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江西一带的红军的苏维埃区，为革命战争服务的美术兴起了。这些美术紧跟着苏维埃区革命形势而发展。为了教育士兵、 向群众宣传、 配合政策讲解等革命的需要，苏区的画报、传单画、标语画及壁画等，几乎同时产生。 当时的物质条件是非常困难的，所谓“画报”，不是油印，便是石印，作画所需和颜料，也来之不易。画家，有的是在知识分子中选拔，有的是在工农士兵中培养。当时的组织，出于对革命的需要，对于美术工作是很重视的。1929年古田会议，就曾提出：“根据教育士兵的需要，发动群众斗争的需要和争取敌方群众的需要调动文艺的力量，要艺术地编制士兵的教育课本，要把革命故事、 歌谣、图、报当作教材把红军中的艺术股充实起来，出版石、油印画报。 ”自此以后，红军的美术活动迅速地开展起来，居然在“中央苏区到处可以看到壁画”。

——摘编自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

材料二延安革命美术，多数是群众性的，宣传抗战，宣传革命。譬如延安的城墙上画有巨幅的宣传画，街头巷尾贴满了标语或标语画，同时还举行美术作品展览。1941年的美展，展出了木刻、漫画、招贴画以及雕塑和摄影。诗人艾青在《解放日报》发表了《第一日》的评论，称赞了这些革命美术。1942年的1月、2月，延安先后举行了“反侵略画展”，华君武、蔡若虹等都有较多的作品参加展出。2月，华君武、张谔、蔡若虹举行三人的讽刺画展，轰动了延安。这些画家，后来又画了许多反法西斯的作品。许多木刻家，不辞劳苦，竟深入敌人后方举办木刻展览会。有的作品，则配合生产自救进行宣传，并运用传统的年画形式进行创作，由于内容与形式都为群众喜闻乐见，博得广大群众的好评。

——摘编自华夏等《中国美术通史》

材料一   史料一《周礼》记载：“大司徒之职，掌建邦之土地之图与其人民之数，以佐王安扰邦国。”

史料二

	图中绘有山脉、河流、居民点,着重标出了9支军队的驻地、军队番号、防区界线、军事设施和行动路线。图幅中部的三角形城堡,是各支驻军的指挥中心。指挥城堡后面注有“甲钩”“甲英”的地方是军队武器、粮草的集聚地。
图：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长沙国南部驻军图》

史料三《晋书·裴秀传》记载，裴秀曾提出制图六体：一为“分率”（比例尺），二为“准望”（用以确定地貌、地物间的相互方位关系），三为“道里”（用以确定道路距离），四为“高下”（相对高程），五为“方邪”（坡度起伏），六为“迂直”（实地高低起伏与图上距离的换算）。

材料二   传说大禹铸九鼎，鼎上即有九州地图，称《山海图》。

春秋战国时期，已经初步具有比例的概念，地图的基本要素已经具备，种类为军事图和各国各地区图。

汉代的地图种类更多，出现了地形图、城市图、宫殿图等，涉及的地域也扩大到汉朝周边。

西晋裴秀提出了“制图六体”的理论，并绘制了《禹贡地域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地图集。

隋唐时期的地图有了等高线的概念，有的还附有文字，记载了户口、赋税、山川等，形成了全国性的图经或图志，并成为朝廷制定和实施政令的依据。

南宋时期，印刷地图出现。

明代的地图《广舆图》开创了系统地使用图例和“计里画方”的制图方法，并经印刷而大量发行。

宋代至明代，各类航海图也相继出现。

明末时期，西方传教士将投影法、经纬度测量法带入中国。清朝政府在传教士的协助下，进行了大规模的经纬度测定，绘制了《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标志着中国传统制图技术达到顶峰。

——摘编自葛剑雄《中国古代的地图测绘》

材料

近代中国出现的报刊的创办概况

——据李礼《转向大众：晚清报人的兴起与转变》和姚琦《中国近代报刊业的发展与百年社会变迁》整理

材料一   先秦《六韬》提出，“君不肖，则国危而民乱；君贤圣，则国安而民治”。儒家认为，“人之命在天，国之命在礼”，而“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中国古代的分封制、宗法制、郡县制、行省制、三司厂卫、军机大臣制度等，本质上是始终围绕“国家安全”而出台的政治制度。《孙子兵法》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元史·陈天祥传》感叹道，历朝历代，因百姓富安“以致乱”，百姓困穷“以致治”，“自有天地以来，未之闻也”。中原王朝极少对城外的强大政权发动战争，此即所谓“划疆自守，不事远图”。中原王朝虽以“天下”来看待国家，但“王者不治夷狄”思想始终根深蒂固。先秦时期，在边陲之地，均设师戍守，设界立关，广设隘、津、渡。秦汉时期，西北地区玉门关、萧关、大散关、严关等，在国家战略防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图被赋予了国家政体的象征意义，先后出现的《山海图》《禹贡地城图》《九域守令图》《六经图》等均与国家概念上的安全防御有关。秦代开始，贫苦之民被迁至边疆“移民实边”。西汉赵充国率领汉军在先零等地屯田。

材料二   清末民众视野中，国家安全的范围已经不仅仅指内地的安全，而且是包括蒙古、西藏、新疆等在内的国土“整体安全”。1894年，郑观应在《易言》基础上，以“富强救国”为主题，写成了体系完整、思想成熟的《盛世危言》提出了近现代“国家安全观”以及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方案。在梁启超看来，中国古代国家是皇帝的私有财产，皇杈的安全就是国家的安全，在一个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中国要存在下去，必须形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他最关心的不是“开明专制”，而是“国家理性”。他看重“开明专制”，把其看作解决“中国国家安全生存问题的一个理想和有效的方法”。梁启超认为，国家安全与否，并非富国强兵而获得物质财富和先进技术，而在于“新民”，“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张永攀《从先秦“王畿”到近代民族国家》

材料一   僧一行，俗姓张，父亲是武功县县令。一行少时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拜访道士尹崇，借阅《太玄经》数日，撰写《大衍玄图》和《义决》。武则天主政时期，一行为避祸出家为僧，隐居嵩山，拒绝征召，后前往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年），一行被其族叔强行带到长安，玄宗多次向他咨询安定国家、抚育人民的道理。当时的历法在推算天象方面渐渐出现偏差，玄宗命一行考查前代诸家历法，重新编订新历法；另派人制作黄道游仪，观测天象，与一行的研究互证。一行取《周易》“大衍之数”之名，主持编订《开元大衍历经》。一行去世时，玄宗赐给他“大慧禅师”的谥号。

——摘编自刘晌等《旧唐书》等

材料二   至元十六年（1279年），经元世祖批允，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并根据观测结果编订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其对地球自转周期的计算与现代值只差26秒。郭守敬还擅长制造仪器，创造和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景符等13种天文仪器。其中，简仪就是他对前代过于复杂的浑仪加以简化而成的；景符则是郭守敬宋代的八尺长的圭表增高到四十尺，并依据小孔成像的原理改制成的测影器具，它大大提高了测定精度。

——摘编自李兴濂《郭守敬：七百年前的中国科学之星》

——摘编自于美慧、齐佳《汉代柱式与古罗马柱式的比较》

——摘编自朱文涛《古罗马与汉代造物艺术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