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材料   法律权利的价值体现了一个国家对人的基本利益需要的尊重和对基本人格独立的重视，从侧面展现着一个民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中西法律权利的变迁过程中，两者的法律传统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范型。中国传统法律权利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体现的是义务为本位的价值观念，主张法律与道德紧密结合，共同为治。西方传统法律权利文化则深受自然法的影响，体现的是权利为本位的价值观念，遵守法律不仅是一种法律要求，也是一种道德要求，从一定程度上讲，守法就意味着守德。两种文化各有其固有价值，应理性审视。

——摘编自王小国《论中西传统法律权利文化的差异性》

材料一   论疆域，比明朝扩大了一倍以上，且东西南朔，“四夷咸服”；论财力，“内外度支，有盈无细，府库所贮，月羡岁增”，经济总量占居世界首位；论人口，从1700年到1794年的不足百年时间里已不止翻了一番，达3.13亿，占世界人口总数的1/3；论文化，完成了包括《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在内的“御纂诸书”；论城市，当时世界拥有50万以上居民的城市共有10个，中国就占了6个。

——上海社科院周武《论康乾盛世》

材料二   乾隆时代，或者说十八世纪的中国，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均有许多成绩，为前代所不能企及，这是就历史的纵向比较而言。……如果把乾隆朝取得的成绩作横向的考察，即放到当时世界范围中，与欧美国家相比较，那就会呈现出另一幅黯然失色的图景。清朝统治使中国丧失了250年，而关键与西方的时间落差恰恰是康雍乾三代的134年。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发生后的许久，人们才会感觉到切肤之痛。

——戴逸《论乾隆》

材料一   

1950年《中苏友好互助条约》签订	周恩来修改的《中印两国 总理联合声明中方草案》	1955年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

材料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外交政策出现了大调整和大突破。这一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到恢复，中美、中日关系先后实现了正常化。改革开放后，推动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参与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活动。提出以“坚持和平发展的道路”和“建设和谐世界”为核心的外交理念。积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对外交往格局更加丰富完整。新中国建交国发展到近180个。

——据齐鹏飞《波澜壮阔的新中国外交》

2021年为纪念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某地拟举办“新中国外交成就研讨会”。

材料   历届奥运会举办城市一览表

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等方面急剧的变化，从奴隶制度逐渐向封建制度转变。在学术上形成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纷纷著书立说，宣传自己的社会政治主张。各个学派之间、同一学派的不同流派之间，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学习和借鉴。这些思想构筑成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优秀传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

——摘编自《浅析先秦诸子思想异同》

材料作为中华文化主要源流的华夏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参与创造的。创造华夏文化的中原人融入了大量的周边少数民族，尤其是秦汉以后，大量的古代北方民族和南方民族，与居住在中原地区的华夏人融合，并把自己原有的文化带入中原地区，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当代的中原文化与古代的中原文化完全不同，其原因是融入大量北方和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通过文化交流，周边各族的文化传入中原地区，成为中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自张骞通西域后，经丝绸之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物产丰富了中原地区的物质生活，增加了中原人民的财富。

——摘编自何星亮《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分类与民族认同》

材料   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存在两个最独特最鲜明的现象：一个现象是社会结构的停滞性。自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一直到清朝，社会组织方式一直保持着基本相同的形态。另一个重大现象是社会的周期性大动荡，每隔两三百年，中国社会都要发生一次社会结构毁灭性的崩溃，然后又奇迹般地重建。我们提出的中国社会超稳定系统假说，正是通过分析中国传统社会结购，揭示周期性大动乱和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内在联系。这种超稳定系统特有的组织方式，使得每个王朝鼎盛时期，都呈现出高度繁荣，但是也造成了它在演化中的动态停滞。

——摘编自《开放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材料   秦王朝统一以前，诸国的文字并不统一，差异较大这给政令的实施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带来诸多不便。因此秦始皇在统一六国的当年便下令“书同文字”，即用简化的秦文“小篆”作为标准的文字推行全国，废除其他六国文字，并由丞相李斯和赵高等人编写小篆字书，规定作为学童必读的书本。另一方面，由于战国以来王权加强，官府事务繁杂，公文数量日渐增多。虽然是经过初步简化的小篆也不易书写而不能适应实际的需要，这样后来在实践中便产生了更易书写的字体，即所谓的“秦隶”。据说在秦统一中国后，有一个叫程邈的人总结群众的创造，向秦始皇奏上“隶书”新体，得到秦始皇的称赞，被作为秦书八体之一。

——李伯钦、李肇翔《中国通史》