摘编自陈娟《论“勇”——基于中西方传统德性教育的比较视角》
(1)根据材料一，分别指出春秋战国时期儒、法两家“勇”德的内涵，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儒、法两家推崇“勇”德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中国与西方对“勇”德认识的相同点。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传统“勇”德思想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黄帝是先秦时期众多的传说英雄之一，司马迁在《史记》中将其尊为远古第一帝王，并奠定了史“自黄帝始”的传统，而散居于各地的部落种族即使不是黄帝的后代，也是受华夏教化之民族。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有时也流露出对弱小民族的同情，但更多的则是对“以夏变夷”民族融合形式的赞扬。如称“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汉）况乃以中国一统，明天子在上，兼文武，席卷四海，内辑亿万之众，岂以晏然不以边境征伐哉！”
——摘编自王盛恩《司马迁的民族观及其对民族融合的影响》
材料二 在北魏前期，由于民族本位意识……汉化处于不自觉的状态。……北魏孝文帝以其非凡的勇气、魄力，矢志不渝地推进鲜卑族的全面汉化改革，将北魏汉化运动推向高潮。他的一系列汉化措施，使得鲜卑上层与汉族上层融为一体，使鲜卑族的主体部分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孝文帝在文化上汇通南北，大量汲取南朝文化，不仅补充了北朝文化的缺失，更有助于消除南北朝歧见。
——胡阿祥《魏晋南北朝史十五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司马迁的民族观，并简述其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魏政权汉化的特点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